2024年11月23日，第二届“东亚古典学的方法”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隆重举行。本次研讨会由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本语言文化系主办，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等机构协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外交学院、北方工业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等国内高校，以及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北海道大学等日本各大高校的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东亚古典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丁莉教授主持开幕式与主旨演讲环节。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陈明教授首先代表主办方致辞，向国内外高校的参会学者表示欢迎，随后以“江户时代《底野迦真方》及其相关写本”为题，系统梳理了“底野迦”这一源自古希腊、罗马的解毒剂传入东亚的历程，并通过对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底野迦真方》写本等相关文献的细致分析，揭示了近现代东西方医学文化交流的复杂关系。
东京大学文学部斋藤希史教授以“注释的古典与现代”为题，在AI注释、注释数字化成为大势所趋的背景下，探讨了古典阅读行为中的“接地性”（如何将古典文本与现实相关联），具体以谢灵运《山居赋》为例，分析了古典诗赋中的序、题、注等副文本如何发挥“接地”功能，强调了人工智能时代坚持古典注释方法的意义，即将注释作为一种深入思考的方法。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张哲俊教授则以“比较文学文献学：读书书目的交流关系校注”为题，提出从传统一般书目校注向更具体的阅读目录校注发展的新方法，并通过瑞溪周凤的《画梅》《湖山晴雨图》等实例展示了如何运用这一方法来校注和还原文学交流关系，论证了其学术价值。
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河野贵美子教授对三位主讲人的报告做出了精辟点评。她指出，陈明教授从物质文化的东西交流这一独到的视角切入，强调了透过翻译考察知识体系重构过程的方法论意义，特别是从医学用语的传播与变迁角度揭示了东亚文化接受的特质；斋藤教授所探讨的古典注释既是理解文本的工具，也是认识世界的途径，考虑到这一双重性，在探讨现代注释的可能性时还需要关注古代注释的自我认知问题；张哲俊教授提出了新的方法论，阅读书目的研究已经超越了传统书志研究的范畴，可以成为考察东亚知识交流实相的有效工具。
研讨会青年学者报告环节共设五组，汇集了全国各地高校的10位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上午前半场的两组学术报告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张龙妹教授的主持下展开。下午后半场的三组学术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李铭敬教授主持。
第一组聚焦平安朝和文学研究。
南京大学黄一丁老师以《蜻蛉日记》长歌出典为切入点，对“四散之鸟”的表述展开文本批评，通过对“巢守”、“卵”等词的考证，揭示了作品与《孔子家语》“桓山之鸟”及《国语》《战国策》中政治寓意的深层联系，为理解道纲母对安和之变及源高明左迁的复杂心理提供了新的解释维度。
外交学院马如慧老师则运用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分析了《源氏物语》“雨夜品评”叙事结构的多层性，特别关注男性议论女性而女性又对此加以评论的套叠结构，提出了超越传统框架的解释。
对此，张龙妹教授肯定了黄一丁老师关于“卵”与“碎”的解释，同时建议关注和歌的表达传统以及作为赠歌时对方理解的可能性，至于平安时代女性使用政治性表现问题，还需要有更广阔的视角。对马如慧老师的研究，她认可巴赫金时空论分析方法的有效性，同时建议进一步考察这样的视角是否成为《源氏物语》的方法以及在故事情节人物造型等上面的具体表现。
东京大学田村隆副教授则从文学史与文献学角度，对黄一丁老师提出了关于爱宫和歌关联性的新视角，并指出从典据的重层性角度进一步探究的可能性。对马如慧老师的报告，他在肯定叙述结构分析精确性的同时，提出了与其他场景叙述特质比较研究的重要性。
第二组围绕平安朝汉文学展开讨论。
厦门大学廖荣发老师首先就《扶桑集》的资料价值进行了阐述，而后对《扶桑集》的部类子目进行了重新审视，探讨了先行类书、词华集等对《扶桑集》的影响以及《扶桑集》对后世词华集的影响，提出了既往研究未曾设想过的“宝货部”“光彩部”等部类以及“三月尽”“九月尽”等子目。尤其重点论述了“三月尽”“九月尽”等日本独特分类的意义。
北京外国语大学李筱砚老师则探讨了以身延山本为基准重新校订《本朝文粋》卷十句题诗序的可能性，通过考察句题诗序的构成规则和汉诗表现技法、典故，对新大系本和国史大系本的校勘提出了重要的修正建议。
中国人民大学李铭敬教授对廖荣发老师的《扶桑集》研究给予高度评价，特别是其通过类书比较等复原部类子目的工作，同时建议更详细地考察“释教部”等日本独特部类的形成过程。对于李筱砚老师的《本朝文粋》校勘研究，李铭敬教授赞赏其以句题诗结构分析为基础的创新性校勘方法。他认为，这种不局限于简单对校，而是基于句题诗构成原理进行校订的方法具有重要价值。
京都大学道坂昭广教授从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角度，对廖荣发老师的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廖老师以《扶桑集》中“时节部”的“三月尽”和“九月尽”等子目为例，论证了虽然该书受到中国影响，但也呈现出日本的独特发展。道坂教授据此建议，在考察与类书等之间的对应关系时，不应简单地将中国书目视为规范，而应同时关注日本的独特发展路径。对李筱砚老师的发表，他肯定了李老师使用文献学传统方法校订《本朝文粋》文本的有效性，高度评价了李老师在研究中运用中国汉诗平仄规律来考订日本汉诗的研究方法。与此同时，他还强调了从文学性与思想性角度解析句题诗序的重要意义，并建议将文献学考证与文学思想分析相结合，以获得更为全面的认识。
第三组关注说话文学与文化交流。
北京大学向伟老师比较研究了日本绘词与中国画卷、敦煌变文的形式特征，明确了其共同点与差异，并通过细致考察奈良时代至平安时代绘词的变迁过程，从多角度论证了日本独特表现形式的确立过程及其在东亚文化交流中的意义。
北方工业大学赵季玉老师则通过分析《今昔物语集》咸阳宫描写的特征，揭示了其与《和汉朗咏集私注》等多种中国典籍的关联，特别详细地追溯了咸阳宫、函谷关、长城、雁门关四要素构成的景观描写的形成过程，阐明了平安时代对中国文化接受的实态。
北京大学丁莉教授肯定了向伟老师提出的从册子本演变为卷子本这一新颖的推论，同时也指出需要通过更为具体的案例来佐证。对赵季玉老师的发表，她肯定了在探讨中国典籍接受时关注注释书的重要性，同时建议以《和汉朗咏集私注》为主要出典的论证还需要进一步精查。
明治大学马场小百合老师在评价向伟老师关于“上图下文”到“左图右文”变化过程中敦煌变文影响的同时，建议进一步探究内容方面从佛教说话到物语绘卷演变过程的关联性。对赵季玉老师的研究，她肯定了朗咏注释书需求这一视角的重要性，同时从注释书抄本系统差异这一新角度提出了潜在的研究方向。
第四组探讨思想与文艺的交融。
首都师范大学张静宇老师从文本引用情况和朱熹注释影响两个视角，精细考察了《太平记》对孟子思想特别是仁政思想的接受，具体展示了继《论语》之后引用频度最高的《孟子》如何在综合赵岐古注与朱熹新注的基础上，被消化为实践性政治思想。
浙江大学胡文海老师则以《安永三年芜村春兴帖》收录的16幅俳画为主要分析对象，从叙事与写景的融合、“反转”手法的运用、文人趣味的追求三个角度，阐明了芜村独特的俳画美学与表现技法，展示了绘画与俳谐融合形成新艺术表现的过程。
清华大学高阳长聘副教授在肯定张静宇老师基于文本的细密分析的同时，建议进一步探究包括太平记讲读世界中的接受状况在内的孟子思想近世展开问题。对胡文海老师的发表，他高度评价春兴帖16图的分析方法，同时建议对春兴帖以外作品中的古典接受和芜村俳画理论背景进行更广泛考察。
东京大学德盛诚老师肯定了张静宇老师研究的政治思想史价值，特别指出第三部足利政权下思想变容可能存在的研究方向。对胡文海老师的研究，他在评价俳画与俳句关系性考察的同时，提出了与芭蕉的比较和芜村文人意识形成过程等今后的研究课题。
第五组集中探讨物语与类书的演变。
南开大学蒋云斗老师全面考察了江户时代代表性和制类书《新语园》的构成特征与文学史影响，通过精查各卷的逻辑结构阐明编纂意图，并具体论证了其对浮世草子和净琉璃等诸多体裁的影响，将其作为和制类书创造性接受的典范。
北京大学虞雪健老师通过考察慈童说话的演变过程，特别是从穆王受偈的变容、慈童角色的转变、与菊水说话的融合三个层面，展示了中国题材在日本被重新诠释为王权物语的轨迹。
首都师范大学周以量副教授从文献学视角，建议蒋云斗老师进一步通过当时书肆动向和出版广告的分析，深入探究作者浅井了意的编纂意图。对虞雪健老师的发表，他在肯定其将慈童说话与中世王权表象相联系的同时，提出应关注“不老长寿”主题的普遍性。
北海道大学金泽英之教授高度评价了蒋云斗老师对《新语园》内部结构的精细分析，并建议开展与《语园》的比较研究。对虞雪健老师的研究，他在肯定说话形成过程考证的严密性的同时，期待更详细分析与王权表象的具体关联，并提出了日中“平行”发展这一研究视角的重要性。
会议最后在京都大学道坂昭广教授主持下进行了综合讨论。东京大学斋藤希史教授就汉字圈中文字的功能、汉文文本的媒介性、文化空间的形成以及研究方法论的革新等问题展开讨论。
与会学者围绕各自研究与东亚古典学的前景展开了热烈讨论，特别就文本的传播与变容、地域特性与普遍性、研究方法的创新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北京大学丁莉教授在闭幕词中总结了本次以“注释资料与文献阐释”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强调了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和国际学术对话平台的重要性，并展望了第三届会议的举办前景，表达了加强同声传译等学术交流环境建设的期待。
本次研讨会不仅展示了东亚古典学研究的最新进展，更为中日学者提供了深入对话的平台，推动了东亚古典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发展。
撰稿:虞雪健
摄影:周之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