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22日，“东亚古典学的方法”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民主楼如期举行。会议代表包括陈明、道坂昭广、德盛诚、丁莉、杜晓勤、高阳、李铭敬、刘雨珍、马场小百合、田村隆、斋藤希史、张龙妹、周以量等十三位学者，以及艾宇博、匙可佳、李晓玲、卢康、王格格、王顺鑫、徐梦周、周维维等八位青年学者。北京大学的潘钧、刘琳琳、岳远坤，中山大学的贾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张馨芳等校内外学者也参与了会议讨论，另有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多名在京高校的青年学者列席旁听。
本次会议分为开幕式、论文报告、座谈会、闭幕式四个部分。在以“东亚古典学的视域与方向”为主题的开幕式上，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陈明教授首先发表致辞。陈老师指出了从古典学的角度探讨东亚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意义，强调古典学是建构东亚人文和学术世界的重要素材和基石，是东亚研究的核心组成部分。陈老师援引汉诗和佛经的例子，指出古典不仅渗透到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中，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并且在东亚的不同时期和不同作者的创作中，同一古典作品呈现出了多彩而鲜活的面貌。通过印度佛经中的譬喻故事成为东亚典故的具体例子，陈老师指出东亚的古典学研究不仅要聚焦于汉籍经典、汉文著作，还要在全球史视野下探讨接受西方文化因素的古典在东亚的生成、流传和影响。除了古典之文字文本之外，也应关注相关图像史料，以图证史，图文互证，为东亚古典学研究再开辟新路。最后，陈老师强调了青年学者的参与对于探讨东亚古典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意义，高度评价了本次会议的价值。
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杜晓勤教授和东京大学文学部的斋藤希史教授分别以“杨贵妃·白居易·空海——从陈凯歌的电影《妖猫传》说开去”及“汉字圈的多层性与古典学的回廊”为题进行了主旨演讲。
杜晓勤老师以一个具体案例呈现了一段中日文化、文学交流史。杨贵妃与唐玄宗的爱情悲剧被白居易写成《长恨歌》后，流传更加广泛，远播东瀛后在日本更是深受喜爱，从古代到近现代，与杨贵妃相关的文学、文艺作品数量众多，不胜枚举。从《今昔物语集》《十训抄》等古典文学作品到近现代的戏剧、小说、电影等各种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在接受的过程中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演变。当代日本作家梦枕獏的小说《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也是其中之一，小说以九世纪的历史人物、入大唐求密宗佛法的日本高僧空海为主角，以《长恨歌》为主脉，书写了一个新的杨贵妃故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线索来自于“杨贵妃之死”这一历史悬案。陈凯歌导演执导的魔幻电影《妖猫传》正是根据梦枕獏的这部小说改编而成，电影虽有种种扬弃和改编，但保留了小说的故事主线与魔幻悬疑的主色调，以极富冲击力的视觉画面，呈现出了大唐盛世的华丽图景，抽丝剥茧地讲述了杨贵妃之死的凄美故事，再次渲染了极乐之都长安的盛景。虽然电影与原著都是魔幻文艺作品，其中多有与史实不符甚至差距甚远之处，但看似荒诞的传说与故事反映了中日两国人民对大唐美人杨贵妃以及开天盛世图景的深情缅怀和浪漫想象。中国的古典传入日本、经历漫长的演变之后再以不同的姿态回归当代中国，这一跨越时空的文化、文学交流中实现了中日文艺美学的交融与升华。
斋藤老师则从多个角度详细考察了“汉字圈”这一概念，阐述了对东亚古典学方法的思考。斋藤老师指出，东亚地区往往被称为“汉字文化圈”，以“同文同种”这一概念强调其文化同一性。虽说使用汉字汉文的区域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场域，但是否能将其视为同一文化场还有待商榷。为此，斋藤老师提出“汉字圈”的概念，这是由多个书写体系构成且不断更新的、多种读写场域的连结体，这一连结体根据其中汉字汉文的书写情况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由历史意义及地理意义上的多重多层的场域形成。“汉字圈”也是探讨东亚古典学的方法之前提。接下来，斋藤老师从历时性角度将“汉字圈”分成三个历史层面进行了详细分析。第一个汉字圈是指春秋战国到秦汉统一后的中国；第二个汉字圈是指通过政治外交及汉文汉籍的流通而不断扩大的场域，也即是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中南半岛东部等在内、通常被称为“汉字文化圈”的地区；第三个汉字圈则是近代以后，在与西方文明的紧张关系中重新建构的东亚。
斋藤老师分析了“汉字圈”的发展及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特别是由于强调汉字＝中国而将汉字视为是本国语言的“不可回避的他者”的讨论。对此，斋藤老师认为应该关注的是书写语言与口头语言的距离，如果要说“他者”，不应该是相对于本国语言的“他国语言”，而应当是“书写”这一行为本身的“他者性”，因为书写语言能够超越地域与时代，因此容易被视为“他者”，而“古典”正诞生于这一“他者”之中。最后，斋藤老师阐明了阅读和书写行为各有其场域这一事实，提出了“古典学的回廊”概念，比喻性地阐述了东亚古典学的方法。所谓“回廊”，是指连接“楼”与“楼”的通道。通过分析“楼”的结构和功能，去发现回廊是如何与之连接的，或是沿着回廊发现新的“楼”，这也正是东亚古典学的方法。
在以“东亚古典学的方法与创新”为主题的论文报告环节，八位青年学者进行了发言，中日双方的学者针对每个报告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评议，指出选题、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创新点及可圈可点之处，同时也提出了今后的课题与可进一步深入的方向。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周维维同学以“‘记纪’中的渡海谭”为题进行了报告，对日本“记纪”中多种类型的渡海故事展开了综合考察。周同学分析了“入水献身型”“祈祷祭祀型”、“神助灵验型”等几种“记纪”中渡海故事的异同，并考察了其背后的文学、政治、以及宗教意图，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帝京大学的马场小百合老师和南开大学的刘雨珍老师对周同学的报告进行了评议。马场老师对周同学提到的“祈祷祭祀型”和“神助灵验型”两种渡海方式的异同进行了补充，并对《古事记》中神武天皇兄弟渡海的描写以及世界文学中的渡海谭等问题表示了关注。刘老师重点关注了周同学论文中提及的中国典籍的要素，认为围绕这一问题有必要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的王格格同学以“再论《古今和歌集》真名序——以‘文体’为视角”为题进行了报告。王同学从“文体”的角度对《古今和歌集》的真名序进行了研究，明确了“文体”一词的两层含义。接着，王同学从“文学体裁”的视角出发，以文章“形式”上的特征为线索，通过对《古今和歌集》真名序与前代的敕撰汉诗文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序文的比较研究，尝试对《古今和歌集》真名序的文学价值提出了新的见解。针对王同学的报告，京都大学的道坂昭广老师指出文章中对于“表现方法”的分类依据应进行更加具体的说明，且除文章形式问题外，可以针对《古今集》为何采用汉文写序，以及序文的具体出典、和汉文学共通性等方面对文章内容进行进一步考察。中国人民大学的李铭敬老师对道坂老师的意见表达了赞同，认为有必要更清晰地明确表达方法的分类标准。关于王同学提及的《古今集》的类书性质，李老师指出可以利用书序之外的线索加以补充论证。另外，李老师还指出在探讨汉诗集序及《古今集》真名序的基础上，可将假名序的内容也纳入讨论范畴。
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徐梦周同学以“《蒙求和歌》中‘孝’的変奏”为题进行了报告。徐同学选取了《蒙求和歌》中以六个孝子故事为题的和歌，分析其中和歌与中国故事之间的关联。徐同学指出，和歌在吟咏孝子故事时，明显可以看出从原本带有规诫性质的劝孝主题，转向强调母亲对孩子的深爱主题。可见《蒙求和歌》的作者在吟咏这一和歌群时，并不一定沿用中国故事原本的主旨，而是结合和歌的传统和日本文学中常用的主题来进行创作。马场小百合老师和首都师范大学的周以量老师围绕徐同学的报告展开了评论。马场老师指出，《蒙求和歌》是研究日本对中国的童蒙书《蒙求》受容情况的重要材料，肯定了徐同学提到的董永故事在和歌中“ハハキギ”这一词所衍生出的双重性释义等课题。周老师表示，“孝文化”是东亚文化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值得进一步的研究。此外，周老师提出，徐同学在论文中提到歌人在创作董永故事和歌时还参考了其他资料，那么具体参考了哪些资料，有必要展开进一步的分析。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匙可佳以“化作‘春之故乡’的都城——藤原良经四季歌中的‘迁都’记忆”为题进行了报告。匙同学的论文以藤原良经的四季歌中关于“故乡”的表达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相关歌句的文学史变迁与历史背景，对其内涵与特征展开了考察。匙同学指出，福原迁都与平家离京逃亡、南都复兴等历史事件的影响，与当时歌人普遍具有的崇古思想相结合，“四季的流转与故乡的盛衰”这一主题在和歌中被反复吟咏，一系列和歌中的新风表达因而涌现。东京大学的田村隆老师肯定了匙同学对歌语的意义及其背后的时代意识做出的考察，同时指出，除了时代的整体背景之外，还应对良经本人的经历进行更加细致的考察，例如论文中提及的和歌具体由良经在哪一人生阶段创作。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龙妹老师对论文中提到的歌语中“故乡”和古都的对应问题表示了兴趣，同时提到为了论证论文中所述和歌之间的继承关系，有必要对相关歌句的表现史进行更加全面细致的梳理。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的艾宇博同学以“《太平记》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与中国故事—以护良亲王的能臣武将形象为中心—”为题进行了报告。艾同学的报告关注了讲述日本南北朝动乱的军记物语《太平记》中大量引用的中国典故，主要着眼于描绘护良亲王遭受陷害而跌落政坛一事时所引用的“骊姬故事”和亲王去世时引用的“眉间尺故事”。艾同学的报告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了中国典故的引用与护良人物造型的关系，阐明了中国典故对护良亲王能臣武将形象塑造的影响。围绕艾同学的报告，东京大学的德盛诚老师和北京大学的丁莉老师进行了评议。德盛老师指出，艾同学的论文不仅重新探讨了《太平记》中“骊姬故事”和“眉间尺故事”对护良亲王人物形象塑造的影响，还注意到了前人未提及的“吴越合战故事”的影响。此外，德盛老师还提到，《太平记》中的护良亲王形象已超越了传统的能臣身份，其作为武将的一面得到强调。同时，这种中国故事受容或者说历史受容与《太平记》的方法也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丁老师关注到《太平记》作者引用“眉间尺故事”的重点在于描写护良亲王死之惨烈，指出《太平记》的“眉间尺故事”增加了《孝子传》等“眉间尺故事”里原本并没有的内容（死时咬断剑尖等）。如果《太平记》中护良亲王惨烈之死的描写是基于“眉间尺故事”的虚构，那么需要重新考虑“咬断剑尖”等描写是否是《太平记》的创作，或者是来自其他资料的引用。丁老师还指出正如同日本学者所提出的“中世史记”这一概念所反映的中世日本接受中国典籍的复杂状况，需要对其中复杂的引用情况与《太平记》的创作方法进行更加综合、深入的考察。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的王顺鑫同学发表了题为“浅谈读本本事研究中中国学者的视点问题——以《英草纸》对《太平记》的接受研究为例”的报告。王同学指出，日本江户时代的新文学体裁——读本在语言风格、文章结构、情节安排、人物塑造等诸方面均对中国明清白话小说有所借鉴。而以往研究中，中国学者往往关注明清小说对读本之影响关系，重视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挖掘读本之本事。然而，读本作为日本古典文学体裁之一种，其在形成过程中对于本国文学的承继关系以及和化策略等问题亦不容忽视。王同学在报告中以《英草纸》对《太平记》的接受研究为例，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探讨。德盛诚老师肯定了王同学对都贺庭钟的《英草紙》与当时的净琉璃作品之间关系进行的细致考察，对王同学提到的歌舞伎要素表示了兴趣。另外，德盛老师还对王同学的论文中资料收集方式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清华大学的高阳老师认为王同学关于《英草紙》和《太平记物净琉璃》关系的考察富有新意，同时指出考虑到《太平记》对当时各种文学体裁的广泛影响，有必要对《太平记》的注释书及《太平记秘传理尽抄》等文本进行考察，以更全面地展示当时以《太平记》为轴心，各种体裁文学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此外，高老师认为报告的重点应该放在后半部分有关高师直形象的问题上，对论文的结构提出了一些建议。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李晓玲同学以“试论赖山阳竹枝词的一个侧面——以《长崎谣》《长崎杂诗》为中心”为题发表了报告。李同学选择选取了赖山阳所作的“长崎竹枝”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赖山阳对竹枝词本质的认识，并对其竹枝词创作实践与理论中的矛盾进行考察。李同学在报告中指出，赖山阳认为竹枝词的核心之处在于“质俚伧儜中寓缥缈之音”，若能记述风土民俗以备日后考证则为最善者。此外，由于游女在长崎的对外交流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是吟咏长崎风土不可或缺的要素，所以“长崎竹枝”中也有关于游女的描写，这与中岛棕隐等人的“游里竹枝”有本质上的区别。针对李同学的报告内容，斋藤希史老师指出，祗园南海的“江南歌”中缺乏时代性，而赖山阳在与之共鸣的同时，在自身的竹枝词创作中引入了时代性，而这可以视为对南海竹枝词的翻案。张龙妹老师指出报告中提到赖山阳的竹枝词在研究中通常被视为“西游诗”的一部分，应该明确将其视为“竹枝词”和将其视为“西游诗”的考察存在何种差异。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卢康同学进行了题为“梦枕貘《阴阳师》中的中国神话及民间神话的接受与中国形象的建构”的报告。卢同学的演讲以《阴阳师》中中国神话和民间传说的接受以及中国形象的建构为中心，探讨了危险的“唐”形象是如何建构的。卢同学通过对具体文本的分析，指出在梦枕貘笔下，没有一个中国神话人物是为日本带去幸福与安定的。可以看出，梦枕貘将中国神话及民间传说用作了建构中国危险性的素材，暗含着警戒、防范作为强有力的他者的中国、克服来自中国的威胁、制衡、压倒中国势力的创作意图。关于卢同学的报告，田村隆老师和周以量老师进行了评论。田村老师肯定了在前行研究非常少的前提下卢同学对《阴阳师》及其使用素材关系的研究，指出还需对更多有可能成为素材的资料进行更加综合、深入的考察，可以得到更加有深度的结论。周老师指出，需要关注夢枕獏对中国典籍的化用方式，以及原典是否来自汉籍等问题，同时需要注意到中日两国“鬼”形象的差异，在下结论之前还需经过更加严谨的考察。
青年学者的报告结束后，在道坂昭广老师和刘雨珍老师主持下，举行了以“东亚古典学的传承与合作”为主题的座谈会。
首先，八位青年学者围绕评议老师提出的问题，陈述了想法和观点，并对其他报告者的研究发表了感想，对今后的研究进行了展望。接下来，与会老师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关于“东亚古典学的传承与合作”这一命题的思考。潘钧老师回顾了自身的语言学研究，对青年学者们的报告予以了积极评价。潘老师还提到，随着研究资料的数字化，“真正的交流时代”已经到来。贾智老师表示，本次会议呈现了亚洲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强调了对中日经典的比较价值和方法展开探讨的必要性。围绕贾老师提出的课题，道坂昭广老师、斋藤希史老师、刘雨珍老师、田村隆老师、马场小百合老师、德盛诚老师、李铭敬老师采用不同视角，以江户时代被广泛阅读的《唐诗选》，平安时代深受喜爱的《文选》《蒙求》，以及引用了大量中国经典的《日本书记》等典籍为例，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考。接着，张龙妹老师对其指导的两位青年学者报告中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比较，提出了“超越比较”这一深刻命题。周以量老师以江户文学研究为例，围绕中日两国学者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发表了感想。高阳老师提出了“随时代复兴的古典”这一课题，指出有必要从流动的视角对古典进行更加全面的理解。丁莉老师谈及了“可共享的经典”的意义，并提出了除文字之外的“绘画”作为另一种“回廊”（方法）的价值。
座谈会后，结合会议总结，举行了本次会议的闭幕式。斋藤希史老师致闭幕辞，表达了从青年学者的报告中收获的感动，并高度评价了研究数据及成果共享的意义。此外，斋藤老师还强调了读者视角与历时性研究作为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并就“中华文明圈”这一概念陈述了自己的理解和思考。斋藤老师指出，中华无疑是中华文明圈的中心，然而有必要注意到日本及朝鲜文明的独特之处。需采取全新的视角，看待与传统的“同心圆文明论”相偏离的部分。斋藤老师高度评价了本次会议的意义，并表达了感谢之情。最后，丁莉老师代表主办方向所有参会的专家学者、老师同学表示感谢，会议顺利闭幕。
撰稿：匙可佳
审校：丁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