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24日，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北大作学术讲演，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王邦维主持。

2006年10月12日，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荣获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在颁奖公告中说，帕慕克“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2008年5月24日，奥尔罕•帕慕克登上“百年北大百年中行牵手百年奥运——相约冠军•名家讲坛”，以浓郁的民族感情和独特的学者情怀讲述冠军之道，为北大学子指点迷津。

    “作为一名小说家，我时常沉浸在一种冥思梦想中，自由思想天马行空，”帕慕克如是说，“要成为冠军，只靠耐心与苦干是不够的。记得时刻谨怀渴望和希望，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做自己爱并擅长的东西，你就离冠军不远了。”

为谁而作与因何而作

“你为谁写作？”从初立志向的七十年代中期到功成名就的今天，帕慕克无数次被读者和记者们问及这个问题。时空各异，情随事迁，帕慕克对它的阐述也与时俱进。

三十年前，文学是在普遍化的市侩观点里被轻视的一个概念。民众流行的看法是，“文学艺术是一个努力着要加入现代进程的、贫穷的、非西方国家所不能承担的奢侈品”。而作为“受过教育、颇有教养”的青年一代，帕慕克如果选择去做一名医生或是工程师，更有效地为国家服务才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当一名作家，可能面临着难以养活自己的困境。而当时沉入自己内心世界的帕慕克，甚至得不到亲朋好友若有若无的一点支持或信任。

三十年后，帕慕克已是闻名全球的小说艺术家，反而更经常听到“你为谁写作”这一“既不诚实又没有人情味”的问题。进一步说，提问者们还往往把问题具体化：“你用土耳其语写作，那么你是仅为土耳其人写作还是兼顾经由你的译作而影响到的更广泛的读者群”？面对如此怀疑、傲慢的诘问，帕慕克自嘲道：如果我希望我的作品被看作是真实可信的，就必须回答“我仅为土耳其人写作”。

小说是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崛起而兴起的。在19世纪那些伟大的小说被创作的时期，小说艺术从各个方面来说都可称之为一种民族艺术。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得到了狄更斯、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名家大师的支持和拥护，他们像代言人一样大声呐喊，奔走呼号。“从他们讲述的声音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那些深挚地希望他们的国家繁荣昌盛的、忧虑的爱国者们的不安。甚至，读小说和写小说意味着加入一场有关国家大事的民族讨论中。”

“然而今天，写小说和读小说承载的意义已经与过去全然不同，20世纪以来，小说与现代主义的结合为它赢得了高级艺术的地位，作家们开始直接对着全世界的小说读者讲话，渐渐由为本国那些不读他们作品的多数民众写作转向为在世界范围内关注他们作品的少数读者写作”。这种新的文化秩序的构建，引起了诘难者的不安。他们唯恐走向世界的作家从自身文化的传统中吸收养分时，将失去自身的真实性，却忽略了一个作家的真实性取决与他融入自己所在世界的能力，取决于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不断变化的身份的理解能力。

“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

或许没有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拥有如此庞大的读者群，作品被翻译成40余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或许也没有一位流行文学特征明显、作品在街头巷尾捧读的作家会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恰恰帕慕克就是一个例外，一个流行与高雅的完美结合。

当有观众质疑说，诺贝尔文学奖在评审章程中被阐释为“是因其形式和风格而具有文学价值的文学品”。帕慕克的小说享誉全球，将复杂的内涵以娴熟的通俗小说的手法来表现，内容博学多闻，形式前卫实验，同时又流畅好读，易于读者接受。他的得奖是否意味着，诺贝尔文学奖也开始关注流行文学了呢？帕慕克的理性思维再次彰显：“我只是开创了诺贝尔文学史上的一个先例。一切让时间去证明。”

1995年，帕慕克的小说《新生活》出版后轰动一时，被视为一篇“博尔赫斯式”的故事扩展成一部实验小说。故事叙述了一位大学生偶然得到了一本书，而恰恰是阅读了这本书，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一生。有观众问及帕慕克是否有这样一本书深刻地影响着他的生活，或者创作。帕慕克坦言，自己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博尔赫斯的影响，但真正决定小说创作的是数十年丰富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文学底蕴。“一进入一个摆满书的房间，我就要读到自己心满意足为止。在阅读中，我不断地惊叹于那些智慧的闪光点并尽量在写作中博采众长。但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一本书有小说中所描述的改变一生的魔力。”

帕慕克在发表诺贝尔文学奖2006年度获奖演讲辞中如是说：小说是一个人把自己关闭在房间里、坐在书桌前创造出的东西，是一个人退却到一个角落里表达自己的思想——而这就是文学的意义。文学是人类为追求了解自身而收藏的最有价值的宝库。我们需要耐心、渴望和希望，创造一个只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的深刻世界。真正文学的起点，就从作家把自己与自己的书籍一起关闭在自己的房间里开始。（文/江玲 摄影/王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