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均

（北京大学外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2007年10月5—7日，在北京大学民主楼召开了“早期文字体系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是由北京大学外语学院陈贻绎博士多方筹措联络、由美国人Henry Zemel负责的CAENO基金会出资赞助、由北京大学古代东方文明研究所具体承办的；来自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奥地利、瑞士、以色列、日本以及中国的40余位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开幕式由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拱玉书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外语学院院长程朝翔教授、中国文字学会会长兼安徽大学校长黄德宽教授、CAENO基金会负责人Henry Zemel先生先后致辞，对于众多世界级文字学研究专家会聚北京、共同研讨文字学方面的一个专题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热烈欢迎。

本次会议以英语为工作语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围绕早期文字系统的起源这一议题，在广泛比较研究的宏大视野中，对古代中国和古代中东、古代中美洲、中古远东地区多个系统的文字展开了多角度的考察和多层次的研讨。分述如下：

一、      楔形文字专题研究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Eva Cancik-Kirchbaum教授（因病缺席，由Marzahn博士代读）的发言《最早的文献记录中文字的功能》（The functions of writing in the earliest documents）探讨了最早的楔文在某些文献中的表现特点。奥地利维也纳大学Gebhard Selz教授以《词表所见早期楔文系统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early Mesopotamian writing systems as reflected in lexical lists）为题发言，他立足于早期文字发展攸关划分阶段这一点，对楔文词表（lexical list）中字符形制、字符序列的分布原则进行了考察，指出文字的关键在于意识内和社会上多种新的次级系统的形成，而这些新出子系统和物质世界之间并无严格的区别。

对乌鲁克（Uruk）时期古朴（archaic）泥版这一早期形态楔文文献的研讨成为本次会议的一个亮点。美国加尼福利亚大学洛杉矶分校Robert K. Englund教授以《牢笼的气息》（The smell of the cage）为题，就Schøyen藏品中的古朴文字材料部分对现今关于乌鲁克V—III期楔形文字早期发展的理解有何影响发表了意见，其间关涉到了欧美相关专职研究机构如何将文字专家之间的交流与出处未知的材料藏品所反映的文字信息相挂钩这一严肃问题。荷兰莱顿大学Th. J. H. Krispijn教授的发言《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字和文字音素化的滥觞》（The earliest Mesopotamian script and the dawn of phonetics），讨论了乌鲁克IVa期和III期楔文词表这一认识楔形文字内在机理的重要文献反映的原始楔文音素化的特征，另外还指出了该特征同原始楔文的词符（logographic）用法及其记录何种语言之间的关系。英国伦敦CCSG的Mark Wilson博士的发言《楔文起源的新材料和新意义：前寒武纪不可能有兔化石》（New sources and new implications: fossil rabbits in the Precambrian），以此前未及研究的140件古朴时期管理泥版为对象，研讨了20世纪前期乌鲁克IV期泥版发现以来、论证楔形文字起源的新证据中最为大宗、也最有价值的部分材料。而德国柏林近东博物馆Joachim Marzahn博士的《乌鲁克IV—III期文书材质上的书写技法》（Scribal techniques in the material of the texts of Uruk IV-III）一文，除了涉及泥版的制备和书写工具以外，主要是突出书写技法（ergonomy）上的简约化和抽象化，而与之相应的文字发展脉络却在一个不短的时段内呈现连续性、非线性和符号组合性等特征。

以下三篇发言都和巴比伦时代的楔形文字有关。瑞士日内瓦大学Theodora Seal女士以《楔文字符之一斑：diri复合字》（A peculiar aspect of the cuneiform script: the diri-compound）为题，指出见于最早期文献中的一类楔文复合词符——diri复合字通过词表泥版传承苏美尔语言文字的诸多早期信息，而对这类词表的特征分析又可以解释后来的巴比伦书吏们如何看待楔文体系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Jean-Jacques Glassner教授的《文字的发明、古巴比伦的学校以及占卜者的符号意识》（The invention of writing, the Old Babylonian school and the semiology of the diviners）发言，给出了古巴比伦学校中书写楔文符号的方式，并释读了古巴比伦时代占卜者所撰的一些楔文卜辞。以色列希伯来大学Wayne Horowitz教授的发言《夏琐出土的古巴比伦时期泥版：最早的西南楔文材料》（Old Babylonian Period tablets at Hazor: the earliest writing of the cuneiform southwest）指出，作为古巴比伦时楔文传入迦南后的文字应用中心，夏琐（Hazor）出土的最早楔文泥版反映出文字舶来新地区、经历某些变化以适应新环境的特征，这些特征又可比诸汉字借以表达非汉语的情形。

二、      汉字及其他文字专题研究

对于中国境内文字的系统专门考察，本次会议的视角可谓与众不同。安徽蚌埠市博物馆徐大立博士的发言《蚌埠双墩遗址刻划符号综述》，披露了迄今年代最早（约公元前5300年）、数量最多、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中国原始文字考古资料，其表现形式、刻划方法以及符号组合形式对研究中国境内多种文字的起源意义非同小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Françoise Bottéro教授通过《考察中国文字的传统视角》（Chinese writing: ancient autochthonous perspective）一文，考察了中国文字起源的仓颉神话、汉字演化的说文诠释系统、汉字字符的分类与分析、相关术语的内涵解释等方面的内容。解放军艺术学院林凡先生通过《书法家对早期中国文字的解释》，阐发了一个文字艺术家对于早期中国文字的某些见解。意大利比萨大学Pier Giorgio Borbone教授在《中国的闪米特文字：叙利亚字母用于突厥语及叙利亚语文献》（Semitic writing in China: the use of the Syriac script for Turkic and Syriac texts）中考察了中国境内叙利亚字母的使用情况，重点研究该字母用来拼写突厥语和闪语的表达特点。

对于中国境外早期文字的专题研究，本次会议也集中在美索不达米亚毗邻地区的文字体系之上。德国柏林自由大学Max Planck历史学研究所Jacob L. Dahl博士的《解读原始埃兰文字》（Deciphering Proto-Elamite）一文，针对分布于今伊朗高原的古老埃兰民族，在释读其原始文字方面提出了以下值得关注的问题：早期伊朗文字和早期美索不达米亚文字如何辨析？原始埃兰文字的各个发展阶段如何划分？著名学者Piero Meriggi提出的原始埃兰文“符号表”的存在和限制何以确证？原始埃兰文字系统目前已知的信息能够反映多少早期伊朗的历史？法国国立利摩日大学Isabelle Klock-Fontanille博士在《鲁维象形文字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Luwian hieroglyphic writing）的发言中，就目前颇具争议的小亚细亚半岛古代鲁维人象形文字的缘起问题，根据她自己考察的管理及商业文献中所用象形文字字符的系统性变化，对其起源过程重作描述、对其起源模式再加概括——并提出了将该模式向其他文字体系推广的设想。

三、      中国和中东地区古代文字体系比较研究

上述两个文字体系的综合性比较研究成果已是有目共睹。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errold S. Cooper教授以《意识的图景：古代伊拉克和古代中国的早期文字》（Pictures of the mind: early writing in Ancient Iraq and Ancient China）为题，阐述了早期楔形文字和早期汉字之间结构和形制方面、创制环境方面、文字对所记录语言的影响以及古人分析语言的方式等方面的诸多异同点。北京大学外语学院拱玉书教授则在《比较视角下的苏美尔、埃及和中国文字的起源传说》（The Accounts of the Origin of Writing from Sumer, Egypt and China -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的主题之下拓展比较的范围，对中国、古埃及、古代两河流域关于文字起源的传说进行了比较。马耳他大学意大利分校Antonio Ammassari教授的《论东西方文明中文字的起源》（On the origin of writing in the West and East civilizations）的文章（因病没有发言）概述了不同文明环境中文字形成的某些关键性因素。

关于这两个文字系统比较的专题研究还有以下两篇发言。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Benjamin Studevent-Hickman博士的发言《楔文和汉字的书写方向性和布列法》（Directionality and alignment in the cuneiform and Chinese scripts），指出了楔文和汉字书写的不同方向均据语境而定，相关的影响因素则在他考察两种文字体系起源和发展的脉络中得以发现，亦即外来影响和文字本身的象形（pictographic）特征和词符特征。英国杜伦大学John M. Steele教授以《中国和美索不达米亚天文学术语和概念的比较》（A comparison of astronomical terminology and concepts in China and Mesopotamia）为题，探讨了现存中文文献中记录的占卜和相关天文现象，并在此基础上尽力构拟古巴比伦和古代中国天文学观念的某些相似特点来。

四、      其他文字体系比较及应用研究

德国哥廷根大学黄戈登（Gordon Whittaker）教授的发言《中国和中美洲早期文字系统的进一步比较》（Chinese and Mesoamerican writing: a further comparison of early systems），集中比较了商代甲骨文和中美洲奥尔默克（Olmec）文字及玛雅（Maya）文字的形制特点，着重阐发了形符（morphogram）和声符（phonogram）的跨文种表现特征及其一般组合规律。

以下两篇发言都涉及楔形文字和远东地区中古文字体系的比较，而且不约而同深入到比较结果的实际应用层次。日本筑波大学池田润（Jun Ikeda）博士的《早期日本和早期阿卡德文字系统：“训读产生法”的对比考察》（Early Japanese and early Akkadian wiring systems: a contrastive survey of “kunogenesis”），将日本文字中汉字与假名混合、汉字词符产生音读和训读两种发音方式的原理用诸阿卡德语楔形文字，在比对两者异同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所谓“训读产生法”（kunogenesis）的一些文字学特点。北京大学外语学院博士生唐均则通过《楔形文字和女真文字音补结构比较研究》，将楔形文字体系中习见的音补（phonetic complement）成分种种特征加以归纳，再将其运用到对汉字式的女真文字系统中，从而总结出女真文的音补结构来，再基于此对部分女真字、乃至与之用字原理类似的契丹字的拟音重作考订而有所创获。

五、      数字记录研究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Grégory Chambon博士的发言《计数、计算、表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六十进制数字读写法》（Counting, calculating, representing: writing and reading sexagesimal numbers in Ancient Mesopotamia）指出：现代应用的“六十进制计数法”渊源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而有关这一计数方式起源的争议则集中在文字和语言如何相互影响、六十进位概念如何通过文字表现以及这一进位系统在长度、面积、体积等具体方面如何度量表达这三个要点之上。

北京大学考古系葛英会教授的发言《数字的产生与文字起源》论证了数字的具像性，即象形特征，认为所有的文字符号都本于实物。数字是文字体系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数字的起源就是文字起源。

在会议发言和闭幕式的评述过程中，美国康奈尔大学David I. Owen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梅维恒（Victor H. Mair）教授、吉林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吴宇虹教授等学者也提出了不少极具启发性的意见和建议。

这是一次以古代近东楔形文字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性会议，出席会议的学者大多是西亚地区古代文字系统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和新生力量，他们的本体研究大多带有浓厚的考古和实证性质。然而，其中不乏将这些中国境外文字体系同中国文字进行横向联系的发言，这些发言多以非汉文字学视角切入，在业已相当成熟的楔文文字学基础上对中国文字进行参证研究，既有利于中国文字学视野的开阔，也有助于文字学普遍规律的发掘，更能促进文字学理论建设对未知文字的释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