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堪（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9年7月11日，尊敬的季羡林先生在北京辞世，享年98岁。消息传来，不胜哀伤。追想二十余年来与季老的交往，深感受益无穷，令人终生铭记。
我与季老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上世纪90年代去北京时方得亲承謦欬，但知道他的名字比这要早得多。大约50年代时，我还在读中学，看到他翻译的印度古代大诗人迦梨陀娑的作品《沙恭达罗》。60年代初进入大学后，又看了他发表在《语言研究》创刊号上的论文《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看过丹麦学者裴特生(Holger Pederson, 1867-1953)所著《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史》的汉译本，了解到吐火罗语的释读成功和对该语言两种方言的研究，是印欧语历史比较语言学史上的大事。季先生不仅精通梵文，而且是我国唯一通晓吐火罗语的学者，自然使我崇敬。季先生的这篇大作曾被译成俄文，收入由苏联著名语言学家伊凡诺夫（Vyacheslav V. Ivanov）编辑的吐火罗语译文集（1959年莫斯科出版）。此书是苏联十月革命后出版的第一本关于吐火罗语的专书。但季先生本人和别人所写关于季老学术成就的文章好像都未提及，所以在这里顺便说一下，算是对季老学术编年的一点补充。
1965年我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来到一所中学任教。接下来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对吐火罗语和说这种语言的人的关注自然是完全谈不上了。直到文革结束、新时期开始的80年代初，我转而从事《汉语大词典》编纂工作，才想到要追踪这十多年来在吐火罗研究方面的新进展。恰好这时季先生在刊物上又发表了《吐火罗语A中的三十二相》、《谈新疆博物馆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等论文，得知他老人家还在孜孜不倦地整理和研究国内新发现的吐火罗文材料，但那时我与季老之间还没有任何联系。
1985年在《新疆社会科学》杂志上读到体质人类学家韩康信先生的论文《新疆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的初步研究》。这篇文章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虽然有少数外国学者对新疆出土的古代人骨材料做过一些初步的研究，但在我国还是一个完全空白的领域。在此后长达30多年的岁月里，再没有任何中外学者涉足这个领域。韩先生的工作打破了这个局面。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某些具有中—长颅和低面的原始高加索人种成分早在铜器时代（距今近4000年）就已出现在罗布泊地区，其形态特征与在中亚、哈萨克斯坦、南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河流域发现的铜器时代居民的形态特征接近。由此我逐渐萌生一种想法，认为早在三四千年就已生活在塔里木盆地的高加索种（白种）人居民与后来的吐火罗人存在联系，有可能前者是后者的祖先。1986年初我从余太山兄收到中国中亚文化研究会在苏州原铁道师范学院举行学术讨论会的通知，于是把这一孔之见写成一篇短文，准备提交会议。
在1986年春天举行的这次苏州会议上，我的这篇小文章有幸得到张广达、芮传明、荣新江、林梅村、耿昇、王继光、刘迎胜、钱文忠等各位先生的热情鼓励。尤其出乎意料的是，会后收到了没有出席会议的季老的亲笔信。作为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学者，季老这时身兼各种职务，又昼夜从事多项极其繁重的学术研究工作，却主动给一个素不相识，也没有任何著作发表的晚辈写信表示关心和支持，今天看来真是不可思议，但这也正是季老一贯奖掖、扶持后学的精神的真实体现。此信和季老以后给我的几封亲笔信我一直珍藏着，但由于身边的各种资料太过混乱，一时竟找不到了。真希望在不久之后就能在堆积如山的书和复印件里重新“发现”这些宝贵信件，我将把它们公开发表并捐献给纪念季老的合适机构，这比我个人保管更加安全可靠。
这以后我与季老的接触就比较多了。季老曾通过他的学生钱文忠惠赐在国外发表的论文和其他资料，我也托国外友人复印了一些他做研究需要的资料寄上。1987年我在汉语大词典编纂处评职称时，承蒙季老为我写了推荐意见。1991年季老八十华诞时，我写了一篇论文《从一件婆罗谜字帛书谈我国古代的印欧语和印欧人》，荣幸地收入为他祝寿的纪念论文集里。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协助王元化先生编辑《学术集林》向他约稿，他立即寄来了正在写作和修改中的《糖史》的一节，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我还不止一次收到他亲笔题字的赠书，如1996年7月江苏文艺出版社赶在季老85岁寿辰之前出版了《季羡林自传》，我在他8月6日生日以后大约一周时间里就收到了赐寄的样书，使我感动不已。我写的一本书《吐火罗人起源研究》，也多承其大弟子王邦维兄鼎力相助得以出版，收入季老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中。
上世纪90年代我因公去北京或参加学术会议时，也曾抽出时间去北大看望季老。最后一次是在1997年夏秋之交，我与朱庆之兄一同在某天下午赶到朗润园拜访。这次没有别的客人在座，所以谈话十分从容，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季老对人的最大特点是自然、朴实、亲切，而从不强加于人。记得90年代初，他曾用英文写了一篇论文，译释吐火罗语A（焉耆语）《弥勒会见记剧本》的一张即两页，发表在日本出版的《塚本启祥教授还历纪念论文集》中，但不久因为事情多，找不到这本书了，于是他特地写了封信给我，称赞我掌握的信息多，托我查一查此文的出处，其实我孤陋寡闻，哪能知道？想不到没过几天，又收到他的短信，告诉我塚本教授纪念论集已在家中书房找到，免得我再为此花费时间。季老处事这样认真，这样处处为人着想，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进入21世纪后，虽然我还是不时从报纸和其他媒体中获知有关季老的信息，拜读他新发表的大文，但他已因病住进北京301医院，不便再打扰了。因此，我除了在每年元旦之前给他寄一张贺卡，祝他健康长寿之外，数年间没有直接联系。到2005年时，曾与我同事多年的上海师范大学徐时仪教授在其长期从事佛经音义研究的基础上，率领他指导的博士、硕士生组成的团队，决定把玄应《一切经音义》、慧琳《一切经音义》和希麟《续一切经音义》三书进行精细点校，出一个新的合刊本。他希望我设法请季老为该书题写书名。当时我无法面见季老，但通过王邦维兄和《东方文化集成》编辑部樊津芳女士的努力，2006年我去北京开会时顺利拿到了季老的亲笔题署。此书三大卷已在2008年年底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并在2009年春节前寄呈季老。时仪兄和我望着季老写的苍劲有力的大字《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都感到非常欣慰。
得知季老仙逝的消息后，我想到了现在正在巴黎高等实验学院留学研治吐火罗语的日本青年学者荻原裕敏君和其同学、来自中国台湾的庆昭蓉女士，他们都是季老的仰慕者。我给他们两位发了电子邮件告知此事，当天就收到了回信。他们深情地写道：“方才接到您的来信，我们极为震惊。很感谢您的及时通知。我们都是读到了季先生的《吐火罗语研究导论》，才对这门学问发生兴趣的。想不到一代大师竟走得如此突然，更不敢相信我们永远失去了向他请教问安的机会。但愿季先生安详喜乐地离开人间。谨悼。”我想：这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敬爱的季羡林先生德业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