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葆耕（清华大学中文系）

季羡林先生在为一部题名《清华旧影》的书写的序中说，国家是一个大概念，爱国必自小处爱起，从近处爱起。“爱国为什么不能够自爱校始呢？只要读一读这部《清华旧影》，就必须承认爱国也能从爱校始的。”先生在历数了清华的美好之处后，又进一步肯定说：“爱国必自爱校始。”先生在一篇提名为《清华颂》的散文中还说：“清华园，永远占据着我的心灵。回忆起清华园，就像回忆我的母亲。”“清华园不仅像是我的母亲，而且像一首美丽的诗，它永远占据着我的心灵。”先生对于清华的赤子之情，不仅洋溢于字里行间，而且深蕴在一举一动之中。我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有幸同先生相识，但领会先生对于母校的深情还是在相交一段时间以后。

我对先生的学识与文笔崇拜已久，但同先生的交往，是从很“实用主义”的动机开始的：1994年，清华领导提出重建一流文科。我系葛兆光教授建议联络李学勤、傅璇琮、钱理群先生，为清华做些学术方面的事。这个建议得到三位外请先生的支持，为了继承老国学院重视借鉴海外汉学研究成果和方法的传统，新建的研究单位拟取名“汉学研究所”，挂靠中文系。研究所设了四位导师，也和国学院相仿。这是一个三无（没有编制、没有经费、没有办公室）单位，获校方批准应该比较容易；但消息披露后，学校有几位资深教授上书校长，认为“汉学”的称谓与西方殖民主义者有不解之联系，用之不妥。学校把信转给我们研究。我有些着急，看来必须请“大师”级的先生为我们撑腰。于是想起了季先生。我尝试着打电话给季先生的秘书李老师，邀请季先生来清华。李老师说，季先生很高兴，早就希望去看看。我同时邀请了李赋宁先生夫妇，一同参观清华园。就在先生徜徉于老师吴宓的“藤影荷声之馆”时，我不失时机地讨教：“‘汉学’这个词现在是否可用？”季先生十分明确地回答说：“当然可以。西方的汉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作过许多重要的贡献。”他还举出陈寅恪当年在国学院开出的课程《西方之东方学之目录学》说，陈先生的这门课主要就是介绍和评述西方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其时，我们恰好又看到任继愈先生带领中国代表团赴新加波参加世界汉学大会的消息，而任继愈在大会上的报告题目就是《汉学的魅力》。我把季先生的看法连同一些有关资料呈送给校领导。最后，校领导同意建立，只是在“汉学研究所”前面加了“国际”二字。汉学所在李学勤、葛兆光教授主持下，广泛开展工作，编辑了多部西方汉学家的著述；在不花学校一分钱的情况下，为清华如何继承国学院传统做出了探索性的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究其“出生证”的领得，还要感激季先生的一言九鼎。

就在那次请季先生来清华时，我斗胆把自己写的一篇刊载在《中国文化研究》上的有关吴宓的拙文，呈送先生指正。那时候，对于吴宓、陈寅恪的研究尚处在发轫阶段，注意的人很少。万没想到，我把杂志呈给先生时，先生说，这篇文章已经读过。这让我惊喜莫名。后来我想，先生很注意这方面的文章，主要还是出于对清华重建文科的关心和对吴宓等老师的深情厚谊。

清华从八十年代开始重建文科，经历了一个反复思索、认真考虑的过程。中文系从1985年建立，一直到94年还没有本科和硕士点，只有一个编辑学二学位、计算语言学研究室和面向全校的一些普及性课程。在全国的同行面前，难免自惭形矮。但季先生总是极其热心地鼓励。在我校历史系的重建大会上，季先生当着学校领导和国内各大学来的专家学者说，在全国的历史学科一片衰颓的情况下，清华依然重建历史系，表现了一种远见卓识。他相信，清华的文科一定可以办得很好，“清华中文系就办得很好嘛！”季先生在这个近百人的会上这样鼓励当时还处在幼儿状态的中文系，令我十分感动。季先生说的话是有根据的。他认为，清华中文系重视研究传统，借鉴传统，走“三会通”（会通古今、中外、文理）的路子，前景一定是十分好的。

季先生对清华的事，可谓有求必应。1995年，清华领导要求文科要在“综合创新”方面大胆尝试，教务长吴敏生教授指示中文系和外文系把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打通”，联合办“中外文化综合班”；精选苗子，培养中外会通型的基础研究人才。由于没有前车，教学计划的制定就成为关键性问题。教务处请张岂之先生担任教学总策划，邀请了季羡林先生和李赋宁、张岱年、何兆武、乐黛云、陈平原等先生一起研讨。研讨会先由张先生提出草案，与会各位先生都提出许多有益的意见。其中，季先生的发言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说：“我在北大当了多年的副校长，每年都要修订教学计划，无非是把原有的课程搬来搬去，名称改来改去。其实，照我自己受教育的体会，最重要的不是计划，而是真正给学生开出一些好的课程。我在清华外文系念了四年，收获不小；但给我以终身影响的两门课都不是外文系教学计划内的必修课——一门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一门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陈先生的课让我下决心搞梵文，研究东方文化；朱先生的课从现代美学的角度，教给我如何写散文。两位先生讲课醍醐灌顶，启发极大，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培养人，关键是开出好的课程，而不是老在教学计划上周旋。”先生的教诲真是办系的点石成金之言。这个班开办以后，谁来讲第一课？讨论来讨论去，只有季先生最合适。季先生慨然应允。很遗憾，我因为其他的事羁绊，没有能够听到季先生的课。在讲课结束，我去送季先生的时候，看到一个个学生眼睛放光，就像是小和尚听到了大法师的真经、虔诚的教徒得到了大主教的传道般兴奋莫名。

季先生对中文系的帮助是事无巨细。我们系的学生想办个小报，找到我，让我帮助找季先生给报纸题写报名。我有点不好意思，觉得系里办个小报也要麻烦先生，很不合适。但又不好拒绝学生的恳求。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狡猾的方法：我对学生说，我把季先生的住处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去找。如果先生不想写，就赶紧回来，不要软磨硬泡。过两天，学生欢欢喜喜来找我，出示了先生给小报题写的《清华中文报》，而且写了三张。学生说，季先生对我们办小报很高兴，很支持，写了好几张，让我们挑选。

先生对学生办的小报竟然如此精心，如此认真，这是何故？不禁令我深长思之。我想，先生为学生题字时，并未觉得自己应该摆出享誉海内外的大师的派头，他一定是回想起了自己在清华做学生的那些愉快的日子。那时候，季先生在叶公超教授领衔办的《学文》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得意之作“年”。文章同叶公超、林徽因等多位名家的作品并列在一起。他想，自己应该像当年老师们扶植自己一样，扶植现在的新秀。

先生对清华的一次次感人的热诚，促使我重新阅读先生的《梦萦水木清华》等散文。在2001年，先生的《清华园日记》出版，终于向吾侪后辈敞开了赤子的心灵之门。

《日记》并无对自己所在学校的溢美之词，就像孩子并不会喋喋不休地向母亲献上赞美诗一样。我们最多看到的是，先生如何像饕餮似的连续十几小时读书头痛欲裂；如何到图书馆去“抢”新到的图书，没有抢到又多么地灰心丧气；他是如何欣喜若狂地秉烛夜读自己所喜欢的书，而又对自己不想做的作业，骂上几句“他妈的”；先生对自己喜欢的老师也只是说些“还不坏”之类的赞语，对不喜欢的课则“大刷”，留在宿舍里打麻将。先生当时的散文已经小有名气，受到过沈从文、郑振铎、叶公超等先生的赞扬和重视。当先生的“年”在《学文》杂志发表时，先生十分感激叶公超，以为是“知人之师”；但后来，叶先生对先生另一篇文章表示不屑时，惹得先生大怒，在日记中直呼“老叶”，并且多次拒绝上叶先生的课。先生关心国事，在1933年日寇进逼、“蒋王八蛋”（季先生日记语）步步退让之时，先生悲愤几欲自戕；但先生也承认，悲愤过后也还是读书，别无他法。先生喜欢观赏打篮球、进城逛旧书摊、吃烤鸭、看电影。每看一场电影，必有简短的评论；看篮球比赛也是热心观众，不仅对于球技有所评论，包括对男女球员从技术到容貌都有评论。先生晚年德高望重，但并不因此而掩饰自己青年时代的不羁风姿，一切照日记当时的原样公诸于世。

《辞海》在解释“赤子”时，说其主要特点是“忠诚、真纯”。季先生的《清华园日记》让我们看到了一颗自由奔放、轻松愉快、毫无掩饰的灵魂。这就是赤子。

先生把北大清华称之为中国的“双子星座”：一个深厚凝重（北大），一个清新俊逸（清华）。我觉得先生勾勒清华校格的这四个字，深得这所大学的神髓。在清华建校九十周年时，诸多绘画名家来清华作画。我惊喜地发现，多数画家以“绿”作为主色调，或深绿、或浅绿、或黄绿，同季先生“清新俊逸”暗合。我将这个意思告知季先生。先生十分高兴，还把这个意思写进了《名家绘清华·序》中。我觉得，先生的这四个字非同一般，它是一个赤子对“母亲”的魅力的准确揭示。清华所以百年不倒，其中的秘密也许就深藏在这四个字里面。

清华拥有一大批如季羡林先生这样的“赤子”。这是清华之幸，也是清华办学成功的主要标志。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拥有这么多的“赤子”，从清华毕业的也不是每个时期、每个人都像季先生这样赤诚，个中原因值得深思。清华建校百周年诞辰近在眉睫，深入思考这些问题，进一步改进清华的工作，也许是对季先生的一个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