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克翘（社科院亚太所/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那是1971年秋天，我们被“储备”在唐山军垦农场的一些同学回到了北大。这是毕业后再次回北大，名义是进修，但大家都戏称为“回炉”。其实，“回炉”不如“回锅”确当。回炉是废铁重行冶炼，再锻可以成钢成材。而我们这批学外语的学生，很难以“天生我材必有用”自诩，因为遭逢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学习了点专业皮毛，用之不堪，弃之可惜，成了典型的“鸡肋”，不回锅添点滋味加点热量，就很难端上台面。

我们是学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的学生，共十五六人，主要进修各自所学的外语，快到第二学期的时候，需要增加第二外语（英语）和印度概况的课程，谁来讲这两门课呢？又有谁能一身兼二任呢？

当时还是“文革”时期，季羡林先生还没有被“解放”，还有专案组在审查他的历史。但系里领导还是同意让他为我们上课。他就同时开了英语和印度概况两门课程。季先生的英语水平之高是不容怀疑的，他在印度历史文化方面的精深学识也是不容怀疑的。现在，季先生要面对的是我们这些人，中学学俄语、大多未触摸过英语、关于印度的知识也很有限。以先生之力，从字母和发音开始教这些学生，正如古人所云，“割鸡之事，焉用牛刀？”但是，先生却很认真，针对我们的特点备课讲课，殚精竭虑，一丝不苟。

而我们这些人，在经过了六年的学业荒废后，重新坐到课堂上，格外珍惜这宝贵的时光。尤其是在经过了此前“急风暴雨式的运动”之后，重返校园，再谒师门，俨如回头浪子，分外尊师重道。先生在黑板上写下字母，画出发音部位图，一遍遍地训导，我们则在下边鹦鹉学舌，求知若渴。此情此景，仿佛又回到了六年之前。

课堂上是一派和谐的气氛，课堂外也让我们感触颇深。我们上课的地点在“外平”最西头的那间教室。“外平”是外文楼后面那排平房的简称，现已被拆建为考古博物馆。每次上课，先生总是比学生们到得早。先生有个习惯，不论是上课还是开会，或者是约见，总是提前10—15分钟到场，从来不迟到。有人猜测说，他这是从德国带回来的严谨、守时、有礼貌的作风，相比之下，中国人要散漫得多。其实，先生作为一名中国人，熟知秦末张良桥上之期、晋人陶侃惜时毁博等古贤佳话。先生既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也吸取了西方文明的优良做派，处处为我们树风立范。

英语，对我们来说是一门全新的语言，其语法与汉语截然不同，也与俄语相差甚远。于是，同学们时常提出，“英语为什么要这样表达？”先生的回答往往出人意料，“不知道。”有时先生还要补充一句，“英国人就是这么说的。”开始时，大家觉得这个答案很不解渴。问了不如没问，答的等于没答。但后来想想，倒觉得这是最诚实、最简明、最正确的答案。这就告诉我们，有些语言现象不是语法能够解释清楚的，而是人们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凡是这种地方，就要死记硬背。显然，这比给学生一个牵强附会的解释要好得多。

季先生曾经说过，“要想送给同学一杯水，自己先备下一桶。老师们谁都不愿提着空桶走上课堂。”先生给我们上课就是这样。在讲一个新词的时候，为使我们便于记忆，常常加入一些常识性作料。例如，有一次，他讲到“面包”这个词，就说了英国、德国、法国、俄国等好多西方国家的面包分别是什么样子，如面包圈、面包片、汉堡包等，当时听起来觉得非常新鲜，因为我长那么大，还没有吃过几次面包呢，就别说这些花样了。

课堂上我们能听到新鲜知识，课间休息也能够从先生那里得到许多知识。每到课间，学生们总是围着先生问点什么。最让我感触深刻的是，先生对花草树木非常熟悉，简直就是一个植物学家。我记得很清楚，一次课间，同学们无意间说起了外平旁边的一棵树，有的说那是红缨树，有的说那是芙蓉树。谁都咬不准，就当场请教先生。先生说：“叫红缨树还沾点边，叫芙蓉树就不对了。这树叫马缨花，又叫合欢。树皮和花都是中药。”先生在地上写下“马缨花”与“合欢”五个字，又说：“芙蓉就是荷花。荷花有好多叫法，有莲花、芙蓉、芙蕖，等等。”说着，又在地上写了个“蕖”字。第二天，我为了印证先生的说法，特地到大图书馆（现在办公楼南侧的档案馆）去查辞书，发现先生说得非常准确。外平附近有不少花草树木，那以后连着好几次课间，我们都问先生一些植物的名字，他都能一一道来。

可惜的是，我们在北大进修的时间太短，与季先生相处的时间也太短。记得那是最后一堂课，先生抄写了一黑板的英语语法变化形式，让我们记录下来。他说：“这是最后一节课了。你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自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也是初步的。学一门语言是一辈子的事。你们可以在将来的工作岗位上继续自学。”

1972年底，我们这些学生都二次分配工作，各奔东西了。我去了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在那里，也许是受季先生的影响，我竟然对中草药感上了兴趣。云南那地方多山多水，气候宜人，草木葱茏。当地有句俗话：“一屁股坐下去，就能压倒三棵中草药。”我特地借来一本中草药的书，对照着上山采药。当地最有名的中草药是三七，但采集不到。经常能采集到的是何首乌、土党参、土茯苓、麦门冬等。每逢雨季，还能看到许多灵芝，当地人叫做“树菌”。

1974年，我回老家省亲，路过北京，再次在外文楼见到季先生。我们坐下来谈了一会儿。我问他的近况，他说在打杂，专案组还没有结论，组织生活也没有恢复。也就是说，直到此时，先生还没有被“解放”。先生知道我去云南工作了，还以为我在昆明。我说我的工作地点在云南楚雄州禄丰县。我特地讲起了那里中草药的情况，他很感兴趣。他还说：“我去过禄丰县，解放前叫罗次，是国民党的模范县，那里的剪刀很有名。”我听后很吃惊，先生竟然对禄丰县那么了解，就说：“剪刀有名？我都没听说过。”他说：“是的，我有一年路过那里，还买了一把。”等回到单位，向当地人打听剪刀的事，果然那里的剪刀在云南一带很出名，只是“文革”期间停止了生产，“抓革命，促生产”也没促出来，大家也就不提这件事了。

多年后，得到先生新出的散文集《朗润集》，翻开一看，其中有《马缨花》一篇。此外尚有很多篇文章都写到了各种植物，如《一双长满老茧的手》、《香橼》、《春满燕园》、《西双版纳礼赞》、《燕园盛夏》、《夹竹桃》、《一朵红色石竹花》、《在兄弟们中间》、《科纳克里的红豆》、《马里的芒果城》等等。原来，季先生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开始关注植物了，每到一地，他不仅要观察那里的人，那里的建筑，他还要观察那里的植物。他的心中有一片绿色，生命之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