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庆之（北京大学中文系/香港教育学院）

1987年，我考入四川大学，做张永言教授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张先生否定了我做汉唐旧注训诂研究的想法，将我的研究方向定为中古汉语的词汇，并建议以汉译佛经作为材料。这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领域。幸亏有张先生的即时指导，还有导师组赵振铎、向熹和项楚三位教授的帮助。

在学业进展到第二年时，张老师开始不断提到，翻译佛经语言研究需要结合原典进行，希望我能有机会学点梵文。但当时谈何容易。

第一个机会是1989年3月份到来的。那时我受校方的委托，到北京找专家为川大汉语史国家重点学科的申报材料写推荐意见。由于时间紧迫，学校特别批准我乘飞机，这也是我平生的第一次。在北京见到了吕叔湘先生、朱德熙先生和俞敏先生，这也是我唯一一次见到三位学术巨人。吕先生之平易近人出乎我的想象。我告诉他我的父亲是当年他在苏州中学时的学生，因为受到他出国的鼓励，后来也努力考取庚款到英国留学。朱先生特别问到张老师和项老师的健康情况。见到俞先生时，我遵照张老师的建议，向他提出学习梵文的请求。俞先生问我是否研究“观世音”为什么又叫“光世音”之类的问题，我那时一门心思想步蒋礼鸿先生的后尘，研究佛经里的俗语词，就回答说不研究，俞先生随即说，那就没有必要学梵文。第一次机会就这样“擦肩而过”了。

当年10月，我又奉学校之命陪张老师到杭州参加教育部优秀教材评审会，住在岳坟旁边的华北饭店。当时与我身份相同的还有陪北大政治学系赵宝煦教授的谭军和陪人民大学法律系高铭瑄教授的赵秉志。会议安排我们三人住同一房间，当专家们开会时，我们要么在房间聊天，要么去杭州的名胜游览，很是惬意。有一天听谭军说，他有时会陪季羡林先生散步。我就问他季先生教不教学生梵文？他说不太清楚，但答应回北大后帮我打听一下。

大概到了12月，那时张先生因前列腺问题住院。一天我收到北大南亚研究所寄来的一封信，打开一看，是季羡林教授主持的梵文学习班的招生简章。后来得知，谭军与时为季先生研究生的钱文忠熟悉，川大有人希望学习梵文的消息就是谭军传给钱文忠的。

学习班从2000年3月至6月，为期四个月，学费1200元，食宿费另算。我拿着这封信到医院找张老师，他说应该去。我说有两个问题，一是我明年七月份应该答辩，现在论文还没着落；二是掏不起学费和住宿费。张老师立刻回答说，机会难得，应该去，答辩的事再讨论。至于费用，他建议我寻求父母的支持。我说三十多岁的人，还向父母要，实在不好意思。张老师听后没有再说话。

没过几天，负责教研室和学科点事务的经本植教授到病房看望张先生，我也在场。张老师与经老师商量，能不能用国家重点学科的经费支持我到北京学习梵文，经老师欣然同意。

1990年2月下旬，我先陪同张老师到京郊的昌平参加教育部学科评议组的会议。从绿意盎然的成都一下子来到白雪皑皑的北京，反差很大，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次机会让我第一次见到胡裕树先生，李荣先生，裘锡圭先生，袁行霈先生，郭豫适先生和张振林先生等。还曾陪这些先生们去十三陵参观，一路听他们聊天，长了不少知识。会后我即去北大报到。

南亚所在北大六院，办公室主任杨老师、还有季先生的助手李铮老师的夫人徐老师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让我感受到北大行政人员不同的作风。讲习班的学员只有六个人，除了我，还有从旅顺博物馆来的王宇，从民族宫图书馆来的王文静，从社科院民族所来的储俊杰，和从藏学中心来的桑德和洛周。讲习班以季先生的名义开办，真正的主讲是段晴老师，助教是钱文忠。教室就在六院二楼南边的大套间里，教材是Perry的A Sanskrit primer，由学习班复印装订发给我们，同时发给我们的还有一本英文的梵语语法书。

报到的第二天我们就被带去朗润园见季先生。季先生十分高兴，亲切地挨个询问我们从哪里来，为什么学梵文。当轮到我时，我明显感觉到了季先生的惊讶——我是六个学生中唯一学中文的。我解释说自己的研究对象是汉译佛经的语言，老师张永言要我学梵文。后来听钱文忠说，季先生特意找来张老师的文章来看，当他得知到张老师曾师从闻宥先生，说道怪不得如此，原来也是我们的同道人（大意如此）。

季先生参加了讲习班的开学典礼，讲过一次课，内容大概是学梵文的意义和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相关问题。有时，段老师也会带着大家一起到季先生家聊天看书。记得其中一次是两会刚闭幕，有记者电话采访季先生有关教育的问题，我们登门时，先生正在回电话。他反复说这样一句话：教师的待遇太低，政府要解决这个问题。人总要吃饭，这有什么好谈的？放下电话后，他还有些忿然（那时候正是“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那个年代）。此外，钱文忠也带我去过季先生家几次，向先生汇报接触到印度学后的一些想法，他总是认真地听，并不时给一些建议。记得有一次谈到《孔雀东南飞》与佛典的关系，这个话题的产生完全是因为读了季先生那篇著名的文章《列子与佛典》。

主讲的段晴老师是德国汉堡大学的印度学博士，专攻于阗文。那时儿子石头才两三岁，平日住在四道口。她又要带孩子，又要为讲习班上课，十分忙碌和辛苦。段老师讲课很有热情，让我感受到她对自己所学的热爱。为了让我们这些不够聪明的学生跟上进度，她对我们的预习和复习都有严格的要求，逼得我们不得不在课后花大量时间，一点不敢松懈。但严厉之后，段老师会有问必答，并在生活上关心和照顾我们，多次请大伙到她在桶子楼的宿舍吃“煎肉墩”——这是我起的名字，就是将猪肉切成厚厚的片，然后放在锅里煎，段老师说这是德国的吃法。这在当时可是真正的大餐。

为了跟上学习的进度，我先将博士论文的事放在一边，专心学习梵文。为了记住变格变位的规则，我把学过的形态变化抄下来，贴在床头的墙上，一睁眼就可看到。回想那段日子，虽然辛苦，但一点也不觉得累。因为几乎每天都有让人兴奋不已的新“发现”——“哦，原来佛经中的这个说法是从梵文来的啊”，是我经常的感叹。

到梵文班讲过课的还有蒋忠新先生。他考我们梵文的“男孩”怎么说。恰好我在记这个词的时候发觉其读音与新疆人所说的“巴郎[子]”（男孩）十分接近，估计二者同源，因此记得特别清楚，就脱口而出。为此蒋先生还表扬了我。此外，段老师也请她在德国的老师Wezler到班上讲课。他讲了什么已经完全忘了，但段老师请他“唱”一段梵文，让我们灌灌耳音的情景则记忆犹新。Wezler教授先用手在腿上打拍子，找到节奏后就一边打拍子，一边吟誦，令大家十分佩服。那天季先生的博士生辛岛静志也来听讲，他背了一个双肩书包，样子就象个本科生。讲完大家一起在六院门口照了像。

在讲习班担任辅导的是钱文忠。那时他继续随季先生读研究生，段老师每次上课几乎都会到场。记得他也曾讲过一两次中亚佛教史方面的专题。钱文忠就住在南亚所二楼北边的一间堆满书的房子里，我们也经常去他房间聊天，翻看他的藏书。有一次，他建议我到季先生门下读博士后。我当然巴不得，文忠当即带我去季先生家。季先生当时还不清楚他能不能招博士后，要我们去打听。我们立刻就奔向北大人事处博士后办公室，结果很失望。那时候只有理工科有博士后，文科还没有，北大也可能是全国唯一的例外就是费孝通教授。

在北大时，段老师还带着我们去过金克木先生家。金先生几乎全身都陷在一把藤椅里，笑咪咪地听段老师向我们介绍他，又向一一他介绍我们。金先生说了很多关于梵文的事。现在能记得的只有一件。我问金先生，汉语史界用梵汉对音材料来研究古代音系和音值，梵文虽然是死语言，口耳相传，有没有历史音变？金先生说当然有，但百分之五十、六十是可靠的。当段老师提议与金先生照张相时，金先生狡黠地说，我不照，跟你们一起，我更是又老又丑了。当然最终还是满足了我们的请求。

六院与五院隔壁。五院就是大名鼎鼎的中文系，但我没有进去过一次。当时我的硕士同学谭天星在北大历史系随许大龄先生读博士，他有同学是中文系的研究生，我们一起去拜访蒋绍愚先生，这也是第一次见蒋先生。蒋先生知道我来北大学梵文，直说好好。我当时觉得五院与六院隔壁，那中文系的老师或学生学梵文该多方便，就问蒋先生中文系有没有老师或同学学梵文。蒋先生说没有。这让我感到十分奇怪和不解。

梵文班六个同学，外地来的“住校生”只有我和王宇。最初我们被安排在西南门内一幢新楼里，房间里有三张架子床，住六个人。另外几位都是不同专业的访问学者或进修生。其中一位是从四川南充师院到陈章良实验室进修的生物老师，住在我的对面。可是第一个晚上我就遇到了这位小个子四川人带来的困扰——他鼾声如雷，被惊醒后，再也无法入睡。我一直自认睡眠很好，从不失眠，入睡后也很难被吵醒——这都是住集体宿舍训练的结果。可这一次彻底失去了信心。这个噩梦持续了好几个晚上，我想尽了办法，主动的如用绳子拴在那位仁兄的手臂上，他一拉呼，就扯动一下，但不管用，不到一分钟就会故伎重演；被动的如用棉花塞在耳朵里，但根本遮不住那雷鸣般的噪声。我终于明白，自己心理上出了问题——因为其他人，包括王宇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而自己到后来就整夜张着耳朵在“等”着听那不规则鼾声，根本无法入睡。终于，我向南亚所办公室主任杨老师和徐老师提出退学的要求。杨老师了解情况后，立即与有关方面联系，很快就安排我和王宇搬进南门口的桶子楼。

王宇是吉林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从旅顺博物馆来，来学梵文是因为那里有日本大谷探险队在西域发现的梵文佛经残片。王宇可能年龄比我还大，学习和生活都一丝不茍，很有规律。除了上课和自习，我们经常出去散步，从南门一直走到人民大学南边的路口。有时会谈到今后的打算，那时美元对人民币的兑换价是1：15，我说希望能有机会出去一趟，赚一万美金存在银行，每年的利息就可以保证生活开支了，这样可以专心做学问。每天早上我们都会一起去三角地食堂买早饭回宿舍吃，那时就是老三样：油饼、大头菜和玉米糊。中饭和晚饭通常会坐在食堂对面的椅子上，边吃边聊，也会欣赏评论一下过来过去的北大女生。除了王宇，其他的同学都是北京人。他们平常都在上班，有课时来上课，因此往往预习不足，被段老师批评。例外的是储俊杰。这位王尧先生的高足，毕业于华东师大历史系，分配到咸阳的西藏民院工作，学习了藏文，后来随王尧先生学习古藏文，留在民族所工作。储兄印度学的知识也知道很多，听他聊天，常会有收获。他曾请我们大家到他在魏公村的家吃饭，那是间平房，一进门，正面墙上贴着“储氏祠堂”几个字。他太太做得一手好菜。他可能是这个讲习班的最大受益者，后来去了维也纳大学读梵文专业的博士学位，成了一位真正的专家。

在北大学习期间发生的事，还有一件值得一提，是收到梁晓虹从杭州写来的信。说蒋礼鸿教授有一天自言自语地说，要去成都参加朱庆之的答辩会。因为上年秋我陪张永言老师在杭州开会时，拜访了蒋先生，当面请蒋先生来年到成都主持我的答辩。但蒋先生说年纪大了，哪也不想去，就是杭州好。似乎是拒绝了。梁晓虹知道这个故事，因此听蒋先生说有成都之行，颇感意外，写信给我，建议川大立即给蒋先生寄邀请信。后来蒋先生由祝鸿熹教授陪同，到成都为我主持答辩。直到我看到纪念蒋先生的文章才知道，那时蒋先生已经罹患癌症，令我感慨万分。

北大的学习在六月下旬结束了。行前，在钱文忠的安排下，季先生当面送给我几本有他签名的著作，其中有街上已经买不到的《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和《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先生还送我一张他亲笔写的条幅，录韩愈《进学解》中的话：“学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

记不清是当年的什么时候，钱文忠约我为季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写一篇文章。在上半年学梵文时，有一天有书店到北大摆地摊，我买到了蒋忠新先生的《民族宫图书馆藏梵文妙法莲华经》和潘重规先生整理的《龙龛手镜》。当时我已经写了《“将无”考》的初稿，使用了读佛经时抄录的近一百个“将无”的用例，其中有《法华经》的七、八个例子。我想要是能知道“将无”的梵文平行词该有多好。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钱文忠，他说辛岛静志正在进行《法华经》的梵汉对勘，可以问问他。于是我们就到勺园找辛岛。辛岛当即说梵文《法华经》有“将无”，对应的梵文是ma。他答应过两天给我例子。几天之后，钱文忠在他宿舍给我一张纸条，说是辛岛给的例子，有两条。文忠说，ma在古典梵文里就是一个否定词，但他查了爱哲顿的《佛教混合梵语语法》，在混合梵语里，ma也可以做语气副词，意思恰好就是测度。他并且将Monia-Williams词典和Sanskrit-Wörterbuch的解释和爱哲顿的解释抄在辛岛的纸条上交给我。回成都后，我就把这些材料用在博士了论文中。这次，我想根据辛岛提供的线索，利用日本学者编的《妙法莲华经写本集成》，把汉译《法华经》所有“将无”的梵文平行词都找出来，在此基础上重写关于“将无”的文章。年底，我专程到北京，经王邦维老师的夫人联系住在勺园，大概有四五天的时间每天到季先生的书房查阅《妙法莲华经写本集成》和梵文词典，终于找到了所有的材料。那些日子，季先生每天也来书房看书写作，有时还会遇到辛岛静志。

1990年6月下旬从北大回到川大后，我夜以继日地赶写博士论文。由于有了印度学的一点点知识，使我对汉译佛经语言的研究价值有了新的看法，仿照“佛教混合梵语”提出了“佛教混合汉语”的概念。论文进展很顺利，八月初已经定稿。按照张先生的吩咐，论文分寄给国内的三十八位专家学者审阅，除了身在国外的朱德煕先生没有寄回评审意见外，其他先生都写了以肯定为主的评语，令我深受鼓舞和感动。季先生在评语中讲了他对一个理想的学术研究的看法——要有现代的韵味和国际的韵味。这已成为我的座右铭。

从1990年起，一直到我从川大调入北大，每逢重要的关口，季先生总是给我鼓励和支持，包括我评职称和申请研究项目。1991年下半年，我获得机会到印度进修。在申请学校的过程中，印度大使馆的官员建议我去位于东印度乡村的泰戈尔国际大学，一边学梵文，一边教中文。季先生得知后，建议我申请德里大学，因为那里的条件更适合我。在我动身之前，季先生还特意写了“介绍信”让我带给谭中教授，要他关照。

1997年暑假，我在北京语言大学参加国际汉藏语学会的年会，陪同徐文堪先生去朗润园看望季先生。我征询季先生要不要来北大工作的意见。他说还是应该来，到北大与东语系的老师一起研究佛教汉语。并且说，佛教汉语的研究还得靠中国学者。后来季先生还为我的调入写信给北大有关部门。在北大十年，我不敢忘记季先生的教诲，在段晴老师的支持和帮助下，个人的研究和研究生的培养都有了一定的起色。

到北大工作之前，每次到北京出差，我都会来朗润园拜望季先生，都会记着带给他喜欢吃的成都八号花生，有时也能得到先生吃便饭的款待。1999年正式调入北大后，见面的机会反而少了。而最后一次去朗润园，是陪梅维恒教授。季先生住进301医院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老人家。

2009-9-3写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