郅溥浩（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在筑起了一座座学术丰碑之后，他终于走了。一座高塔倒了，但它依然在人们心中屹立；一棵大树萎了，但它在众多莘莘学子眼里，依然浓郁参天。
自从我入北京大学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学习后，就和季老结下了不解之缘，陆陆续续，已是五十年了。
记得是1960年9月初，我们刚到北大。一天，正在宿舍收拾东西，季老突然来看我们，陪同他的是阿拉伯语高年级的杨海明同学。我们怎么也想不到作为东语系主任的季老会来看我们，我们都感到高兴。在听了季老鼓励和期望的话语后，我们更感到亲切和温暖。季老当时穿着的，就是一件普通的中山装。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是我们对季老的第一印象。
五十年来，在东语系，在北大校内，在社会上召开的各种各样会议上，无数次聆听季老的教诲，感受他对学术的观点和见解，听他的令人振聋发聩的论述，阅读他浩如烟海的书籍中的一部分……
1994年9月，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的《世界文学》杂志庆祝恢复出版三十周年。季老应邀出席。在这次会上，我有幸与季老合影留念，旁边还有季老的高门弟子、梵巴文学专家黄宝生研究员。这是我和季老的唯一一张近影合照，对我无比珍贵。我已将其收入我的《解读天方文学——郅溥浩阿拉伯文学论文集》中，你为永久的纪念。‘
季老的文章写的好。多少年前，一篇《燕园漫步》倾倒了多少人。那清新的笔调，那深挚的情感，犹如一曲仙乐，沁入心脾，令人难忘。
《沙恭达罗》妙笔神韵，生动传情，给人无限享受。我至少看过两遍。
他关于中国印度文学的无数论著，不仅为中国印度文学的研究开辟了蹊径，而且对中国与其它民族，特别是东方民族文学的探索和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指导性的启示意义。
他的《牛棚杂忆》更是一部难得的书。季老在自序中写道：“这十六年（1976—1992）是我反思、观察、困惑、期待的期间。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头蠢驴，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这是我的希望——，至今还没有人能给以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一种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使季老奋然拿起笔，将他在文革中的感受，写诸笔下，其目的是使人了解,使人警醒，使人感悟，让我们的国家、民族不再遭受文革这样的命运和惨剧。应该说，季老写这样一本书，是需要勇气的。由此我们看到，季老不只是一介书生、一个学者、一名专家，更是一位将自己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的铁骨铮铮的有识之士、一位肩担道义的爱国主义勇士。
我与季老的不解之缘，更多地表现在我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上。在这方面，我所受到的启示，我所得到的教益，已溶入到我的学术活动中。如果说，经过多年努力和奋斗，我在阿拉伯文学的研究和翻译上取得了一点成绩，这是与季老的启示和教益分不开的。
育才先育人。1964年4月中旬，我在四年级时，受代培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派谴，前往叙利亚大马士革大学学习进修，途经开罗时在使馆留住。时值杨秀峰部长率中国教育代表访问埃及。季老是团员之一。陈嘉厚老师是翻译。我有幸与季老见了一面。记得他说我太瘦了。陈老师说我一直就这么瘦。季老还讲了些鼓励的话。陈老师还推荐说：黎巴嫩出的一部《沃西特》（上下）字典很好。这些使我体会到了前辈、老师的关怀。由于有这次见面，我到大马士革后不久，就给季老写了一封信，简要说了一下当时的情况，算是汇报吧！不想季老还真的回了信。信很简短，但其中的两句话，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那就是：在学习的同时，要注意政治思想的进步，如果没有这一点。今后寸步难行！
季老从旧社会过来，深知新社会之可贵。他属于积极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类型。他对我的嘱咐和要求并非偶然。
改革开放后，我国各方面事业蓬勃发展。外国文学研究、译介也不例外。1983年10月，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大、北外，上外、二外、北语、经贸大学及各单位的积极努力和支持下，首届阿拉伯文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1987年7月，全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二十多年来，阿拉伯文学研究会组织召开了多次研讨会，这其中也有着季老的鼓励和支持。
1991年11月9日，第三次全国阿拉伯文学研讨会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召开。会议请到的嘉宾有季羡林、纳忠、叶水夫、孙绳武、黄宝生、陈嘉厚、马贤、郭应德等。季老等贵宾先后在会上致词。值得庆幸的是，当时的会议简报记录下了季老讲话的简短的却是非常重要要的内容（我手中仍保有这份简报），兹录如下：
“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肯定了十几年来阿拉伯文学翻译、研究的成就。指出阿拉伯文学先于欧洲其他国家，很早就已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影响。他对与会的中青年阿拉伯文学研究工作者提出四点希望：首先强调以克思主义作指导，走有中国特色的阿拉伯文学研究道路；第二，要了解世界其他国家对阿拉伯文学研究情况，站在研究的前沿阵地：第三，要把中国文学介绍到国外，让外国了解中国；第四，提高翻译质量。青年人要把翻译和研究看得难一点，把自己的信心降得低一点。”时间过去了近二十年，季老的这些话，这些要求，仍然掷地有声，是我们每个从事阿拉伯文学研究、翻译，乃至每个从事东方文学研究和翻译的人员必须遵循的原则。可以告慰季老的是，这些年来，我们在阿拉伯文学的研究、翻译上，正是在走有中国特色的路，在研究、翻译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有关研究著作出版了好几部，博士、硕士论文及研究文章不计其数。翻译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差不多达到了自己的黄金期。研究工作正向更深、更广的阶段发展。
不记得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哪个时间了。当我们得知季老关于中世纪四个文化圈的论述时，那一种欣喜和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于言表。“在世界上延续时间长，没有中断过，真正形成独立体系的文化只有四个：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和希腊、罗马的西欧文化体系。”（季羡林《东方文化史话》）季老还进一步指出了这几大文化圈是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互相影响的。笔者当时的感受是，季老关于四个文化圈的论述一出，预示着东方文化、文学的研究从此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对于比较文学研究的推动将是不可估量的。四个文化圈的论述，提纲挈领，高度概括地阐明了中世纪世界文化的格局，明确了各个文化圈应有的历史地位。四个文化圈不是孤立的，而是互动的。这为我们的认识、 我们的思维、我们的研究，推供了广阔的空间。从此，我们所做的一切，不再是单维的，而是多维的。
对我个人的学术研究来说，除了对阿拉伯文学、文化的钻研，对中国文学、文化以及包括理论在内的各种知识的学习外，季老的学术思想、学术成果，始终是我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
《卡里莱和笛木乃》是中世纪阿拉伯散文文学的瑰宝。这是波斯藉作者伊本·穆格法据译成古巴列维文的印度《五卷书》译成阿拉伯文的。他出于改良的目的，对原文进行了增删、加工。阿拉伯文的《卡里莱和笛木乃》出现在８世纪，现在通行的印度《五卷书》是１２世纪的定型本。也就是说，当时古巴列维文本所据的是《五卷书》早期一个已失传的本子。我在写论文时，仔细阅读了季老译的《五卷书》，将二者故事一个一个对比，哪些是同的，哪些是异的，哪些是原有的，哪些是原来没有的。当我一遍遍捧读季老的译著和序文时，我真的为季老对印度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所做的项献而佩服得五体投地。正是《卡里莱和笛木乃》首先将印度寓言引进阿拉伯文学，对以后阿拉伯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正是通过《卡里莱和笛木乃》这个阿拉伯文译本，《五卷书》才得以在全世界传播。这是几大文化圈交流、互动的一个明显例证。
季老在中印文学的比较研究方向也是卓有贡献。他的《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等著作，对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的渊源关系，尤其对印度文学与中国民间文学的关系上，发幽探微，精心梳理，可说是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而它对于从事其它东方文学研究的人来说，却是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的启示意义。笔者经多年实践和思索，认为应该象季老探索中印文学关系一样，我们也应探索中国文学与其它东方文学的关系。我在撰写关于《一千零一夜》专著时，特别注重《一千零一夜》中所蕴含的民间故事母题和类型，并与其它民族的民间故事母题和类型比较。《一千零一夜》是一部东方各民族故事、传说、神话之集大成者，它含有许多印度故事的成份，同时也含有许多其他民族故事的成份。中印故事间的交流，由于有佛经的传播，脉络相对清晰一些。中国与其他民族，包括阿拉伯民族的文学交流的脉络就不是那么清楚。但这不能阻止我们去探索这种交流和影响，特别是发现彼此间有相同或类似的故事时，应当将其列出，以供更深一步的探索和研究。这种研究与西方以往的研究已有很大的不同。《一千零一夜》中的“救蛇得报”、“羽衣姑娘”、“猴魔与女郎”、“负心人被变成动物”、“偶然获宝”，“冒险取宝”，“识宝故事”、“少女智斗群魔”，“鹦鹉告事”、各种飞行器，甚至伦理道德、因果报应等等方面，与中国故事极为相似。有的故事可能是阿拉伯影响中国，但更多可能是中国故事影响阿拉伯，或印度故事通过中国影响阿拉伯。学者们一致认为，唐朝孙頠的《板桥三娘子》是受阿拉伯故事的影响，而唐朝故事《苏遏》则是影响了阿拉伯故事《商人阿里·密斯里》。笔者经研究发现，南朝刘义庆《幽明录》中的《妙音》与《一千零一夜》中的《终身不笑者的故事》极为相似，都是讲人神相恋，又人神阻隔。可能是中国道教故事影响阿拉伯的结果。还有其它例子，不一一举出。
深入下去，还会发现更多的阿拉伯与其他民族文学间的关系。这已为研究成果所证实。
季老在《东方文化集成》总序中说过：由于历史原因，目前我们的队伍还不太大，基础还不太雄厚。但我们所做的，是既要提高中国对东方文化研究的水平，又要培养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
如果我们把对包括东方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化的研究和翻译，搞得有声有色，卓有成效，在许多方面超过西方的研究，我想这是季老非常乐意看到的。这正是我们现在在做，将来一定会继续做下去的
以上的叙述，为的是说明我们的许多研究工作，正是在季老学术思想的启示和指导下进行的。受惠的，绝不止是一个、两个人，也不是十几个人，而是一代人，再一代人……，这正是季老对包括东方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化研究的贡献。一代一代人从他丰厚的学术成果中吸吮营养，他深邃的思想和智慧将惠及无数青年学子，他朴实、勤奋、而又敢为的作风是人们学习的榜样。他直接的、间接的、潜移默化的影线将始终存在！
季老永远活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