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晓睿（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先生在誉满天下的辉煌中走完了几近百年的人生，含笑西归了。先生一辈子在北大从教，他非常看重老师这个身份和职业，曾说：“老师是最了不起的称呼。”几十年来，北大东语系的师生都已习惯了以“老师”、“先生”称呼他，有时在正式场合称他为著名学者、教授，他都不高兴，说：“有事说事，不要说什么著名不著名。”因此，尽管近年外界戴在他头上三顶桂冠，他自己却坚辞不受，北大人也仍然只是以“先生”称呼他，总觉得“先生”这个称呼饱含了晚辈后学对他的亲近和尊敬。
7月13日晨，我满怀哀痛到北大百年纪念讲堂吊唁先生之时，含泪写下的第一句话是：“季先生：在此天人两隔之际，学生得以向您倾诉无尽的思念和景仰。。。。。。”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是我与先生的交往有一个远—近—远的过程，先生晚年名声大噪，拜访他的人络绎不绝，为了他的健康，我再也不敢像以往那样随意地去打扰。几十年对先生满心的感激和敬仰在先生有生之年竟从未得以表白。先生在世时，我们都以为“相期以茶”只待时日，谁想倏忽竟成永别！心里的话只在天人永隔之际才得以倾诉，悲哀和无奈是如此的真切！往日先生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一一浮现眼前，竟如昨日一般。
1965年我入学北大东语系时，季先生是我们的系主任，当时新生们听说系主任懂八国外语，一时惊为天人！虽然他总是一身朴素的布鞋中山装，毫无教授的架子，可我们这帮大一的学生对他却只敢仰望不敢亲近。一年后，“文化大革命”来了，季先生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批斗，从牛棚放出来之后，1970年到200号（北大昌平分校）跟我们一起劳动。那时候长幼尊卑之序早已被革掉了，我们天天和先生一起干活儿，农田里种菜拔草，房顶上揭油毡、铺沥青。。。。。在“臭老九”被改造的氛围中，跟先生的距离反而拉近了许多。我突然发现满腹经纶的季先生竟是如此平易、谦和，跟邻家的老伯没有两样。平时家长里短的话都聊得来。——其时也只能说些家长里短，因为大话在各种会上都说尽了，有关学问的话又不宜多说，以避“白专”之嫌，先生更是不敢主动说。从200号回到本校后，先生被安排到35楼东语系学生宿舍门房管收发。机会来了！先生除了尽心尽责地管好“本职”工作之外，就有了空余时间悄悄地做他的学问。后来先生说，《罗摩衍那》就是那时候开始翻译的。每天去上班时抄在纸片上一两段，有空时就思考怎么翻译：“我脑子想什么别人是管不住的。”开会时，他总是微低着头，两手掌心虚抱，十指指尖相对，象弹琴一样，不停地开开合合，那就是他在不受管束地、自由地思考。每见及此，我都会想：先生此刻在想什么？是快乐的回忆？悲伤的面对？抑或是静若止水的禅定？
1970年5月7日是毛主席发表“五七指示”的纪念日。系里的黑板报上刊登了季先生的一首“卜算子——颂五七指示”和我的“采桑子——纪念五七有感”，可算是59岁的老知识分子和23岁留校红卫兵当时的思想写照。季先生的词是：
卜算子
——颂五七指示
季羡林
盲人骑瞎马
夜半临深池
燕园深院惊回首
不堪忆往时
五七道路广
方向定须知
六十年来一梦觉
工农是吾师
当时我没有多想。先生去世后，无尽的思念，唤回一幕幕往事的记忆，禁不住翻开几十年不曾开启的日记，重读起先生的这首词看来。词的上半阙真实的道出了先生文革时期、特别是牛棚经历之后的苦闷心境。个中滋味不是当年的我所能领悟的。
文革时大会小会几乎天天有。记得有一次在外文楼103开大会，我坐在先生身边，随便请教他报纸上的一个词“克里空”。先生说要查一查。隔了两天，先生就递给我一张字条，把“克里空”的出处解释得清清楚楚。当时我心里一热，感动极了。要知道那年代查资料可不是象现在这样网上一搜，信手拈来。如果字典上没有，就要花大力气去“海捞”了。我一直不敢问先生是花了多少时间、如何帮我查找这个词的，但先生的身教使我记住了：老师，就得是这么当，学问就应该这么做。今后我也须这样对待学问、这样对待我的学生。数年后，有一天，早已毕业的我的学生跟我说：“老师，您知道当初我们入学后，您最让我心里感动的一件事是什么吗？有一次我在课间随便问了一个问题，您说要查查。其实我转头就忘了，没想到下周上课时你还记得认认真真地作了回答，并告诉全班同学，还借机鼓励大家多想问题多提问。”我告诉学生，这是季先生教我的。接着就讲了那个“克里空”的“插话”。
季先生在各种场合都以亲身体会告诉我们，他的案头常年摆放着字典，每天都需要查。他还曾告诉我：“发现有用的知识，要随时做卡片，收集资料，以后查找起来就方便得多。”以先生的饱学和博闻强记尚且如此严谨地对待学问，资质平平有何理由不这么做呢？当老师就要不辱为师之使命。后来，每当我发现学生的作业错字较多时，便会把季先生天天查字典的身教和言教拿出来教育学生。39年来，我教过的每一届学生都听过季先生的这些教诲。我告诉学生：“季先生这样的大学问家尚且如此勤恳为学，写文章如履薄冰，我们谁能比他更有学问，自信到写东西可以一挥而就、连检查都不用吗？”
先生高而不傲的谦和品质人所共知。记得那时候我每次有事到先生办公室或者家里去，先生总是马上站起来，不管说多久，他都会陪着站在那里，没有一次是客人站着他坐着说话的。这在许多人的回忆里都曾谈到。但这对于我这样一个晚辈来说实在是感到不胜惶恐。见过大知识分子谦和的，但从没见过如季先生这般谦和且尊重别人的。他的自谦有时候使用一种自嘲的方式。拨乱反正之时，北大请了八位著名教授做副校长，季羡林先生是其一。有一次在先生家，我说您现在做副校长更忙了啊？先生说：“你没听外面说嘛？北大现在是'九龙治水，天下大旱’！”说完，呵呵地笑了。我一边跟着笑，一边心想：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哪位身居官位的人敢于如此坦诚地对待舆论，还敢于以自嘲的方式帮助扩散。真君子也！为什么呢？一是自省，二是不怕丢乌纱。有此胸襟，何惧之有？不知此一析断是否先生真意，倘非妄断，也算先生知音一二了。
季先生竭尽全力倡导和支持东方学研究事业。为了给东方文化集成筹款，以80高龄远赴泰国“化缘”。回国后，他的助手李铮告诉我说，季先生在泰国参加华侨崇圣大学的建校典礼，为迎候国王驾临，遵从泰国惯例，在炎炎烈日下列队恭候站了3个小时。他还应邀到东方文化书院作报告、会见大学校长、侨领等，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我听了心里既感动又觉得不是滋味。一个耄耋之人，晚年还要为弘扬东方文化如此不辞辛苦，为一个文化集成的出版工程去海外“化缘”，我们后辈敢不竭诚努力，完成先生遗愿，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季先生的为人为学不但在国内名满天下，在国外也颇受学者、政要的敬仰。泰国的诗琳通公主懂多种外语，包括梵语巴利语，公主和她的同学、朱拉隆功大学梵巴语主任、文学院院长巴珀博士每次来华访问，只要有一点时间，都会到季先生家登门拜访、参观藏书并向他请教梵语研究以及新疆、西藏的梵语佛经研究状况。2002年季先生住进301医院后，公主还曾亲往医院探视。2005年公主来华时没有时间去医院，特意叫我向先生转达她的问候和祝福。先生辞世次日，公主即派泰国驻华使馆送来了花圈，表达她的深切哀悼之情。
季先生留给北大东南亚研究所最后的纪念是2009年5月为研究所即将出版的一部论文集题写了书名“东南亚文化的多元与共生”。书还未及出版，先生已溘然长逝。现在题名珍藏在北大外文楼。那是先生一生工作的地方。那里处处是先生留存的足迹，每一个东方学科的牌名上都浸淫着先生60年的心血，每一位教师都是先生的学生，先生的为人为学、言传身教是中华传统的师道之光，“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我们将循着先生之道，为实现先生的遗愿，为把我国的东方学科做大做强矢志不渝地努力奋斗！
愿先生在天之灵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