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渭渠（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季羡林恩师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文化精神，让我们去继承，去发扬。《东方文化集成》编委会举办“怀念敬爱的季羡林先生”会上，同仁们都深情地表示决心要将季先生晚年倡导和亲自主持的这套跨世纪文化大工程继续编纂下去，实现季先生的这一宏伟的遗愿。
在怀念季羡林恩师的时候，我总是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晚年的季先生在埋头撰写学术专著的同时，是基于什么理念将这么大的精力，投入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从书》、《传世藏书》和《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传播东方文化？
我在想：这是基于季先生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宏观分析和“送去主义”的科学实践。季先生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后，引起了学术争鸣，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这是在开明社会的正常学术现象。在这里，我也想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这是事关指导我们继续努力完成《东方文化集成》的一种思想基础、一种思想动力。季先生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科学论断，并不像某书评人所言“是一个大而空的论断”，他老人家是用唯物辩证方法论，总结了几千年来古代中国、印度、古希伯来至伊斯兰阿拉伯三大东方文化体系和古希腊•罗马一大西方文化体系互相间盛衰消长的历史经验，并且客观地分析了西方文化的分析思维模式和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优劣异同之后，提出了东西方文化的互补关系论，然后用宏观的历史眼光做出东西方文化变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样的前瞻性的科学论断。
无容置疑，近代以来，通过文艺复兴，西方文化蒸蒸日上，无论在物质或精神方面，为人类创造了文明的辉煌，有许多东西是值得东方国家学习的，至今依然不变。但是，西方文化发展到今天，许多弊端也暴露了出来。比如，季先生就此指出，由于西方文化“征服自然”的分析思维模式，给人类带来很大福利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种种灾难——从环境污染到生态失衡等等，因而要以东方文化“天人合一”的综合思维模式，再创造新的文明，以造福人类。因此，季老说：“人类到了今天，三十年河西要过，我们就像接力一样，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接过一棒，用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在此观点的基础上，他主张：“在过去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所达到的水平的基础上，用东方的整体着眼和普遍联系的综合思维方式，以东方文化为主导，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这是季老这一前瞻性的科学论断的基本点。
因此，我们对季老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论点不能孤立来解读，必须联系季老在关于东西方文化不同思维模式的基础上而提出的东西方文化的互补关系论来思考，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为此，季老特别言明：“我们既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我们反对民族歧视，但我们也并不张扬‘东方中心主义’。如果说到或者想到，在21世纪东方文化将首领风骚的话，那也是出于我们对历史的观察与预见，并不是出于什么‘主义’。”因而季老的着力点，是主张东西方文化的互补关系，实现“文化多元主义”，而不是以谁为中心，以难来取代谁。
季羡林先生为了实现这一宏愿，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送去主义”，也谈及“拿来主义”。关于“拿来”与“送去”的问题，鲁迅先生早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提出“拿来主义”，也论及“送去主义”。只是两位大师谈论这个“拿来”与“送去”的时代不同，他们强调的重点不同罢了。
鲁迅是针对“五四运动”，拿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就是“科学与民主”，由于当时仍然实行“闭关主义”，任务仍未完成，至今还在仍须努力。因此其时鲁迅针对“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的情况”，重点提出了“拿来主义”，强调了“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新文艺”。至于怎样“拿来”，鲁迅说：“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拿来。”换句话说，鲁迅的“拿来主义”，是在“以人为本”、“独立思考”的精神作为基础的。
在八十年代新的历史时期，季羡林先生提出的“送去主义”，首先强调了鲁迅先生当年提出的“拿来主义”至今也没有过时，过去我们拿来，今天我们仍然拿来，只要拿得不过头。但他在中国和东方文化的现代转型时期，主张在“拿来”的同时，也提倡“送去主义”，而且将“送去生义”作为重点。我想：这是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因为近代以来，东方许多国家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西方殖民国家不仅政治上压迫，在经济剥削，在文化上推行“欧洲中心主义”，奴役东方许多国家和人民，东西方文化谈不上平等的交流，更无从实行文化互补关系。二战结束后，东方国家和人民纷纷摆脱西方殖民的统治，获得政治的独立，经济的不同程度的发展，文化也正在复兴。东方文化突破“欧洲中心主义”，重新䇄立在世界文化之林，东西方文化才能平等地互相交流，共创人类的文明和世界的和平。我以为这正是季先生提出“送去主义”的初衷，而不是要张扬什么“东方中心主义”。这样，才能有利于东西方文化真正的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要做到这点，重要的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要治疗“文化自大症”，而是要克服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自卑症”，这样才能实现季先生的真正平等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实现“东西方文化的互补关系论”，实现“文化多元主义”。
季先生提倡“送去主义”，“送去”什么呢？季先生说：“除了理论、观点之外，还应包括资料。”季先生的主张，可以说是有理论指导、也有实践意义，并非徒托空言。正是基于这种理念，晚年季先生除了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从书》、《传世藏书》等中国典籍之外，还倡导并亲自主持了跨世纪的文化大工程“东方文化集成”，以身作则带领“集成”各编的编委们，在东方学界同仁的大力支持下，克服了种种困难，走过了十多年的曲折历程，完成了出书近130种。“东方文化集成”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不仅分担将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向西方和世界“送去”的重要任务，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拿来”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东方文化集成”计划出书的500种中，中华文化编100种，而其余东方国家400种，占多数。东方有些国家也有过悠久的辉煌的文化，上世纪东方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后，正在走向文化复兴，正在走向现代化，它们创造了许多值得我们“拿来”学习的经验。我们今天需要“拿来”的，不仅是西方的先进文化，也要“拿来”东方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共同学习，互相了解，共建和谐的世界。
总之，“东方文化集成”以“送去”为重点，“拿来”也不能忽视。我已是八旬的老人，作为季先生的学生，决心继续发挥余热，与《东方文化集成》编委们一起，决心继承季先生的遗愿，像季先生在《东方文化集成》总序宣示那样，“世界人民、东方人民、中国人民的需要，是我们的动力。东方人民和西方人民的相互了解，是我们的愿望。东方人民和西方人民越来越变得聪明，是我们的追求。”“我们坚决相信，只要能做到这一步，人类会越来越能相互了解，世界和平越来越成为可能，人类的日子会越来越好过，不管还需要多么长的时间，人类有朝一日总会共同进入太平盛世，共同进入大同之域。” 我们东方学人要不知言倦地一代接一代地继续完成季先生的未竟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