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李政

本课题的各项子课题研究和进行的整体研究对于古代东方文学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其意义不仅在于丰富对古代东方其他国家文化的认识，更在于对于我国古代东方文学学科的发展以及东方学学科的发展与建设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外，对于认识中国古代教谕文学和思想文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教谕文学，又称“智慧文学”。古代近东教谕文学在该地区文学和思想文化研究领域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是研究该地区文学起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教谕文学、古埃及教谕文学、古希伯来教谕文学和赫梯与小亚半岛其他民族的教谕文学可以说基本上涵盖了人类文明发展早期整个这一地区的教谕文学文化。古代近东教谕文学的研究不仅对于该地区文学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对于该地区社会思想文化和观念的研究也意义深远。
在丰富的苏美尔文学和阿卡德文学中，教谕文学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目前为止，流传下来的教谕文学作品十分丰富。“教谕”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贯穿于整个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于各个时期。教谕文学作品所使用的写作技巧对于其他文学体裁有着一定的影响。教谕文学涉及的主题，适用的范围，以及对古代两河流域各阶段的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都是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无法比拟的。由于教谕文学在内容上多涉及个人言谈举止、为人处事方面的教导并且表现出对人生的反思，所以研究教谕文学等于研究古代人处世哲学、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古代社会中的种种弊端，意义非常重大。
教谕文是古代埃及最早出现的文学体裁之一。教谕文（亦称说教文）在古代埃及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以及在对官吏的培养和选拔等方面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所谓教谕文，是专门为了教育和引导年轻人而撰写的文章。教谕文的作者均以父亲的身份对自己的儿子讲授做人的道理。但是，教谕文的作者与读者（或听众）之间并非真正是父子关系。从古代埃及流传下来的比较完整的以及部分残缺的二十多篇教谕文中，绝大多数作者是功成名就的高级官吏。他们当中有一些是受国王的委托或者至少是在国王赞许的前提下总结前人和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经验，然后把它们归纳成易于理解和记忆的“名言警句”。教谕文不仅仅是针对作者的儿子，而是所有与作者同时代的甚至未来的年轻人，特别是社会上层人物的子嗣。教谕文作者不仅为了家庭的利益向自己的孩子阐述了家庭、婚姻和子女教育等问题，而且所有的年轻人提出了如何做一个社会人，如何在官场上取得成功的建议。从微观上来看，教谕文有助于年轻人的成长、家庭的和睦以及家族事业的兴旺；从宏观上来看，其重要性体现在它们服务于法老对整个国家的统治。
从学术意义上讲，研究古代埃及的教谕文，对于理解古代埃及文学的产生及其传播方式和社会功能至关重要。首先，教谕文是出于家庭和社会的需要而撰写的，它的诞生可以追溯到古王国末期。教谕文所使用的对仗、设问、排比、比喻、对话等写作技巧对于其他文学体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在自传、杂文等文学体裁里，我们可以找到从教谕文借用过来的写作手法，引用的句子或者词汇。其次，为了便于年轻人的理解和掌握，教谕文经常采用比较简练且琅琅上口的诗歌形式。年轻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是从背诵教谕文开始接受教育的。此外，教谕文中许多类似“成语”或者“谚语”的表达方法在民间广泛传播，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其他文学体裁的创作者们采用这类简洁明了的表达形式。“语不惊人誓不休”，这条原则同样适用于许多古代埃及的作者。再次，古代埃及的教谕文兼顾了教育人和使受教育者得到文学享受的双重目的。这应当说是教谕文能够在古代埃及延续了将近2500年的原因。不仅如此，古代埃及的教谕文还传播到西亚地区，对那里相关文学体裁的发展起到过积极的作用。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古代埃及的教谕文，尤其是《阿蒙内摩普教谕文》，与《旧约》中《箴言》、《诗篇》等篇章有很多类似之处。对古代埃及教谕文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古代西亚诸民族相关文献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交融和影响。
古代埃及的教谕文具有现实意义，它迎合了当时的社会需求，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多数教谕文的作者在当时的社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他们的价值取向符合以法老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年轻人通过学习和背诵教谕文，在学会读书写字的过程中也接受了统治阶层的入门培训。年轻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对教谕文中的做人准则以及官吏守则身体力行，这在他们刻写在墓碑和墓壁上的自传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将古代埃及的教谕文和自传进行比较，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年轻人在职业生涯中竭力遵守教谕文的行为准则，同时尽量不犯教谕文中所警告的错误。古代埃及的教谕文明确了社会伦理道德准则，规范了父子、夫妻、上下级、君臣等关系。对古代埃及教谕文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古代埃及官吏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进一步诠释古代埃及文明得以延续上千年的原因。
在众多的古代近东教谕文学作品中（截至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的希腊化时代开始），如果没有最近百年的考古工作者的努力，能够流传下来的只有古希伯莱语圣经和次经中的教谕文学作品（古希伯莱语圣经中的箴言、约伯、传道书和部分诗篇作品，以及次经中的便西拉智训等作品）。这部分教谕文学作品的完整流传一部分归功于古希伯莱语圣经的完整流传，另外的原因与这部分教谕文学本身所具备的各种独特性相关。
古希伯来教谕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近东地区教谕文学的一个继承者和一个集大成者，同时，希伯来人创造出了特色鲜明，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教谕文学。它丰富的文学性和深刻的哲理思想性，以及特别是它的影响之久远是其他教谕文学所不及的。古希伯来教谕文学揭示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人生哲学，反映了他们的人生观和基本的伦理准则。它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近东地区教谕文学及其思想性的特征和相互间的影响和渗透，有助于认识西方教谕思想的起源和发展，东西方教谕文学和教谕思想的异同，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希伯来文化千百年来延续不衰的原因。
教谕文也是赫梯与小亚半岛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的体裁之一。虽然由于赫梯人和胡里特人的历史短暂，至今流传下来的教谕文学作品远不及古埃及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希伯来人的丰富，但是，诸如“自由之歌”这部史诗可以称得上是古代近东世界乃至整个古代世界教谕文学作品的一个典范。
赫梯与小亚半岛其他民族的教谕文学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美索不达米亚教谕文学的素材、写作技巧、风格和思想的影响，但是，赫梯人和胡里特人很可能在这一基础上发展和创造出了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教谕文学作品，同时还创造出其他的文献形式并把教谕思想渗透其中，因此，这一部分的研究对于全面认识古代近东地区的教谕文学和它的发展具有不可多得的学术意义。
赫梯与小亚半岛其他民族的教谕文学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现实性，指出了人性中恶的一面，揭示了做人的一个基本准则，涉及了他们的社会伦理道德准则，是赫梯人思想观念的一个重要反映。所以，它的研究对于认识安那托里亚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和特点意义重大。
总之，古代近东教谕文学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填补我国古代东方文学研究的空白，加强我国学术界对古代近东各个地区教谕文学的研究，对于古代近东各地区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社会关系、伦理道德准则等等方面的研究都有着广泛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在古代近东地区的文明史上，诞生了许多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和具有文学性的教谕文学作品。古代近东教谕文学的研究在国外受到普遍重视。随着该地区各个古代文明的再现，越来越多的教谕文学作品得到发现和释读。这一地区出土的比较重要的教谕文学文献先后被翻译成现代语言，英译本、德译本和法文译本等多国语言文本先后问世，关于教谕文学作品的文本、语言、文学体裁和风格、不同地区之间教谕文学之关系以及教谕文学作品的哲理思想价值等问题都得到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古希伯来教谕文学、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教谕文学和古埃及教谕文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古代近东地区教谕文学的研究。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教谕文学
教谕文学的研究在亚述学发展比较早的英、美、法、德几个国家有较长的历史。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出版的《与<旧约圣经>相关的古代近东文献》一书中，收录和翻译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教谕文学、古埃及教谕文学和希伯来教谕文学中的部分作品，这些译文在当时可以说非常具有影响力。八十年代，德国学者开始翻译古代近东历史上的文献，出版了《旧约世界的文献》（1984年），翻译了该地区各个古国历史上的许多智慧文学文献。这个德译本是德国学者长期以来学术研究的一个结晶，译文忠实原文，因此，它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九十年代，哈罗主编的《经典文集——圣经世界文献》一书（1997年）出版，该书集合了世界上大部分优秀的学者，收录进许多最新的文献，融汇了几十年来的学术研究成果，重新翻译了古代近东历史上许多重要的文献，涉及领域广泛，包括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教谕文学、古埃及教谕文学和希伯来教谕文学以及赫梯教谕文学作品。这是目前国际上最新和具有权威性的一个译本之一。
特别是最近几十年以来，研究智慧文学的著述层出不穷，其中尤以Bendt Alster的著述最为丰富，他的研究成果也最引人注目。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有1）Bendt Alster, The Instructions of Suruppak: a Sumerian Proverb Collection, Akademisk Forlag, 1974；2）Bendt Alster, Proverbs of Ancient Sumer: The World's Earliest Proverb Collections, Capital Decisions Ltd, 1997；3）Bendt Alster, Studies in Sumerian Proverbs (Copenhagen Studies in Assyriology 3: Mesopotamia), Akademisk Forlag, 1975；4）Bendt Alster, Wisdom of Ancient Sumer, Capital Decisions Ltd, 2005。
这些研究完全基于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文献的基础上，除了有着扎实的文本分析和比较可靠的译文，比较彻底地研究了这些智慧文学的文学价值和深刻的思想价值。特别是，对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教谕文学作品文本的研究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古埃及教谕文学
国外对古代埃及的研究始于1822年法国学者破译古代埃及象形文字的那一天。但是，读懂文字距离真正理解古代埃及的文献，特别是文学作品还相去甚远。直到1923年才出现了系统地翻译和介绍古代埃及文学的德文专著，即埃尔曼的《古代埃及文学》。从那时起，有关研究古埃及教谕文学的论著层出不穷，有古恩的：《普塔荷太普教谕文和卡根尼教谕文——世界上最古老的书》，伦敦1909年版；沃尔顿：《古代埃及两部政治性的文献》哥本哈根1945年版；凡登沃勒：《古代埃及文学作品的传播》，布鲁塞尔1948年版；勒夫波尔：《法老时代埃及的文学》，巴黎1949年版；毕杏：《古代埃及教谕文》，苏黎世1955年版；萨巴：《普塔荷太普教谕文》，布拉格1956年版；波森纳尔：《古代埃及第十二王朝时期的政治与文学》，巴黎1956年版；布鲁诺：《古代埃及的教育》，威斯巴登1957年版；塞伯特：《古代埃及文学的几种特征》，威斯巴登1967年版；丽希苔姆：《古代埃及文学》，伯克利1971年版；格鲁玛荷：《阿蒙莫内普说教文研究》，柏林1972年版；辛普森：《古代埃及文学》，纽黑文1972年版；浦利查德：《古代近东——文字和图画选集》，普林斯顿1973年版；丽希苔姆：《古代埃及王朝后期的教谕文》弗莱堡 1983年版；凯泽尔：《与旧约相关的文献》，居特斯洛1991年版；库瓦克：《马里卡瑞说教文研究》，威斯巴登1992年版；库瓦克：《阿尼的教谕文》，弗莱堡1994年版；费舍尔-爱尔福特：《一个父亲为其儿子撰写的教谕文》，威斯巴登1999年版。
1988年，著名埃及学家布鲁诺出版了他的《古代埃及教谕文》，这部德文著作包括了迄今为止已知的所有古代埃及教谕文，作者对古埃及教谕文献的文学性和思想性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目前，关于古代埃及教谕文的最全面且最权威的译文和研究是布鲁诺在1991年出版的《古代埃及教谕文》，这是他在1988年那部作品的基础上加以完善而成的专著。
上面提到的几部系统地翻译和分析古代埃及教谕文的著作离不开许多学者对个别教谕文的研究。这种研究包括整理和修补写有教谕文的纸草碎片、释读个别字句、确立全文的结构和中心意思。随着考古挖掘的进行以及在全世界各大博物馆的不断搜寻，新的教谕文残片时有出现。这些残片有时帮助我们理解某个教谕文中迄今为止无法解释的句子或段落，但有时又推翻了学者们历经各种困难建立起来的解读方式和理解方法。古代埃及教谕文的研究在不断深入，它们的价值也日益明显，同时，依然有着很大的研究空间。

古希伯来教谕文学
古希伯莱语教谕文学的研究在中国是空白；在西方学术界是圣经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最近半个世纪，从各个层面对教谕文学进行研究的著作和学术论文层出不穷，十分丰富。最新出版的此方面的学术专著：欣诺特的《智慧的化身》（美国，2005年），穆菲的《生命之树——圣经智慧文学的考察》（美国，2002年）。其他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著还有：克然绍的《旧约的智慧－导论》（1998年），克里福德的《智慧文学》（1998年），克吕格尔的《：智慧批判——关于旧约中智慧的传统标准的研究》（1997年），“智慧文献和诗篇研究导论”，塔特纪念文集，巴拉德等主编（2000年）等等。
希伯来教谕文学研究最新的趋势是女权主义的研究视角。这个视角目前由于过于时髦和潮流化，有些论点趋于泛滥和牵强附会。从古希伯莱语教谕文学的存活性上进行考察往往趋向两个偏颇：犹太教上帝选民的优越论和基督教的上帝拯救论；单纯从文学作品的角度探讨古希伯莱语教谕文学的独特性和生命力的论述十分罕见。这背后的原因并不神秘，主要是由于这种讨论会在政治上触及犹太民族文化和基督教宗教文化的敏感神经，在圣经研究十分发达的西方自然而然成了一个难以得到资助的科研方向。在中国的学术界，尤其是在有极强的古代近东研究背景和实力的北京大学的框架中对此点进行研究不仅具备条件，也具有卓越的中国特色和国际上的开拓创新意义。此部分子课题的创新性经得起著述今后翻译成英文在国际学术界接受专家的审查考验。

赫梯与小亚半岛其他民族教谕文学
赫梯与小亚半岛教谕文学是古代近东教谕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研究目前在国外学术界日益受到重视。由于赫梯人和胡里特人历史的短暂和他们的文献相对缺乏，一些西方学者很早断言，赫梯人的文献中没有什么教谕文学文献，或者赫梯人没有能够反映他们智慧思想的文献，当然，赫梯人也就没有什么教谕文学。随着赫梯和整个小亚半岛考古工作的深入，出土了大量的文献，同时，先前出土的文献不断被释读和出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赫梯国家新近发现和出土的赫梯语－胡里特语双语教谕文学文献“自由之歌”很快为德国学者诺伊翻译、注释和加以学术研究，并在1996年出版了一部多达596页的学术著作（《胡里特语史诗自由之歌之一》）。这部作品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揭示了深刻的哲理内涵，它的问世彻底改变了以往学术界一些学者对赫梯人和胡里特人教谕文学成就的偏见。此外，美国学者贝克迈早在1986年发表了“赫梯语格言和格言的引喻”一文，深入挖掘了赫梯人的教谕文学作品和他们的文学以及思想价值。我们认为，赫梯与小亚半岛其他民族教谕文学的研究在国际上还处在发展阶段，还有许多方面存在挖掘的潜力。特别是已经出土，但是尚未整理出版和已经出版的残片的整理，甚至新文献的出土将使这一部分的研究充满活力。
总体来说，我们充分认识到，国外学者在古代近东各个地区教谕文学领域的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在文本的收集和整理方面非常全面。但是，相比而言，他们对作品的文学和思想价值的研究相对薄弱，疏于探讨教谕文学的社会功能，尤其是，至今在国外学术界尚没有一部从宏观、整体和全面的视野集体进行研究古代近东教谕文学作品的专著。

外国古代教谕文学作品的关注和介绍在我国的知识界很早就受到了一定的重视，古代近东教谕文学作品也不例外。近二十年来，随着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国的加强和出版界日益重视出版古代文明领域的书籍，该地区的一些教谕文学作品开始被翻译过来，在问世的一些有关神话的图书中，如《古巴比伦神话》《古埃及神话》（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9年）已经收录和翻译了一些教谕文学作品。但是，他们毕竟是普及性读物，而且不是译自原始文献，更没有学术性的研究。
国内世界史学界目前日益加强了外国文化的研究。在出版的世界上古史教材和专题论著中不同程度地涉及了近东各个古国的教谕文学或者智慧文学。如《古代埃及史》（周启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世界上古史》（周启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古代埃及史》（刘文鹏，商务印书馆，2000年）。但是，这样的研究多停留在文化成就的一般性的介绍上，文学性的专题研究大多不足。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出版界纷纷组织国内专家研究和编写了《世界文化丛书》或者《外国文化丛书》等系列。问世了一批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著作，如（朱维之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人类早期文明的“木乃伊”——古埃及文化求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犹太精神》（刘洪一，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古犹太文化史》（朱维之 韩可胜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巴比伦文化探研》（于殿利、郑殿华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走进希伯来文明》（徐新，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1年）等等。这些著作翻译了一些教谕文学作品，程度不同地论述了所及领域的教谕文学成就，有些论著还比较深入地探讨了教谕文学的文学价值和哲理性。应该说，这些著作是目前国内研究教谕文学具有代表性的著作。
但是，现有的成果基本上还是停留在翻译和介绍的层次上，作品的翻译大多是从英文或其他二手材料翻译过来的，而且零散，只是选取了个别篇幅。虽然个别领域（如希伯来教谕文学和古埃及教谕文学）的研究取得了较深入的研究成果，比较突出地探讨了教谕思想的哲理智慧和价值，但是，从文学角度进行的研究还是相对比较薄弱，各个领域之间的研究没有任何联系。
不容否定的是，目前，国内学者对近东地区教谕文学的研究成果只是作为一小部分内容散见于各类书籍中，由于亚述学、埃及学、希伯来学和赫梯学以及胡里特学在我国是个新兴学科，至今还没有针对无论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希伯来还是赫梯与小亚半岛其他民族教谕文学的专题研究，即使在上述论著中没有一部提到赫梯与小亚半岛其他民族的教谕文学。赫梯与小亚半岛教谕文学在国内的研究完全是一个空白点，
至今，国内学术界没有系统地对古代近东的教谕文学作品从原文进行翻译，更没有从古代近东文明的视野下整体和全面的角度研究他们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探讨近东各地区教谕文学之间的关系，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的专门的学术著作还没有，论文更是十分少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这一课题在国内的研究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总之，我们的研究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