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3日晚19时，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举办，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系协办的北京大学“东方大文学”系列讲座第九讲《是檀君神话还是壇君神话？》于云端顺利开讲。本次讲座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哲俊教授主讲，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翁家慧副教授主持，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丁莉教授进行评议。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陈明教授、外国语学院朝（韩）语系琴知雅副教授也出席了本次会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云南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近四十名师生相聚云端，一同聆听了本次讲座。
参加讲座的部分老师和同学
张哲俊教授首先介绍了“壇”君神话最早见于13世纪高丽僧人一然（1206—1289年）撰写的《三国遗事》。朝韩学者一般认为“檀”君神话在三千年前就已存在，而白鸟库吉、今西龙等日本著名学者都予以否定。他们基于其中的“桓因”“檀香树”等佛教要素，认为“檀”君神话不应被视作神话，而是12至13世纪佛教僧侣编造的故事。张哲俊教授在梳理学术史的过程中，指出文献记录的时间过于迟晚是相关研究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并表示本次讲座将围绕该神话的生成时间以及“檀”与“壇”的标记两大核心问题进行探析。
首先, 张哲俊教授指出“檀”与“壇”的标记表面上是一个文献学问题，实则关系到我们对朝鲜半岛历史与宗教信仰的理解。最早的《三国遗事》记载为“壇”，稍晚成书的李承休《帝王韵记》（1287年）则标记为“檀”，二者并不统一。直至1445年代表统治者意志写成的诗歌《龙飞御天歌》出现，“檀”的标记似乎获得了官方认可，于是在李德寿(1673—1744年)等朝鲜著名诗人的诗歌和后世的相关文献中，“壇”字几乎不再被使用。此外，朝鲜王朝史学家安鼎福（1712—1791年）在《东史纲目》中提出“檀”就是“檀香树”的观点，进一步为“檀”君神话提供了佐证。日本学者今西龙发现正德刊本《三国遗事》存在不少误字与误画，由此进一步推定“‘壇’字当为‘檀’之误刊”。三品彰英、大林太良等日本神话学家也持此说。张哲俊教授基于韩国学者做的两次系统的版本调查成果（第一次是1973年李东欢主持；第二次是1997年河廷龙、李根直主持），从校勘的角度对《三国遗事》的东京大学本等重要的古本进行了研究，并指出这些古本的每一个“壇”字字形相同，土字旁都刻写得很小，不大可能是误刻。
主讲人：张哲俊教授
《三国遗事》开篇为“魏书云。乃往二千载有壇君王俭。”句中的“魏书”一词成为学者展开研究的重要线索。学界以往都认为“魏书”指的是“二十四史”中的《魏书》（北齐魏收撰）。今西龙等日本学者因在《魏书》中无法找到相关记载，于是对壇君神话进行否认，认为它是13世纪僧侣伪造的故事。张哲俊教授依据《隋书·经籍志》等文献目录著作指出，中国的史书中有许多种《魏书》与《后魏书》，但在宋元之前名为《魏书》的只有一本，即王沈的《魏书》，其他的均记载为《后魏书》或其他名称。张哲俊教授还根据《晋书》等史料的记载，进一步推断出王沈的生存年代与《魏书》的成书时间。他指出王沈是魏晋时期的史学家，所撰写的《魏书》最迟在嘉平年间（249—254年），即3世纪中期就已完成。壇君神话相关的记载应出自王沈《魏书》的“东夷传”部分。通过将《三国遗事》与《文选·序》《三国志》转录的《魏书》佚文进行比对，张哲俊教授指出二者关于“王俭”“阿斯达”等关键要素的记载一致。此外，高丽官修正史《三国史记》虽未言及“壇君”，但提到了“王俭”。这些证据说明《魏书》和《三国遗事》都是比较可靠的。《三国遗事》开篇的首句便引用《魏书》，证明作者非常重视这一材料，出错的可能性应该很小，因而其中的“壇”字标记应予以肯定。这也就意味着，3世纪中期就已出现了壇君朝鲜的记载，这相比于13世纪《三国遗事》的记载提前了一千年。因此，认为壇君神话是由僧侣编造，至13世纪才首次出现的看法不攻自破。不仅如此，张哲俊教授还认为王沈《魏书》的记载最接近壇君神话原始的状态，即其中只有国家传说，并未涉及熊女故事。由此可知，神话里的佛教色彩和熊女传说都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结合起来的，壇君神话原本的内容其实非常简单。
关于堑星坛遗址的讲述
除传世文献外，张哲俊教授还利用考古资料进行论证。关于壇树，主要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是檀香树；二是作檀弓材料的檀树；三是朴达树，朴达树是檀弓材料的檀树衍生出来的。张哲俊教授根据《本草纲目》的记载和植物学专家上原敬二的研究指出，檀香树主要分布于中国西南地区、印度半岛南部一带，朝鲜半岛并不产檀香树。韩国仁川附近有一处13世纪前就已存在的江华岛摩尼山堑星坛遗址（据说此坛为壇君命其三个儿子所筑），其中的神坛由一方一圆的两大部分组合而成，旁种树木。张哲俊教授指出这种蕴含“天圆地方”观念的神坛与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例如牛河梁遗址二号地出土的北圆南方的祭坛十分相似。中国先秦时期已有“除地为墠，筑土为坛”，进行祭祀的传统。张哲俊教授还征引《尚书》《周礼》《论语》等资料，指出夏朝就已有坛树之制。人们会在旁侧种植坛树，而夏朝时的坛树是松树。后世也有“遂家于坟左，扫除坛封，种植松柏”（晋朝嵇含《长生树赋》）的相关记载。人们之所以栽种松、柏等当地生产的树木，目的在于以此为标志，指引神来到人间。神通过树木降临的思想其实在日本（如能乐表演的舞台背景设有松树）等东亚各地广泛存在，而并非出于对檀香树之类的某一特定树种的崇拜。通过上述考察，张哲俊教授认为韩国的“檀”君神话应作“壇”君神话，帮助我们厘清了朝鲜建国神话的丰富内涵。
丁莉教授在评议时指出壇君神话本身涉及错综复杂的历史、宗教问题，中日韩等多国学者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张哲俊教授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文献学、文学、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植物学等多种方法展开了具有独创性的研究。可以说，本次讲座十分契合“东方大文学”的主题。“檀”还是“壇”的一字之辨，看似是一个小选题，却生发出五万字的论证，折射了一个大世界。尤其在13世纪以前的文献信息匮乏的不利条件下，张哲俊教授能够根据遇到的不同问题，综合运用多门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细腻而缜密的考证，并对今西龙等权威学者的观点提出了有力的质疑，令人钦佩。随后，丁莉教授就日本天孙降临神话与壇君神话的相似性问题与张哲俊教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评议人：丁莉教授
翁家慧副教授也强调张哲俊教授不拘泥于单一的学科之别，在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不断摸索出自己的研究方法，如“文学考古学”等，并培养出自己的“学术第六感”。张哲俊教授对仅三百多字的壇君神话进行逐字逐句的实证研究，杜绝随意猜想的精神也非常值得我们后辈学习。
主持人：翁家慧副教授
在提问环节，同学们就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与朝鲜文化的关系，壇君神话在民间流传的情况等问题向张哲俊教授请教。张哲俊教授以“玉熊龙”为例，解释了红山文化的传播路径。此外，张哲俊教授还强调通古斯族与朝鲜族一直是杂居、通婚的状态，并介绍了日本北海道大学关于阿伊努人从东西伯利亚迁徙过程的研究近况。
最后，陈明教授代表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对张哲俊教授一直以来的支持表示感谢。陈明教授认为此次讲座仿佛带领我们“回到了现场”，张哲俊教授提出的“第三种比较文学关系”“文学考古学”等新观念、新方法突破了以往单纯的文学研究范式，对今后开拓东方文学的研究视野和路径大有裨益。至此，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文/图 向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