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丽明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我国对东方各国文学的研究、翻译、评论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中国国内，东方文学这门学科在学科定义上有着特殊的位置。1998年教育部对二级学科进行大规模整合，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合并，将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原有的“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两个二级学科整合，称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而这门学科的核心课程“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在传统意义上约定俗成地分为东方文学和欧美文学两大部分。东方文学已经成为中国目前高等教育中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内容。东方文学研究目前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研究群体、学术研究上都有相当的建树，但和中国西方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成绩相比，还处于不应当有的薄弱状态，尤其是在立足于东方思想文化传统，充分利用中国本土资源，积极进行具有现代意义的本学科理论创建上较为欠缺。但从国内从事东方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员队伍的不断壮大、已发表的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发表本学科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的正常出版、国内东方文学相关学术团体学术活动经常举行及国内各高校与东方文学学科相关专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定期招生等多方面条件来衡量，东方文学学科无疑已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
一、东方文学学科建设研究
纵览20世纪，可以梳理出东方文学这门年轻学科的成长历程呈现曲折起伏的发展轨迹：五四到新时期的东方文学学科发展，经历了依附于东方文化研究的散漫的自发形态到学科独立并向系统的学科形态发展的历程。和国内所有的人文学科发展一样，东方文学学科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低谷时期。但进入新时期后，有关东方文学学科的译介和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为本学科在21世纪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回顾2000-2004年，可以发现国内东方文学学科的研究呈现健康、繁荣和稳定的发展态势。和20世纪相比，新世纪伊始，东方文学学科迈出了更加稳健的步伐，取得了日益引人注目的成绩。与东方文学相关的各国文学研究会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各类学术研讨会经常举行，如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1982年成立，已举办10届学术年会）、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1982年成立，已举办9次学术会议）、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1987年成立，已举办5届学术年会，12次学术研讨会）、中国波斯文学研究会（2000年成立，已举办3届学术研讨会），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1983年成立，已举办10届学术研讨会）等学术团体的各种学术研讨会和年会定期召开，这些研究会的历次学术活动都有一批学术论文发表，有的还将论文结集出版。如印度文学研究会至今已出版了6集《印度文学研究集刊》，发表论文123篇，给研究会的发展留下十分有意义的历史轨迹。国内以“东方文学史”、“外国文学·亚非部分”、“世界文学史（含东方文学）”冠名的教材不断涌现，且各具特色；东方文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有关东方美学、诗学、文化研究的论文专著不断问世，有关东方文学的新的学术机构、社团和研究刊物健康发展。2004年12月29日，查阅互联网，查“东方文学”关键词，点击中国国家图书馆共检索出215条相关书目，点击北大图书馆，检索出141条相关书目，点击北大天网搜索可以检索到1886条相关消息；查“东方文化”关键词，中国国家图书馆共检索出665条相关书目，北大图书馆共检索出467条相关书目，点击北大天网搜索共检索到19553条相关消息；这一切表明东方文学学科及与本学科研究密切相关的东方文化研究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
从总体上看，在新的世纪，国内从事东方文学学科的学者们的学科意识增强，从理论上对东方文学学科本身以及东方文学研究工作中的许多问题加以认真梳理并概括总结，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文学学科体系，并出版了一系列的专著，反映了中国学者对东方文学学科的总体认识在不断提升。从世界科学与学术史角度看，这标志着我国的东方文学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东方文学学科从以东方国别文学的翻译、评论与研究为基础的“东方国别文学研究”阶段，发展到现在的 “东方文学总体研究”阶段。这一阶段有代表性的专著有：何乃英的《探索与开拓：东方文学论文选》，何乃英主编的《东方文学概论》、郁龙余、孟绍毅主编的《东方文学史》、孟绍毅的《东方文学交流史》，王向远的《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和研究史述论》、黎跃进的《东方文学史论》等。在这些论著中，学者们基本达成共识，确立了东方文学学科研究的目的和宗旨，认为东方文学是若干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文学的集合概念，将东方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必须使整体的概念建立在具体的东方国别文学的基础上，但具体的东方国别文学的研究不能取代总体的东方文学研究，作为超越了国别文学的区域性文学的总体研究，东方文学研究实质上也包括比较文学的研究。在具体的国别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它还必须进一步超越，上升到区域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层次。东方文学整体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东方各国文学的内在联系，是有关东方各国文学关系史、交流史的研究；通过东方总体文学的研究，辨析东方各国文学的民族性和地区性的共同特征，以及东方各国文学的独特性特征；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将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进行宏观的比较，研究东西方文学之间的关系，以求科学、客观地确定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中的成就、贡献、地位和影响，这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此外，还有多篇论文涉及与东方文学总体研究相关的问题，有代表性的论文文章有：杨建编辑的《“东方文学专家谈”》，王钦峰的《论“东方”概念的流动性——关于东方文学学科基础相关问题的思考》，叶舒宪的《“东方”概念的话语建构之根——〈东方化革命〉读后》，麦永雄的《全球化语境中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的研究现状与前瞻》，刘介民的《读曹顺庆主编的〈东方文论选〉》等。
由北京大学通过学科整合组成的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2000年12月通过专家评审，被教育部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这一举措对中国东方文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无疑具有历史性的意义。2001年，为了进一步推动东方文学在新世纪的发展，促进中外东方文学学界学者的交流和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和互补，该中心成功地主办了一次盛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为“东方文学与东方文化——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展望”，下设10个子议题，包括：东方学的回顾和展望，东方文学、艺术与宗教，古代东方文学，东方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汉文学和文化在亚洲地区的传播，印度文学和文化在亚洲地区的传播，伊斯兰文学和文化在亚洲地区的传播，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交流和影响，东方文化与现代化，东方文学理论批评。与会的中外学者180余人，其中来自国外的有22位，提交论文140余篇，学者们的学术研究领域涵盖印度学、日本学、朝鲜学、伊朗学、蒙古学、东南亚研究、阿拉伯学、希伯来学、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等。大会名誉主席季羡林即兴发言，他认为目前世界的主宰依然是西方，西方对东方的了解很少，很多人还是持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心态。因此，东方学者不仅要实施“拿来主义”，还要实行“送去主义”，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东方。季先生的发言给与会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国际研讨会进一步加强了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和友谊，对中国东方文学学科的稳健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定期问世的季刊《东方文学研究通讯》（截止2004年底，已出15期）已成为国内东方文学研究界的一个喉舌，是东方文学研究界学者们交流的重要学术平台，中心编辑出版的《东方文学研究集刊》（第一辑）（2003年）的问世也成为国内集中发表东方文学学科研究新成果的第一本论文集。
二、东方文学比较研究
随着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兴起，再加上1998年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学科整合，引起了东方文学学科研究重心的明显转移。2002年11月北大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召开了主题为“比较文学视野中的东方文学”的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50多人，提交论文40余篇；2004年8月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和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主办，山西大学文学院承办了“2004年全国东方文学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60余人，提交论文40余篇。国内发表东方文学学科研究成果较集中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东方文学研究的论文出现了明显的转向，越来越多从事东方文学研究的学者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把各民族的文学与文化联系起来，把文学同其他学科联系起来，从比较的文化的角度研究东方各国文学的关系和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有关东方比较文学的专著增加，相关学术会议、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和20世纪相比，都有明显的提升。东方比较文学研究的专著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中国文学和印度文学、中国文学和东亚、东南亚文学比较几大部分。有代表性的专著有：王邦维、林丰民主编 的《东方文学—— 从浪漫主义到神秘主义》，梁立基、李谋主编的《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与东南亚文学》、孟绍毅的《东方文学交流史》、郁龙余的《中国印度文学比较》、郁龙余等著的《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薛克翘的《中印文学比较》，孙宜学编著的《泰戈尔与中国》，王晓平的《亚洲汉文学》，张哲俊的《东亚比较文学导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和《中日古典悲剧的形式——三个母体与嬗变的研究》、肖霞的《日本之桥与“五四”文学》、靳明全的《中国现代文学兴起发展中的日本影响因素》，林祁的《风骨与物哀 ——二十世纪中日女性叙述比较》，马歌东的《日本汉诗溯源比较研究》，黄爱华的《中国早期话剧与日本》，佟君、陈多友主编的《中日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方长安的《选择·接受·转化— 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张石的《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王晓平的《梅红樱粉—— 日本作家与中国文化 》，胡令远的《人的觉醒与文学的自觉——兼论中日之异同》，蔡春华的《中日文学中的蛇形象》，李文的《日本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郑翔贵的《晚清传媒视野中的日本》，郑彭年的《日本中国文化摄取史》，张玉安、 陈岗龙主编的《东方民间文学比较研究》，陈岗龙的《蒙古民间文学比较研究》，孟绍毅的《丝路驿花——阿拉伯波斯作家与中国文化》、张朝柯的《〈圣经〉与希伯来民间文学》，李岩的《中韩文学关系研究》以及《半岛唐风——朝韩文学与中国文化》和《越南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学》等。已出版的各类外国文学研究专著中，有些专著涉及东方文学部分，如罗选民主编的《外国文学翻译在中国》中收入日本文学、以色列文学和印度古典文学在中国的论文。国内出版的各类世界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及有关专著中都收有东方文学的内容，由于本文篇幅有限，没有将这部分内容收入统计范围，须另文专题介绍。
三、东方文学国别研究
东方文学的总体研究是以东方各国文学的翻译、评论与研究为基础的。从事对象国语言文学研究的学者们近年来出版了所研究的对象国文学史和与文学相关的专题专著，为东方总体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严绍璗的《比较文学视野中的日本文化——严绍璗海外讲演集》、叶渭渠的《日本文学思潮史》、叶渭渠、唐月梅的《日本文学史》（古代卷、近古卷、近代卷、现代卷）、《20世纪日本文学史》，张如意的《日本文学史》、林为龙等的《日本文学》，叶渭渠的《川端康成传》，王向远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史》，彭恩华编著的《日本俳句史》和《日本和歌史》，郑民钦的《日本俳句史》，孙树林编著的《日本近现代文学》，刘炳范编著的《战后日本文化与战争认知研究》，刘立善的《日本文学的伦理意识》，王新新的《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世界》，王琢的《想象力论—— 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方法》，张龙妹主编的《世界语境中的〈源氏物语〉》，林少阳的《“文”与日本的现代性》，魏大海的《20世纪的一个“神话”——私小说》，祝振媛的《夏目漱石的汉诗和中国文化思想》（日文版），梁立基的《印度尼西亚文学史》、邵铁生的《斯里兰卡文学史》、王青的《马来文学》、齐明敏的《阿拉伯文学》、于在照的《越南文学史》、刘安武的《印度两大史诗研究》和《印度两大史诗评述》、姜景奎的《印地语戏剧文学》、唐仁虎等著的《泰戈尔文学作品研究》、尹锡南的《世界文明视野中的泰戈尔》、唐仁虎等主编的《印度文学文化论文集》，仲跻昆的《阿拉伯现代文学史》，齐明敏等编的《阿拉伯文学选集》，史习成的《蒙古国现代文学》、却日勒扎布的《探索之路：蒙古文学论》，韦旭升的《韦旭升文集》，徐东日的《李德懋文学研究》，金健人主编的《韩国传统文化 》（语言文学卷），陈铉美的《困惑与冲突——当代中韩女性小说之比较 》，林丰民的《为爱而歌--科威特女诗人苏阿德· 萨巴赫研究》，李琛的《阿拉伯现代文学和神秘主义》，张惠兰的《传统与现代——尼泊尔文化述论》，刘意青的《〈圣经〉的文学阐释——理论与实践》，梁工、赵复兴的《凤凰的再生——希腊化时期的犹太文学研究》、梁工、卢荣光编选的《圣经与文学阐释》，张鸿年的《波斯文学史》，郭淑云主编的《迈进新世纪—— 文学言说》等。中国的韩国文学学者翻译了多部韩国学者有关韩国文学的著述，如：赵东一等的《韩国文学论纲》，崔雄权的《朝鲜—韩国当代文学史》，金允植、金宇钟等32人合著的《韩国现代文学史》，金柄珉、金宽雄主编的《朝鲜文学的发展与中国文学》，杨昭全的《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赵润济的《韩国文学史》等等。
在众多的有关东方文学和东方文化的出版物中，其中最有气势、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季羡林先生任主编，昆仑出版社出版的《东方文化集成》系列丛书。本丛书的出版跨越两个世纪，分为《东方文化综合研究篇》、《中华文化篇》、《日本文化篇》、《朝鲜、韩国、蒙古文化篇》、《东南亚文化篇》、《南亚文化篇》、《西亚、北非文化篇》、《中亚文化篇》和《古代东方文化篇》。本丛书本着文化多元主义的理念，对东方各国的文化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努力汲取各国文化的精华，在以鲁迅先生“拿来主义”的精神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提倡“送去主义”——送给西方东方文化的精华，以求印证“人类的文化宝库是众多的民族或国家共同造成的”真理，目的在于东方人民和西方人民的相互了解，促进人类“有朝一日总会共同进入太平盛世，共同进入大同之域”的美好前景。此丛书已出版近55本专著，其中有关东方文学的专著有20余本，2004年下半年至2005年还拟出版16本书，涉及中国、印度、日本、波斯、阿拉伯、蒙古国、印度尼西亚、朝鲜、韩国、越南等国文学史，此外还包括东方作家专题研究、东方文学交流、东方戏剧研究等专著。由钱林森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外国作家和中国文化》丛书也可圈可点。本丛书关注跨文化语境下的比较文学命题，对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进行整体的研究，由此对人类文明交流发展史作总体的历史的审视。丛书收录了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日本作家与中国文化、阿拉伯波斯与中国文化和朝鲜、韩国作家与中国文学四大专题，这些专题选取东方各国有代表性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进行个案考察，“力图展现中外文学与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相互碰撞、交融的精神实质，从而在人类文明交流发展、互补共存的大背景下，揭示出中外文学关系史中带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在东方作家专题研究方面，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文学泰斗》丛书也很有代表性，此丛书包括研究泰戈尔、川端康成、夏目漱石、小林多喜二等东方著名作家的专著。
四、东方文学作品翻译在中国
由于各方面原因，相当一些人士内心深处仍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东方文学在高校普遍不受重视，各高校东方文学课程日渐被压缩甚至被取消，东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虽取得一些成绩，也存在一些问题。近年来在一些有远见的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出版了一些高水平的译著，如《泰戈尔文集》、《纪伯伦全集》、《东瀛美文之旅》、《川端康成十卷集》、《大江健三郎作品集》、《渡边淳一的长篇经典全集》、《谷崎润一朗作品集》、《井上靖中国古代历史小说选》、《日本女作家都市小说系列》、《村上春树文集》、周作人所译介的六卷本日本古典文学作品集《苦雨斋译丛》、《日本物语文学系列》、《东山魁夷的世界》、《神话与人类丛书》（收有非洲、埃及、印度和波斯神话集）、《犹太智慧文集》（收有《犹太大师文集——世界先锋小说金典》、《犹太名人读本——感动过全世界的文字》）、《一千零一夜》全译本，《阿拉伯小说选集》、《阿拉伯现代诗选》、《马哈福兹文集》、《波斯经典文库》和世界英雄史诗丛书中的东方史诗，包括首次问世的非洲史诗《松迪亚塔》和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毗湿摩篇）及再版的《虎皮武士》、《吉尔伽美什》和《罗摩衍那》等。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中包括《非洲现代诗选》（上、下册）、以色列当代最伟大的诗人《耶胡达·阿米亥诗选》（上、下册），以色列文学丛书等。此外，日本当代文学和韩国当代文学作品在国内的出版数目令人刮目相看，笔者近日在北京大学周边的书店，如海淀图书城、北京规模最大的海淀新华书店、风入松书店和万圣书店查阅，对已上市的外国文学作品中译本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后发现，日本最新翻译的当代文学作品将近60余种，其中包括侦探小说、推理恐怖小说、言情小说和都市小说等系列，有些作家作品的中译本问世非常及时，如渡边淳一某些小说的中译本和日文本同时问世，同名小说不止一个译本。新翻译的韩国当代文学作品中译本近50余种，其中包括大量的言情小说、正在播放的各种韩国电视剧小说版本，游记小说等，如韩国当代最流行的小说家之一金河仁的小说中译本几乎和韩国同步出版。非洲当代文学作品译本10余本，包括南非、乌拉圭、埃及等国的作品；以色列当代文学作品已出版10余本，新加坡当代文学2种，缅甸当代文学1种，越南文学1种等。东方文学作品重译重印的现象较普遍，但过于集中在以下几部作品中，如：据《新旧约全书》中故事改编的各种译本将近20余种，《一千零一夜》的各种改写本近10余种，《泰戈尔诗选》的不同译本近10余种，泰戈尔的名著《吉檀迦利》有至少10个质量参差不及的译本和近20余种包括印制质量较粗糙的再版本；川端康成的名著《雪国》的版本也有近10个；《纪伯伦全集》有两个版本，《纪伯伦爱情书简》也有两个版本。有关东方各国神话的丛书也出版了多套。在世界文学史上影响极其深远的阿拉伯故事集《凯里来和迪木奈》的全译本也已问世，印度故事文学名著丛书已再版(包括《五卷书》、《故事海选》和《佛本生故事集》)。已出版的包括东方文学作品的各种外国文学丛书花样翻新，质量各异。其中包括形式新颖，装帧考究的各种插图本、中英文对照本、以图为主的绘画本、附带磁带的诵读本、附带影像资料的新译本等等，如中国致公出版社出版的20册外国文学丛书，其中包括《圣经故事》、《罗生门》、《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天方夜谭》和《伊豆舞女》等东方名著，都附有由作品改编的各种影视资料。
由于国内目前版权问题、市场经济规律的限制，东方各国（日本、韩国例外）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作品出版受到很大影响，如印度、阿拉伯的现当代文学作品在国内几乎没有新的译本，尤其是东方小语种的作品翻译出版几近空白，例如，印度尼西亚著名作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普列姆迪亚的最著名的四部曲，前三部已分别于1982、1985、1989出版，但第四部《玻璃屋》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至今还没有问世。《斯里甘特》是著名的孟加拉语作家之一萨拉特·昌德拉·查特吉的代表作，1981年国内出版了四卷本中的第一册，其余三册至今未见踪影。东方总体文学研究的重要依托和支撑正是东方国别文学的翻译、研究和评介，如果东方国别文学的翻译作品不能正常出版发行，长此以往，东方文学学科的发展势必会受到影响和冲击。
五、东方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东方文学学科在21世纪伊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喜人成绩，但是，由于它是一门起步较晚的年轻的学科，学科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也还存在一些有待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和薄弱的]环节，其中亟待深入研究和达成共识的问题还依然存在。
21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是“西学东渐”的世纪，许多学者预言21世纪是“东学西渐”的世纪。在新世纪，如何深化东方文学的研究，如何总结东方文学学科中重要的理论、命题、范畴、原理，如何正确阐释东方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挖掘东方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深刻人生哲理，进一步总结东方文学独特的话语方式和叙事结构等等，是我国东方文学学者面临的问题。此外，国内各种东方文学史教材和专著对东方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界定还存在一定的分歧，如何厘定东方文学和亚洲、非洲文学的区别，明确东方文学概念的丰富性和多层次性，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东方文学理论体系，找出作为一门独立人文学科的东方文学的内在联系和独特规律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此外，还有一些需要达成共识的问题，如黑非洲文学是否属于东方文学体系？希伯来——犹太文学和文化，产生于中东，与波斯——伊斯兰文化并不相同，它延续至今，没有中断过，后来与西方文化合流，如何确定它的归属？它是属于东方，还是属于西方？东方文学概念中应该包含政治的、地理的要素，是否还更应该从文化和文学的视角对之加以界定？有的东方文学史教材将前苏联的俄语作家艾特玛托夫也归入东方文学学科研究领域是否合适？南非用英语、法语等语言创作的作家作品是否属于东方文学学科的研究范畴？针对国内比较文学界陆续发表的“世界文学”否定论、认为外国文学史（或称世界文学史）中文课程应该取消的言论，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学对外国文学消化和吸收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在中文系将外国文学课程中文化，用中文讲授外国文学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中外文学与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因而其实质就是‘比较文学’；用中文讲述外国文学，外国文学便在中文、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受到过滤、得到转换、得以阐发，也就是化他为我，其本质具有‘翻译文学’的性质。”如果把“外国文学史”（包括东方文学史）课程改名为“中国翻译文学史”是否更符合学理？
东方包括众多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文学发展极不平衡，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文明发展很早、文化传统深厚、文学遗产丰富的各大国家和地区的文学在国内的研究水平和成果十分不均衡，尤其是一些东方小语种的文学研究情况不容乐观。据粗略统计，2000—2004年国内已发表的与东方文学有关的论文近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