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新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

被誉为“鬼才”的短命作家芥川龙之介（1892－1927），在日本文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单是看一下日本文坛提拔新人的“芥川奖”和一年一度的“河童祭”便可得知。他以他那深邃的思考、完美娴熟的技巧给后世留下了一系列令人称叹的作品。纵观芥川龙之介的一生，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令人思索的问题：虽然芥川的宗教思想是多元的、复杂的。但他对基督教又情有独钟。他在创作中对基督教多有指涉，如《手绢》、《烟草与恶魔》、《邪教》、《圣·克里斯托夫传》、《南京的基督》、《诸神的微笑》、《大导信辅寺的前半生》、《撒旦》、《流浪的犹太人》、《奉教人的死》、《朱丽压·吉助》、《阿银》、《阿筱》、《水虎》、《西方的人》、《续西方的人》等。芥川曾经这样说过：“艺术完全是表现。而且所表现的，当然除作家本身以外没有别的。所以；不论作家本领如何高超，也不论驱遣技巧如何巧妙，归根结底，它不可能超出作家本身所见和所感。”[1]需要说明的是，“宗教”与“宗教文化”的用法是有很大区别的，在任何与宗教相关联的概念表述中，那种将某一“宗教”与其“文化”概念组合起来使用的企图，其欲表达的意义都要比单纯运用“宗教”这一概念通俗、宽泛得多。也就是说，“基督教文化”比之“基督教”而言，既拓宽了范围，也稀释了强度。芥川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基督教徒，我们不妨将芥川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倾向称之为他的 “基督教文化情结”。应该说，这种情结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芥川龙之介独特的生命体验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一

   在芥川前期的创作中，他的基督教文化情结就表现为：利用基督教题材去解说他的人生哲学。谈到芥川的人生哲学时，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芥川的“厌世主义”，有不少文章动辄就称芥川是一个“悲观厌世主义者”，这大概是受了芥川的那句“还没有读上一页厌世主义哲学，已经是厌世主义者了” [2]的影响，但这是芥川在后期感情陷入危机时所写出来的。我们不能以偏概全的说芥川始终如此。芥川在大正二年七月二十二日给藤冈藏六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或许我们是为了失望而生存，然而，失望之极，自然又会萌发新的希望。不是拔除杂草后的土地，风信子是不会开花的。不是经过幻灭后的心里产生的希望，不能算是强有力的希望。我们是寂寞的，但比起没那么寂寞的人，我们还是强些。” [3]这表明芥川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厌世主义者，他仍然期望着别被令人烦恼的“人生的杂草”覆盖、淹没，从而开出美丽的“理想的花朵”。在这个意义上说，芥川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的这种理想主义同武者小路实笃的理想主义有着很大的区别，尽管他始终十分尊敬武者小路实笃。后者的理想主义充斥着人道主义色彩和没有阴影的明朗基调，而芥川则企图极力去认识现实、避免相对的东西而探求一种终极、绝对的真理。

《手绢》里的长谷川谨造先生是一个基督徒，他实际上影射了当时信奉基督教、主张世界和平主义的日本思想家、农学家新渡户稻造。这位长谷先生认为“日本文明在最近的五十年里，在物质方面有了相当显著的进步。然而，在精神上，却几乎谈不上有多么大的进步”。所以他想做日本和西方诸国之间的桥梁，以缩小两者之间精神上的距离。但他这种想法，只不过是自己“快乐的所在”和“取得成功的所在”罢了，在接待西山宪一郎母亲的过程中，他这个“基督徒”的虚伪性和他那种微妙的自私心理不自觉的就流露出来了。该作品写于1916年9月，当时芥川刚刚大学毕业，他的“初恋悲剧”发生过不久，此时的他是怀着“没有自私心的爱是可能的吗？”的想法来完成了该作。《烟草与魔鬼》更是芥川认识现实的结果，“南蛮的天主来到的同时，魔鬼也来了——输进西洋善的同时，也输进西洋的恶，此乃极其自然之事。”他进一步体会到了现实是矛盾的同时存在。《邪教》向人们展示了摩利信乃法师威力的无穷，这位神通广大的基督教徒时刻宣扬着上帝的力量是无穷的，现实中充满了丑恶。只有皈依基督教，才能得到解脱。这渗透者芥川对现实人生的冷静思索和寻找精神依托的探索。《奉教人的死》明显的表现了芥川的美学观念。我们对女主人公罗莲若所知不多，她虽然被人误解，但在死后的刹那间，却使人们无比感动。这种对“瞬间美”的追求，其实也是芥川人生哲学的一部分。在《圣·克里斯托夫传》里，芥川的本意是想表现人对信仰的选择问题。莱普罗堡斯先是在别人的建议下投靠了安提阿王，接着又转而信仰魔鬼，最后终于在耶稣基督的超脱下得升天国。芥川的这种意图是借助基督教的意象来完成的：“只要你万事勤恳永不懈怠，必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得见主基督的尊容”、“心灵贫穷的人幸福，天国一定属于他。”《南京的基督》则是进一步探讨了信仰的灵验与可能性问题。可见，在芥川前期的创作中，他借助于基督教题材是想表达他对现实人生的种种深切的体验。

二

    与前期不同，芥川龙之介的基督教文化情结在后期表现为这样一个二元对立模式：一方面企图笃信基督教、求得精神解脱，另一方面又不断的对其否定，走向彻底的绝望。这个模式也正体现了芥川以前所建立的人生哲学在逐渐走向崩溃。因为芥川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的认识者”，他所认识到的现实和他所追求的理想仿佛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也不可能走到一起。

    芥川在《诸神的微笑》里面，描写了奥尔甘蒂诺神父和日本诸神之间的争论。他们各据己理。奥尔甘蒂诺认为，“在十字架的威光面前，肮脏的日本的神灵的力量要获胜依然是困难的。”并坚决的说：“没人能胜过上帝”。但那位由日本神灵变化成的老人却举出了这样的例子：中国的道教和印度的佛教传入日本，并没有取而代之，而是和日本的神教并存或是与之结合在了一起。虽然“是上帝获胜还是大日灵贵获胜，这直到现在也许还不能轻易断定” 但小说对基督教似乎倾注了更多的哀惜之情。在《阿银》里，芥川这样自问自答：“看似美善的他们的信仰，翻到背后，不是出自利己心吗？看似纯粹的殉教行为，其深处不是藏着只要自己一个人上天国就好的自私心吗？” [4]与之相类似，《阿筱》中的基督不过是个懦弱的人而已。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基督教的关注，而是孕育着一种怀疑和否定意识。1926年3月，室贺文武送《圣经》给芥川，希望以此来缓解他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芥川也希望通过它来得到解脱。但在熟读之后，仍然无法相信神能给他带来奇迹。可见他此时对基督教的失望意识是多么强烈。这种意识愈演愈烈，在《水虎》中很明显的体现了出来。《水虎》写于芥川自杀的当年，这是一部寓言体小说。它以一个精神病人的视角，通过他在“水虎国”的经历，来影射和讽刺当时日本社会的现实生活，内容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政治、经济、法律、哲学、文艺、宗教、风俗习惯等。其中，水虎国的宗教生活很是引人注目，他们有很多种宗教，小说中的水虎对“我”说：“我们有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拜火教什么的。最有势力的要数近代教了。也叫生活教。” [5]这里我们把生活教暂且放在一边，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水虎国对基督教的普遍态度。当长老领着“我”参观到供着托尔斯泰的神龛时，他点评说：“这位圣徒竭力去信仰事实上无法相信的基督，他甚至公开宣称他在坚持自己的信仰。可是到了晚年，他终于受不住作一个悲壮的撒谎者了。” [6]在小说的最后，水虎哲学家马咯向“我”读了一首诗，诗中有这样两句：“路旁的无花果已枯萎。基督似乎也随着咽了气。” [7]小说中水虎们对待基督教和基督的态度，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芥川自己对待基督教的态度。其实，芥川在发现熟读《圣经》对自己无济于事时，就访问了小穴隆一，将打算自杀的事情告诉了他。这种意念一旦形成，就在芥川的头脑里牢牢地生了根。他在以后的日子里，悄悄地为此做着准备。他的一些朋友如佐佐木茂索在他身上所做的努力并没有打消他的自杀念头。只是使他的行动稍稍推迟了一些时间。1927年1月，芥川的妹夫自杀后，他不得不为了妹夫家留下的高利债务而奔走。这使得原本就极其衰弱的他更加疲惫。本年的4月份，他就写好了给菊池宽和小穴隆一的遗书，并将自己所保存的一些东西偷偷地分给了密友们。5月，宇野浩二发狂，这使得芥川倍感绝望和恐惧，他仿佛从浩二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6月20日，芥川将写完的《某傻瓜的一生》托付给久米正雄，并在稿件的前面写了一个《再见吧》的序文。7月23日夜，芥川完成了《续西方的人》，24日凌晨，他在自己的寝室里服用了致死量的安眠药自杀了，值得注意的是，他死的时候，枕边还放着《圣经》。

在芥川的遗稿《西方的人》和《续西方的人》里，芥川详尽的描述了基督的一生，但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基督教的关心，他企图通过基督教来得以解脱的想法被世俗生活给击得粉碎。此时的他，对一切都已绝望。这时芥川笔下的歌德、斯特林堡、等这些“圣灵之子”的“基督们”更具有人性色彩，他们有着“‘纤细的神经’和‘软弱的心脏’以及孤独的天才的性格”，[8]这不正是芥川自身的生动写照吗？此时的芥川，已有多种疾病在身：胃病、干性肋膜炎、神经衰弱症等等，这些都使他原有的理想化为泡影。看来芥川在这里是以基督来反观自己那富有悲剧性的一生，以期和他一样从容的走向“十字架”。这也正从反面说明了芥川尽管想努力的接近基督教，但现实人生却迫使着他将其放弃。芥川自杀时枕边所放的那本《圣经》不过是表现了他在带着绝望离开人世之前的最后一丝哀惜而已。

三

日本的宗教生活很丰富，有神道教、佛教、基督教等，这反映了日本文化结构的多层次性。日本人善于将外来的事物消化、吸收，然后再加以创新，这使得日本的文化含有多种要素：原始的本土文化和神道文化、中国的儒道佛文化、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人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与其他国家的宗教信徒们相比，很多日本人同时信仰多种宗教，这不能不说是世界宗教史上一个独特的景观。芥川就同时受到多种宗教的影响，在他的创作中，对佛教、神道教也有所涉及，如《蜘蛛丝》等，但芥川更偏爱基督教文化。这与芥川的生存背景和美学追求是密不可分的。

据日本的宗教史记载，西班牙人圣·弗朗西斯哥·萨比艾卢（S· Francisco Xavier ）（即方济各·沙勿略）于1549年来到日本传播基督教，日本基督教就这样开始了它的发生发展的过程，沙勿略在日本传教的时期，正是日本国内战火纷飞、诸侯争霸的时期，当时的日本国民饱受战乱之苦，他们很想从这种苦难中解脱出来，这为基督教在日本的扎根和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虽然继之而来的是漫长的“闭关锁国”时期和政府的“禁教”行为，但基督教在日本已有了众多的教徒，基督教思想也已经渗透到了日本的社会生活中去了。到了江户后期，日本锁国政策解除，基督教在日本得以恢复。到了1889年，日本的明治宪法中正式写入了“信仰自由”的条款，这使得基督教及其文化在日本的发展有了一个合法的政治保障。在明治时期，《圣经》被翻译成日语，这无疑促进了基督教文化对明治文艺的影响。当时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理想主义文学、人道主义文学等就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如善写“观念小说”的宫崎湖处子就曾在《归省》、《落武者》、《空屋》、《幻》等作品中表露出高雅的理想主义和牧歌式的浪漫主义，这种写作意识就和她的基督教精神有关。在白桦派作家中，对宗教关心的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等早在其作品中，就透露出了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等思想内容。当时的中岛湘烟、田边花圃、木村曙、若松贱子等闺秀作家也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如木村曙的《妇女鉴》写了吉川秀子献身社会事业的故事，她的那种精神就是基于基督教的博爱精神的。在以北村透谷为核心的《文学界》诸作家的身上，我们也能够看到基督教世界观人生观对他们的影响。植村正久的基督教思想著作《直理一斑》受到了当时文学家们的推崇，对青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内村鉴三的《基督教的安慰》、《求安录》等也深深的影响了世人。芥川龙之介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出生和成长起来的。1910年9月，芥川进入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文科学习，入校后，他大量的阅读和涉猎文艺书籍，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就在这时，芥川还与级友长崎太郎等参加了基督教会，对基督教的关心，从此开始。这无疑为日后占芥川文学很大比重的基督教文学埋下了伏笔。这一时期，他“开始阅读《圣经》，在受了北原白秋的‘南蛮诗集’《邪宗门》影响之后，接近基督教的倾向尤为明显’” [9]芥川的这种倾向和他的成长体验是分不开的。芥川出生刚九个月，他的母亲就发疯了，这给芥川留下了一个终生都没有摆脱的阴影。他在《点鬼簿》的开头就这样说：“我母亲是个疯子。我从未在我母亲那里感受过一个母亲特有的温情”，这句话里分明包含着芥川的凄凉和痛苦之情。带着这种情感去阅读《圣经》、参加基督教会的芥川，对基督教教义宣扬的“原罪说”肯定会有所共鸣。基督教认为：人生来是有罪的，因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当初违背了上帝的旨意而偷吃了禁果。上帝发现他们的罪行之后，将他们逐出了伊甸园，并将他们的罪恶也转移到了世世代代的人们身上。《旧约·诗篇》的第51篇第5节中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可以想象，刚生下不久就失去母爱的芥川看到这句话时会怎样想。即使芥川当时并没有全身心的信仰基督教，这种击中要害的说法也会使他陷入苦恼之中。当芥川进入东京帝国大学之后，现实的苦恼又接二连三的向他涌来，一是因为他的生父家和养父家的事业遭到了挫折，他就这样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这造成了他身体的衰弱。另一件事就是他的初恋的夭折，他爱上了生父家的小保姆吉村千代。但遭到了养父母的反对。经历了几番苦恼的他慨叹“不能跨越人与人之间的障碍，不能愈合落在人身上的生存的苦恼和寂寞” [10]这很容易引发他对“原罪说”的再思考，如果人不是真的生来就有罪，那么“我为什么受到如此的惩罚？” [11]这种基督教文化背景和芥川的个人体验交织在一起，进入了他的生活和写作。

作为一个艺术家，芥川自有他的美学追求，他在为菊池宽的《心之王国》写的跋文里有这样几句话：“然而，忘却那火所给与的光与热，徒然蔑视献身，对神虽不可知，至少是对不起人生的闲暇时的恶作剧。不，即使忘却了光与热，闪耀其间的火焰，则为恒久之美无疑。当然，道德会与时推移，今日，我们以生命相赌而争取这一件事本身，则值得我辈投以景仰的眼光”。[12]以芥川那样锐利的目光来认识现实和人生，就会发现到处都是矛盾、丑恶的事物，如果挖掘一下它们的原因，无不和深深潜藏在人类内心的利己主义有关。这些行为和事件的结果也同样让人感到恶心或战栗。比起原因和结果来，只有行为过程本身才是美的，尽管这些行为过程非常短暂，甚至是转瞬即逝的，但这种瞬间的美却能发出绚丽的光彩，这光彩却能永久地停留在人们心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才是永恒的。芥川的这种美学追求与基督教的“圣爱观”颇具相似之处。“圣爱”（Agape）是基督教所相信的上帝通过耶稣基督而表达的一种神圣之爱、绝对之爱和至高之爱。耶稣基督就是怀着这种爱感走上了十字架。这种舍身救世的举动虽然要面对现实的苦痛和磨难，但因为有了“圣爱”，他的行为便具有了超凡脱俗、纯洁神圣的性质。这种“圣爱”是信仰理想境界的爱，在黑暗污浊的现实面前，它没有丝毫的退缩和胆怯，而是十分的执著。虽然人的有限性和非自足性决定了人不可能达到这种尽善尽美之爱，但对它的追求过程本身就体现出了基督教的信仰之美。在基督徒们看来，专心于追求圣爱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因此，能感悟到并赢得“圣爱”的人必须一心一意的专注于自己的信仰，才能忘却眼前的丑恶和凶险，在圣爱降临到他头上的那一刹那，必会有产生一种灿烂夺目的永恒美。

芥川在他的作品中对自己的这种美学追求进行了诠释。在《奉教人的死》中，罗莲若的身世并不为人所知，他自称“家在天国、父名天主”，他被圣鲁卡堂收留后，“道心坚定，不似孺子”，然而他却被怀疑使一女子怀孕而被逐出圣卡鲁堂。当这位女孩家发生了大火灾时，罗莲若勇敢的跳入大火，把被那些仓皇逃窜的人们遗忘在火中的婴儿给救了出来，自己却被大火烧得奄奄一息。人们在他被烧焦了的胸衣中，竟然发现了一双垂垂露出的双乳。原来罗莲若是女伴男装！人们被这一发现给深深地感动了，于是，“瞬息间众皆肃然起敬，如闻天主玉音，自无星之夜空遥遥传来。于是圣鲁卡堂前教众，如风靡麦穗，低首环跪于罗莲若之恻，耳所闻，唯万丈烈焰于空际呼啸。” [13]在这里，所有的人们都被这瞬间的发现深深地震撼了，已死的罗莲若在露出女儿身的一刹那，发出了射人双目的美丽之光，这种美也由瞬间变成了永恒。这真是芥川美学观的一次充分的显现。《圣·克里斯托弗传》里的莱普罗保斯接受了老者的洗礼、在流沙河旁边当了三年辛勤的渡守之后，终于把“集全世界痛苦于一身”的耶稣基督给背过了河。在他背基督过河的时候，基督的头上“有一轮半月形金色光环光芒四射熠熠生辉”，到了岸边的时候，那金光“放射出更加耀眼夺目的光彩”。在洗礼之后更名为“圣·克里斯托弗”的“莱普罗保斯”作为天主的信仰者无疑得救了，在他得救的瞬间，摄人心魄的美感诞生了。它一诞生，便如熊熊燃烧的火焰一般，使人再也无法将它从心中抹去。《朱丽亚·吉助》也同样写出了专心致志的信仰者在得救之际所带来的异常的美。在这些以基督教为题材的作品中，芥川将他的美学追求与基督教的圣爱观念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就是在一些非基督教题材的作品中，芥川也同样的表现了他的这种美学观念，这也更加证明了芥川对基督教文化的偏爱不是偶然的，如《毛利先生》和《橘子》。《毛利先生》向我们讲述了一位落魄的中学英语教师的故事，在众学生的眼里，毛利先生是一个只是为了糊口、水平又极差的混子，他上课时向学生们发表的对人生的看法也令他们厌烦万分：“就拿我来说，有两个孩子。那末就得供他们上学。一上学……唔……一上学……学费呢？对啦，就得缴学费喽。唔，所以有许多很苦恼的事情……” [14]在学生们看来，这些啰里啰嗦的话语和他们毫无关系，只不过是毛利先生混饭吃的工具罢了，然而毛利先生对教书这一行十分的执著。当他被校方解雇之后，他仍然不断的寻找授课对象。为了他这个追求，他免费为咖啡馆的服务员们传授英语知识，他觉得在自己教授英语的过程中，人生的意义才会降临到他的头上。如果不考虑其他的因素，但就他的这一行为过程本身来说，是美丽无比的。而芥川在小说中注重的也正是这点。《橘子》往往被评论界认为是芥川“惟一的一篇在沉郁、暗淡的生活中看到一丝光明的作品”，[15]其实，这只是芥川一贯所持的美学观的一个变种而已。小说中的那位姑娘能在“庸碌而无聊的人生”中坦然前行，这本身就是一种美，所以“我”能在姑娘那伸开着的生着冻疮的手当中，看见了“给温煦的阳光映照成令人喜爱的金色的五六个橘子”，这同样体现了芥川的“过程美学”，芥川的这种美学观念与基督教的“圣爱”观所倡导的要专注于信仰、一心一意的去投入进去是一脉相承的，这也正是芥川基督教文化情结的症结所在。

[1] 叶渭渠主编《芥川龙之介作品集·散文卷》，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8年，40页。

[2] 芥川龙之介著，赖祥云译《芥川龙之介的世界》，台湾省台北市志文出版社，1977年，60～61页。

[3] 同上，60页。

[4] 芥川龙之介著，赖祥云译《芥川龙之介的世界》，110页。

[5] 叶渭渠主编，《芥川龙之介作品集·小说卷》，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8年，542页。

[6] 同上，544页。

[7] 同上，555页。

[8] 邹波《芥川龙之介的宗教思想》，《日本学刊》1998年第6期，126页。

[9] 邹波《芥川龙之介的宗教思想》，《日本学刊》1998年第6期，132页。

[10] 叶渭渠主编《〈芥川龙之介作品集〉代总序》，2页。

[11] 叶渭渠主编《〈芥川龙之介作品集〉代总序》，3页。

[12] 芥川龙之介著，赖祥云译《芥川龙之介的世界》，94页。

[13] 芥川龙之介著，楼适夷等译《罗生门》，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28页。

[14] 芥川龙之介著，文洁若等译《罗生门》，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9年，119页。

[15] 芥川龙之介著，文洁若等译《罗生门·前言》，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