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ns-Uwe Hartmann，Das Varõàrhavarõastotra des Màtçceña (Sanskrit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 XII,)，Vandenhoeck & Ruprecht in Göttingen, 1987.

                               刘震（慕尼黑大学印度学系硕士生）

《摩咥里制吒的<广赞功德赞>》一书，是“吐鲁番梵语文献”丛书的第七辑。本书作者哈特曼（Jens-Uwe Hartmann）教授，毕业于慕尼黑大学印度伊朗学系，兼修藏学和汉学，1978－79年在尼泊尔参与“尼泊尔－德国写本保护项目”，后于哥廷根大学通过教授资格考试。他1995－99年作为藏学教授，任教于柏林洪堡大学，2001年升为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现为慕尼黑大学印度学系系主任。同时也担任许多知名大学的客座教授。并于1997年访问过北大东语系。他的研究趣向主要为佛教梵语写本，尤其是在中亚和阿富汗所发现的佛教经典，还涉及印度古典诗歌、当代亚洲佛教的发展和佛教在西方的接纳诸问题。目前，他正致力于如下三项研究工作：挪威索延（Schøyen）私人藏品中的佛经抄本、17世纪西藏文学史（基于阿美夏布·额旺昆嘎索南[2]的文献）、以及与贝歇特教授(H. Bechert)合作的梵本《大般涅槃经》的重新修订。

《摩咥里制吒的<广赞功德赞>》一书是哈特曼先生的博士论文，由梅塔教授（A. Mette）和瓦尔特施密特先生（E. Waldschmidt）的另一高足施林洛甫教授(D. Schlingloff)共同指导。虽然该书是十几年前的旧作，但在哈特曼教授众多的论著中仍然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此作一经问世，就在整个印度学和藏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尤其是在梵语佛教残卷研究、以及对佛教诗人摩咥里制吒的研究方面，意义重大，堪称里程碑之作。因此，笔者觉得极有必要将此作介绍给国内学界。

    对于和马鸣齐名的佛教诗人摩咥里制吒，可能我们稍觉陌生。其实，在大藏经中收录了他的另一诗作《一百五十讚佛頌》，由唐代高僧义净译出[3]，而且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赞咏之礼”中亦提及他的作品和传说中的生平[4]。

    《摩咥里制吒的<广赞功德赞>》的第一部分，即引言部分。作者首先介绍了前人对摩咥里制吒的作品的研究成果。其中出自新疆东部的Varõàrhavarõastotra梵语残片研究，滥觞于上世纪初，真正的进展则有赖于哥廷根著名教授西格林（W. Siegling）和西格（E. Sieg）对柏林“吐鲁番写本”的考订, 然而终其寿，成果亦未得以付梓。二战后，贝利（D. R. Shackleton Bailey）另根据西藏所发现的梵文本以及相应的汉藏译本（《四百赞》无汉译），第一次较完整地编订刊印了这两部佛赞。贝利还尝试从藏文返译梵文本中缺漏的字句。其后西方学人又据新的资料对这两部佛赞进行了局部性的补充，其中，哈特曼的导师施林洛甫教授也作过研究。当然，作为这两篇佛赞研究的一大材料来源，“德藏吐鲁番出土文库”的建设，无疑要归功于皮歇尔（R. Pischel）、吕德斯（H. Lüders）、瓦尔特施密特、贝歇特和施林洛甫，以及哈特曼教授等数代学人前赴后继的不懈努力。哈特曼的这部著作立足于前人所有的研究成果之上，充分利用了当时所能利用的一切资料（包括柏林和伦敦所藏71份新发现的文本），本着“宁滥勿缺”的原则搜罗一切可能性，对前人的工作做了一个完满的总结，并提出新的看法，而且将今人对此梵文本研究的边界，无论从篇幅还是文意上，都推到了最远处。除非日后有相关的重大考古发现，否则对后继者来说，该书都将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正如其师施林洛甫教授所言：“不仅对文学史，而且对语言学而言，这都是一篇令人翘首以待的博士论文。”而贝歇特教授也在前言中指出：“他的作品填补了新疆梵语文献资料运用方面最后一个较大的空白。”

作者在引言中主要讨论了如下问题：

1：记载摩咥里制吒生平的文献

有关摩咥里制吒的生平史料，首先来源于义净《寄归传》的记载，前文已述。其次,为《文殊师利根本仪轨》（Ma¤ju÷rãmålakalpa）的诗歌。再次，可信程度较高的布敦(Bun ston)《佛教史》以及多罗那他(Tàranàtha)的《印度佛教史》中，均在叙述圣提婆（âryadeva）的事迹时提及此人。[5]作者对这些记载所提供的信息作了一番辨析，总结出其中根本性的殊异为：在藏传佛教史中，认为龙树、提婆和摩氏存在师徒传承关系；而在汉传一系（如义净所提到的“斯乃远则龙猛、提婆、马鸣之类，中则......”[6]），并没有这一说。

2：摩咥里制吒的作品目录，也包括其为他人所引用的情况

这里更可以体现出，此书确实是一部集大成的总结性作品。作者列举出公认的以及疑似摩氏的作品名称达18种之多，而搜集到的引用过此两首佛赞的文献也分别有十余处。文献中所见的引言自然是最可靠的旁证，可以证明摩氏的生活年代。因此，作者对其断代问题，一直采用这一既科学又保守的说法：即摩氏不晚于引文出现的最早年代——公元四世纪中期。在接下来的18部作品的著作者对比中，他也质疑了它们有多少真正出自摩氏本人之手。他还指出，11世纪时摩氏与马鸣已在佛教流传中融合为一个人物。因为大多数题名为摩氏的作品只存藏译，且每部文献各自为政，根本无法互证对方的真实性。在本节最后谈及的人物断代问题上，藏文资料同样缺乏足够的史学可信度。因此，作者认为，对于学界颇为流行的推断——摩氏为龙树的“徒孙”，且与迦膩色迦王同时代——皆不能轻易下定论。此节恰能充分体现哈特曼教授处理一、二手材料的风格及态度。

3：《四百赞》校注所依据的梵文材料和藏文版本说明

《四百赞》的梵语材料来源于柏林吐鲁番写本集（Handschriften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吐鲁番出土的梵语写本(Sanskrithand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伯希和收集品、斯坦因收集品、梵语－吐火罗语双语残片、贝利及狄庸(De Jong)所出版的文本。本书所采用的藏文本则出自卓尼(Cone)、德格(Derge)、那塘(Narthang)和北京版“丹珠尔”。

4：写本的书写和语言特色

书中列举了所有异文现象。本节摘自施林洛甫的专著《新疆梵语文献中的佛教赞咏》。

5：《四百赞》研究

正如贝利所猜测的，《四百赞》可能与《一百五十赞》一样有13章，尽管梵文残片只凑得12章（所有梵语残片在各章的归属与分布，在本书可以一目了然）。仅存于藏译中的第13章同样也能为此提供佐证。哈特曼教授于此发扬了这一说，并在正文部分正式加入了第13章的分析。

对于贝利基于藏传史料作出的“摩氏纯为大乘佛教徒”的判定，作者又以赞咏中所出现的“大乘词汇”，对其进行语言分析，来给予支持[7]。关于赞咏的韵律，其中随颂律自然占绝大多数，然而也有此格律的变体(Vipulā)和相对鲜见的三赞律、春树体等七种。依西方格律分析的传统，作者也列表统计了Vipulā所占的比例，以此来计算《一百五十赞》和《四百赞》的风格近似程度，甚至推测是否果真同出于摩氏之手。此节最后还分析了《四百赞》的修辞手法。与摩氏高超的作诗技法相应，哈特曼对他的技法分析本身也是令人炫目的。可以说，对诗韵的解析和处处不厌其详的数理统计，正是本书的一大特点。这也是值得我国学界研究梵语文献的学者们学习的地方。

下面则是本书的正文部分。

如前所述，《四百赞》分十三章，依次如下：礼赞；第1章，Aśakyastava (无能之赞，言佛之功德无法赞颂)，共29偈[8]。第2章，Mūrdhābhiõeka（灌顶），共75偈。第3章，Sarvaj¤atāsiddhi（圆满一切智），共22偈；第二、三章片断有吐火罗文译本残卷。第4章，Balavaiśāradyastava（信力赞），共26偈。第5章，Vāgviśuddhi（语业清净），共29偈。第6章，Avivādastava（无诤之赞），共40偈；第7章，Brahmānuvāda（婆罗门之随喜），共22偈；此处摩氏将一些婆罗门教的语汇重新赋予佛教涵义。第8章，Upakārastava（功德赞），共34偈；此章充满了形象化的比拟。第9章，Apratikārastava（无住布施赞），共27偈。第10章，Śarīraikadeśastava（一一身相赞），共34偈。第11章，Prabhūtastava（长广舌赞），共33偈；此章似乎在中亚地区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广泛流传。第12章，Bhavodvejaka（于三有生畏），共15偈。第13章，dPe las bstod pa（譬喻赞），共32偈；此章完全依藏译本注译。

每一偈颂均按下述体例校、注、译、释：梵文残片列示（拉丁文字母转写）、[9]编辑后的诗节（无法复原的缺漏处标出长短音节）、藏文本诗节、藏文本校勘、根据藏文本补正梵文本缺损字词的缘由、德语译文、梵文本词语注释（其中包含了作者很多独到见解）。这样几乎每偈一页，加之书末所附的梵语写本编号索引以及仿效印度传统的诗节索引，其工作之巨、态度之细实在令人赞叹。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部倾注了哈特曼先生极大心血的著作，堪称为“《四百赞》研究的百科全书”。此后，哈特曼教授又根据新发现的梵语残卷写了《新疆新发现马鸣和摩咥里制吒残卷》[10]一书，可作为此书的姊妹篇。适获作者惠赠，遂将涉及摩氏的部分亦作介绍。

前一本书的摩氏作品目录中，作者也曾举到过一篇名为《无咎赞》（Anaparāddhastotra）的短诗。施林洛甫和保利（B. Pauly）分别在各自手中的残卷上发现“摩咥里制吒所作”的题记。除此之外还有库弗罗尔（W. Couvereur）梵语－吐火罗语双语写本出版。当然这些全部是破损严重的残片，加之此赞没有包括藏文在内的任何成文的译本，根本无法恢复串缀成篇。唯一能使那些残片被认定归属于此赞的，只是依靠它特有的格律——戏虎体。而作者的真伪，尚且没有强有力的旁证为之定论。哈特曼教授还是提出了几处所谓“摩氏标志性的造词”来拉近它与《一百五十赞》和《四百赞》的关系，并且指出：目前只能确定，这三首赞的词汇和思想内涵没有冲突，暂可视为同出一人之手。值得一提的是，唯一的显著区别在于，此赞结尾一颂竟有功德回向（Verdienstübertragung）的理念！[11]

《四百赞》校注所依据的梵文材料中有伦敦的斯坦因藏本。同时作者也从中发现了《一百五十赞》的篇章。因为其完整性，无需再次编辑；另外其文本相异性也大致不出贝利讨论过的范围，所以也不必另外著文。不过，根据所得到的残卷胶片，作者不经意统计到摩氏的两首赞咏竟占其中10％的份额。由此显示其作品在新疆极为流行。本书结尾部分讲了黄文弼1957－58年新疆考察报告中的写本。[12]此写本堪为《一百五十赞》的姊妹篇，只是由散文体写出。因此可视为他人对摩氏作品的模仿。哈特曼教授亦引用了《寄归传》中所记：“西方造赞颂者，莫不咸同祖习”[13]来证明其假设。最后是作者的德译文。这个小节也可作为黄氏考古报告的一个补充。

[1] 关于摩咥里制吒此赞之题解，见本书65页。摩氏的两篇佛赞名称的汉译，均蒙陈明先生指正，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2] 阿美夏布·额旺昆嘎索南（A-mes-zhabs Ngag-dbang-kun-dga’-bsod-nams (1597-1659)），西藏历史学家。

[3] 《大正藏》见T32/758b。另外，其又名“Prasàdapratibhodbhava”，译为《信心灵辩赞》。

[4] 详见王邦维先生的《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北京，1995，校注部分177－179页。《寄归传》中，Varõàrhavarõastotra汉译名为《四百赞》。

[5] 《文殊师利根本仪轨》、布敦《佛教史》以及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皆为藏文史料。

[6] 王邦维前引书，校注部分，第204页。

[7] 此处似乎值得商榷，理由可参见王邦维前引书，前言部分第二章。

[8] 偈数统计依藏文本。

[9] 其梵文本的罗列（按照藏品顺序，而不是复原后的诗节顺序）也较贝利的编译本来得直观有序。

[10] Neue A÷vaghoùa-und Mātçceña-Fragmente aus Ostturkistan, 出版社同前书，1988。

[11] 关于功德回向（或者功德转移）亦可参见王邦维，前言部分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