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春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
曾经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执着追随者的日本，尽管对外来文化的摄取很大程度上改变甚至主导了这一国家文化的基本面貌，但就象众多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地指出的那样：日本虽然在变，却从未脱离其古老的文化根源。也就是说，日本文化在吸收、消化外来文化时，即使在看来似乎是全盘“拿来”的现象背后，也一直有其稳固的本土文化之根。这也是日本文化历经两次外来文化的涤荡，却依然不失其独特面貌的根源。
从地理意义上而言，日本海和大西洋既为日本提供了天然的保护屏障，也限制了它的发展。一方面，它促使该国国民有着一种天生的忧患意识，这既锻造出了勤劳节俭的美德与坚韧的民族性格，也使这一民族一直有着向外扩张的野心；其文化中优美的无常与死亡的意识，归根结底也是这种忧患意识的极致的表现。另一方面，海的阻隔也激发了许多来自外界的想象，尤其是在航海事业并不发达的年代。在这样的背景之上，古代日本还保持着与中国的频繁交往，之后由于唐王朝的衰落，遣唐史宣告终结。德川幕府转而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直至两个世纪之后黑船事件爆发。1853年佩里率领舰队以武力的方式敲开了这一神秘的国度，日本由此进入了西方的视野。一开始这只是一个虔诚的学生，就象她曾经臣服于中国文化之下一样；西方此时也只是以好奇的眼光窥视着她，以殖民者的姿态欣赏着这一光怪陆离的“浮世世界”。
从1868年到二战爆发，西方视野中的“日本”形象一直带有着梦幻般的奇异色彩，最初它充满着迥异于西方文化的东方之美，而残暴丑恶的军国主义则撕下了美的面纱，至此美梦转为恶梦，美人变为野兽。梦醒之后的西方世界突然发现：原来我们对这个国度及其文化是这样的陌生！就这样，新一轮的研究日本拉开了序幕，虽然它的政治色彩是那样的浓厚，但“东洋迷梦”终究以其独特的方式渐渐地展露出它的面貌。
一、“奇异与魔力”：一个臣服者的描述
小泉八云在日本倍受尊敬，与他对日本文化的热爱和向西方世界介绍日本文明所做的贡献分不开。小泉八云生于希腊，在英国、法国读过书，二十岁到美国，当过新闻记者。四十岁到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教书。和日本人小泉节子结婚后入日本籍，从妻姓小泉，名八云。他为西方世界的读者写了大量介绍日本和日本文化的书，在西方世界可谓赫赫有名的日本通。
1890年的日本是进入维新时代的第22年，高度的现代化还未进入这个国家，因此在小泉八云的笔下，它还犹如世外桃源：“一个日本城市，还和十世纪以前一般，仅仅比竹篱茅舍的村野略胜一筹——的确是风景美丽的，和纸糊的灯笼一般，玲珑而脆弱。不论何处，没有什么大的扰动和喧嚷，没有热闹的交通，没有隆隆之声，与轰轰之音，没有急如星火的匆促。倘使你愿意，你在东京城里也能享受到乡村的生活。”[1]这种迥异于西方文明的异国情调与田园风味，使小泉八云深深地陶醉了。
小泉八云一直将日本与古希腊进行比较，在他看来，确实研究日本生活和实地体验古希腊文明同等重要。他也一直执着于告诉西方世界的读者们：尽管这是超乎寻常的令人难以理解的奇异国度，但她的文明并不亚于任何西方文明。他甚至说道：“须知日本文明是很特别的，或者竟不是西方所能望其项背的┅┅”[2]在十九世纪末，面对强大的西方文明，一个欧洲人要抛开文化与种族的偏见，去承认并衷心地做出这样的论断显然并不容易。
尽管不少学者认为小泉八云的日本论有过谀之嫌，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个研究者，小泉八云在探究日本文化的实质时，也的确抓住了日本文化的一个本质特征，即：日本文明有其天性，她拥有神道的文化精魂，并有佛教加以辅佐，两者的结合造就了这一民族道德的创造者和保存者。在论述这一观点时，小泉八云有一段文字极其动人，堪称描写日本文化的绝美之笔：
当你跋涉了数里的寂寞长途，到了什么神道教的庵宇，而所见的只是虚空与孤零时，你就差不多要感觉到，——只是一件渺小荒凉的木建筑，在千年的暗影中发着霉斑。日本的力量，和伊那古信仰的力量一样，用不着什么巨大的物质宣示；它们的所在地，就是那不论那一个大民族真正最深力量的所在地——在那“民族的灵魂”中。[3]
这段文字不仅传神地描摹了一种具典型性的日本形象，也准确地揭示了日本民族精魂的命脉所系。
除去那些有过谀色彩的赞誉之外，小泉八云对日本的描述基本可以作为那一时代西方视野里的日本形象的代表之一。尤其是短文《奇异与魔力》里所描摹的日本形象，更切合西方的普遍认识。
顾名思义，一般读者大致都能从中猜测到文章的基本意向，即日本这样的国家在西方视野里必然有其奇异之处，这种奇异可能引发的效果几乎可以称之为魔力。而小泉八云则把这种奇异突出到了极致，古怪、震惊、陌生、荒谬等字眼纷纷登场，“他们简直是另外一个行星上的人类”、“学会欧洲语言的经验，所能帮助你学会日本语言的地方，正如它能帮助你学会火星居民的语言一样”等等，都足以说明这一国家闯入西方视野时，所能引发的地震等级。随后，小泉八云沿着自己的思路，解释了“魔力”之所以会产生的根本原因，即“在民众普通生活中反映出的伦理的魔力”。对日本的赞美又再次汹涌而出，最平凡生活里的诚朴和纯洁的人，平和温暖的人际关系，在任何灾难面前的乐观，没有争吵、没有责骂，甚至看不到对人或者动物的残暴之举等等。小泉八云在这里勾勒了一种人类生活的理想状态，就勾勒者的立场而言，这样的描绘可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而无一丝的矫揉造作。问题在于，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小泉八云可能永远也解释不了四十年之后的日本何以为日本。这也就是小泉的过谀之处，很难说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否产生了误导的作用。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西方视野中的东洋之梦在这里更多的是焕发出美伦美奂的色彩，而缺少科学理性的审视与分析。
二 、“菊与刀”：战争背景下的追问
半个世纪之后，那些被小泉八云描述为“残暴之事，即使是对于畜类，也是不会有的：上街去的农人，时常傍着他们的牛或马走着，为他们这些不开口的伴侣分担重任，既不用鞭策，也不用刺击。推车或挽车的人，遇到了一条懒狗或者一头苯鸡，即使是在最困难的地位，也总是绕道避开，而不直撞上去”的国人[4]，突然之间就成了失去理性的疯狂入侵者，其反差之大超乎人类的想象。为了更好地理解、分析这一国家及其国民，以便有的放矢地采取攻击策略，以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为首的各方专家、学者，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战时被拘禁在美国的日本人为研究对象，同时也参阅了大量书刊、电影、文学作品等，写成了享誉世界的人类学研究著作《菊与刀》[5]。之后的日本研究都把它列为不可缺少的参考书，《菊与刀》所勾勒出来的日本形象，淹没了小泉八云勾勒的温情脉脉的田园日本形象，成为之后西方视野中具权威性与代表性的日本形象。
比之于小泉八云所描绘的日本人的内心图景，《菊与刀》显然更具理性。他们都想探询这样一个问题：日本充满着众多不可思议的矛盾，原因何在？小泉八云深入到艺术的领域，而本尼迪克特则着眼于对“双重性格”的分析。就象《菊与刀》中译本的译者吕万和指出的那样，本尼迪克特欲用“菊”与“刀”这两种意象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也就是说，所谓小泉八云的“奇异与魔力”，还是没能帮助西方世界解答这种矛盾性。在战争背景下，本尼迪克特把曾经为小泉八云所描绘的日本形象，以解剖学式的方法，更进一步地展示在西方世界之前。
本尼迪克特开宗明义曰：“我这本书并不是一本专门论述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探讨日本人有关生活方式的各种观点。它只描述这些观点的自我表露而不论其当时的活动。它是一本探讨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的书。”[6]围绕着回答“日本何以为日本”、并探究“双重性格”这一主旨，该书论及了日本社会中的忠、孝、报恩、情义、复仇、人情、伦理、道德、自我修养、儿童的学习等。本尼迪克特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知耻与雪耻同等重要，这也是决定日本人的思维与行事的准则。而日本人之所以具有令人难以理解的复杂性格，则是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造成的。前者纵容不知耻，容忍一切违规行为；后者则抑制一切违规行为，决然相反的规则导致了人格的分裂。
有两种例子经常被作为典型范例，而这也恰恰透露了西方世界的兴趣点与观察视角。一种范例是关于男人的范例，以四十七武士的复仇故事为其代表。在这一例子中，情义、复仇、忠、报恩等纠结在一起，随着故事的推进，日本社会关于这些问题的独特认识及解决方法都得到了生动的解释。其结论是：日本人酷爱深陷于拖欠社会恩情与不悖名分的无法调和的矛盾中，最终结局就是死。而这种处理方法，与西方人是根本对立的。换言之，义务与情义的冲突，代替了善与恶的区分。本尼迪克特是不下判断的，她只是描述一种行为和结果；她已极尽可能地力求客观，但潜在的西方视角却如阴影般挥之不去。
另一种范例则是性的问题。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都为两种因素所主导：淫荡、享受肉体之乐与克制欲望。男性可以在家庭外的声色场所放纵肉体，但不得迷恋它，如果因此而破坏家庭，是一种很不得体的违反规则的行为。女性被要求对丈夫保持忠贞，但到了成熟年龄，又不忌讳男女间之事，即“在满足男人性欲时，她们是淫荡的；同样地，在满足男人性要求时，她们又是克制欲望的。”[7]这样的描述尽管大体上是错不了的，但当它们与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的种种风俗（例如男女同浴等）相结合时，就极大地激发了西方世界的想象力。这也许大大超出了本尼迪克特的本意，但西方视野中的“东洋迷梦”也的确是常常带有“色彩”的。
三、女人与男人：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
荷兰学者伊恩·布鲁玛在其专著《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里称：日本是个“无罪性娱乐天堂”，这个国家的黄色作品也许不是最露骨的，但的确是最多的[8]。上述在《菊与刀》的部分章节里论及的日本文化中与性问题相关的论题，是伊恩·布鲁玛论述的中心，“性的人”成了西方视野中日本形象的另一张面孔。
《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考察了三类人：女人、男人和第三种人（女扮男装和男扮女装的人）。所借助的对象是那些满足最大多数人趣味的、往往也可能是最低级的电影、连环画、戏剧和书。因为该书：“将以更多的篇幅描述日本文化猥亵、暴烈并往往呈病态的方面，而较简要地描写那些在西方已为我们熟悉了的更优雅、精致的艺术形式。”[9]也就是说，伊恩·布鲁玛在开始正文之前即声明：虽然暴露病态是主题，但其前提是确认优雅与精致的艺术的存在。在力求客观这一点上，伊恩·布鲁玛与本尼迪克特很相似。
在伊恩·布鲁玛看来，日本社会中的女性担当着两种传统的角色：母亲和妓女。两种角色的区分在日本社会中很鲜明，并且都不可或缺。最重要的是，这两种形象都是按照男性的欲望塑造的。这与本尼迪克特所谓的“他们把属于妻子的范围和属于性享乐的范围划分得泾渭分明，两个范围都公开、坦率”是一致的。一方面，日本社会要求家庭里的女性必须是母亲，她必须温柔善良贤惠，也必须坚强，能忍辱负重地微笑着承担任何苦难。另一方面，风月场中的女性则是淫荡的，是男性发泄欲望解除压力的对象。但风月场中的女性也有区别，其中尤以高级艺妓为最特殊，因为她可能只真正满足一两个男性的肉体欲求，但在她的行业里，她又可用特定的手法与方式去满足众多男性想象中的欲求。男性在这两者之间都可放纵，只是不能将这两个世界的界限搞混。在这一基本框架之下，母亲出于拯救家庭的目的而担当妓女是崇高的行为，妓女也可能在性游戏中担当母亲的角色，男性的任何“胡闹”都只是一种淘气的行为，他们需要发泄，或者他们需要通过这样的交往、应酬来完成某件大事。性是社会的一种润滑剂，种种令人瞠目结舌的“胡闹”也有了其存在的理由。日本社会由此成了一个“无罪性娱乐天堂”。
与此同时，男人还有另外一种社会角色必须担当，这也就是本尼迪克特曾论及的，处在义务与情义冲突中的男性，因为这种基于日本社会而生存的行事思维与准则，与西方社会相比而言，实在是太独特了。不过伊恩·布鲁玛还延伸了这种形象，即进一步描写了关于歹徒的传统世界，“这是因为这个幻想世界几乎成了日本社会绝妙的缩影”。以四十七武士复仇为代表的古代故事为其前身，伊恩·布鲁玛并且指出这种大量出现在电影中的歹徒故事，实际上只是大众想象力的产物，与真实社会中的黑社会成员不尽相同。而在日本，黑社会成员往往是这种影片的最狂热影迷，并且常常模仿影片中人物的风格。最有意思的是，“歹徒影片”中的歹徒，“代替了超人般的武士来充当理想的捍卫者，变成了现代日本社会的豪侠。”[10]这类人物的对立面是穿着色彩浓艳的西服，叼着雪茄，乘坐在外国大汽车上的“坏蛋”。请注意，这些坏蛋也是日本人，其着装则是一种象征，并且“为了将本土的罪恶与外国的影响更加不容置疑地结合在一起”，抽着雪茄的人也可能是中国人、朝鲜人，以及美籍日本人。然后，解决问题的方式依然是古代的方式，总有一个“豪侠”要在最后的决斗中为荣誉光荣地死去。——这样的形象与在性爱场中尽情享乐的形象相结合，相辅相成地勾勒出了一个“日本男性形象”。伊恩·布鲁玛为此指出，这样一个“他”的现实形态是：“以对妓女的佯装的爱情来替代在家里和妻子的关系；陶醉于银幕和舞台上的血腥格斗，而不是在办公室伸张个人权力。”[11]
在最后为日本下结论时，伊恩·布鲁玛显得是那样的矛盾，他说：这是一个文雅的民族，这一切只是对大众想象物的分析。但是，他又接着补充道：“戏剧性的想象和奇异事物的世界是与现实并行的，或者更恰当地说，是现实的反面，就象镜子的反光那样不可触摸，转瞬即逝。”[12]可能连伊恩·布鲁玛自己都说不清想象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深谙插花与茶道，精心布置小小庭院的日本的确是文雅的，但又有谁能否认，那些高举军刀的嗜血的军国主义者不是日本人呢？所以，读者可能最终记住了妓女与歹徒，而忽视了那些确乎存在的文雅。
四、艺妓：奇妙世界里的迷人故事
1997年底，一部由美国人阿瑟·高顿执笔的《一个艺妓的回忆》，在美国一问世，就登上了《纽约时报书评》和《出版商周刊》的小说类排行榜，并在《纽约时报书评》畅销榜上高居六十周之久。该书后被二十八种文字翻译，在全球三十五个国家出版。
这又是一道窥视日本世界的奇妙的风景线。西方世界对这部小说兴趣浓厚，评价也很高。“《一个艺妓的回忆》是一部巨著。画布上的每一个细节都是迷人的、吸引人的；而整个故事重现了一个真实的生命，更使你消魂夺魄”，“我仍不能相信：一个美国男子竟能进入一个日本女子的灵魂，如此完美地掌握了她的世界及其结构┅┅《一个艺妓的回忆》用如此真实的手笔，再现了京都艺妓文化的精致微妙之处，在你读完以后，使你觉得不仅仅是进入另一个世界而且进入一个不平常的外国人的心灵”等等，均为誉美之词[13]。女星麦当娜说自己很喜欢这本小说，好莱坞大导演斯皮尔博格也有意将其搬上银幕。当然，这本畅销书也为作者和出版公司赢得了大量的钞票。
艺妓原本就是日本文化的一种独特产物，这一古老行业有其严格的行业规则，因之形成的艺妓文化在日本的文化结构中具相对的独立性。艺妓必须谙熟茶道、插花、舞蹈、乐器、诗歌、嗅香等各种高雅技艺，与单纯出卖肉体的妓女不同。而这些技艺实际上也是日本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一些高级艺妓往往也可称之为艺术家。同时，艺妓也是日本社会的一种高级艺术品，只有达官贵富才享受得起。艺妓不能结婚，但可以在众多客人中找一位“老爷”，原则上她只与这位“老爷”保持性爱关系；这位“老爷”则支付她的日常费用，为她提供一定的庇护，但不能娶其为妻。艺妓们为到艺妓馆的客人们表演，察言观色地与客人谈话，用一种行业内的方式与客人进行暧昧对答，目的是使客人在轻松的氛围中完全放松。不过在众多的技艺中，以特定的方式和客人调情是必须学会的看家本领。艺妓与客人之间的实质是一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两者在社会地位上判然两分，前者或可称之为后者的高级“玩偶”。
艺妓世界是一个神秘的世界，艺妓之间等级深严，竞争也很激烈，她们的生存处境在奢靡的外表下却不无艰难。除了为客人提供服务之外，她们的世界并不向外界敞开。惟其封闭，在外界看来它就越发的神秘。这是一个充满着暧昧欲望又苛守高雅举止、很好地保存着古代日本文化的精粹又不乏艰辛的畸形世界。日本社会明令禁止卖淫后，艺妓馆基本关闭，但却并未绝迹。在当代日本，这仍然是一个神秘的存在和一种昂贵的服务业。在京都，一名艺妓陪一小时的费用是每名客人500美元，如果是几个人一起去，时间超过两小时的，一个晚上的费用大约在3000到4000美元之间[14]。
作为一个不无神秘的社会群体，这一直是西方视野中关注日本形象的兴奋点之一，《一个艺妓的回忆》则恰好迎合了西方的好奇与想象。小说描写了一个出生于日本贫穷小渔村、长着一双美丽透明的灰色眼睛的姑娘小百合，被卖到京都的一家知名艺妓馆，备受折磨，辛苦学艺，凭着她的技艺和那双颜色特殊的美丽眼睛，成了一个名艺妓。小说的高潮部分是几个男人争夺小百合的初夜权，而小百合所属的艺妓馆的“妈妈”则运筹帷幄，最终让其中的一个男人开出了天价。日本社会的性意识、性观念和性爱在艺妓世界中的位置，是蒙在“斗争”这一面纱下的真正的主导者，该书作者深谙西方世界的好奇与想象的所在，对此的描写的确充满了惊人的戏剧性。小说的最后是小百合历尽艰辛，如愿地委身于一个商业巨头，并移居美国，在美国开了一家小茶馆，往来的客人主要是日本文艺界、商界的要人，也有黑道人物。
学者董炳月曾指出：“如果说艺妓是日本色情文化的一枝奇葩，那么这部展示艺妓生活的《回忆》则可以看做日本色情文化的百科全书。”他并且认为，这本书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对日本人性心理和性道德观的揭示；而小说对小百合颜色特殊的眼睛的一再强调，可以看做“白人叙述者在代言过程中人种优越感的折射”。[15]的确，小说虽然是由美国人士写作，但因为作者一再强调这是根据材料提供人的叙述写的，所以不仅眼睛的描写，甚至小说女主人公最后选择了居住美国的结局，都让人感到对于西方世界的憧憬。
充满戏剧性的是，小说出版四年之后，为该书作者提供了生平经历的京都前艺妓岩崎峰子却将作者和出版商告上了法庭，她在讼状中指出，作者将艺妓与青楼女子混为一谈，是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但这却侮辱了所有的艺妓，是肆意践踏她和她的姐妹们的清誉。“我们圈子里绝对没有牺牲色相的事儿，艺妓馆可不是出卖肉体的藏污纳垢之处。” 岩崎峰子如是说[16]。她之所以四年之后才兴诉讼，是因为一直对私下调解抱有希望；选择在美国告美国作家，则是因为尽管该书热销全球，但日文版却销量平平，据说小说中那些鄙俗情节不讨日本读者的欢心。
本文并不着意于评判双方的是非，只是想借此指出：西方世界对日本形象的想象与该书揭示的形象及其氛围是切合的，而这种切合又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伊恩·布鲁玛所写的那些文字与描绘的形象。另一方面，日本对西方世界想象的迎合，也应和了这种想象；或许岩崎峰子的本意并不在此，只是在无意中也成了西方世界想象的一部分。
五、结 语
这种迎合西方世界想象的现象由来已久，至今也依然存在。就在今年的第60届威尼斯电影节上，日本导演北野武的《座头市》获得殊荣，媒体称“国外观众的反应将是北野武最大的兴趣。”这部影片的主人公依然是武士与艺妓，但北野武对日本民间著名传奇人物座头市（座头是僧侣的级别，市是名字）做了一个很大胆的改动，即将这一日本历史剧中的人物形象改成穿牛仔衣裤、金发的僧侣盲侠。此举除了用创新来解释之外，与艺妓小百合的非本土的灰眼睛有相似之处。感，让浮躁的心沉静和安顿下来。村上春树对人物内心的关怀，是以爱心和社会良知为基础的，表现出对人类内心生活和自然环境的深情关注。 村上的语言风格和传统日本小说的叙事风格——冗长沉重比起来，以其简洁明快，质朴流畅，有一种洗尽铅华的清丽，让人耳目一新。
总之，西方视野中的东洋迷梦其实是可以总结出一些特征的。或者这种迷梦具有猎奇的色彩，武士与艺妓最适合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或者这种迷梦在一定程度上最好有一些西方的影像，眼珠的颜色也好，头发的颜色也好，也可以将人生的居住地选择为美国等等；或者坦而言之对西方的憧憬。日本文学界曾有两位作家获得过诺贝尔奖，此外还有两位作家获得过这一奖项的关注，一个是三岛尤纪夫，一个是谷崎润一郎。前者以写死亡、血和扭曲的心态为最佳，后者以写带有魔性的女性为著，《痴人之爱》中的主人公苦苦渴望的，不就是一位带有西方外表的日本太太吗？大江健三郎在作诺贝尔奖答词时，不也声称童年对瑞典梦幻的憧憬？至于川端康成，青年时代以新感觉派起家，在获奖答辞上以吟咏诗歌的方式赞叹日本古典之美，但他笔下的那种老年男人对女子肉体的畸形的渴望，与其说是日本的，莫如说，这样的畸形形象更切合西方视野中的日本想象。村上春树曾说，自己的读书范围只限于外国文学，他笔下的那些男男女女们也的确不太带有日本色彩，也许有些读者要说这样的形象更具有全球化的特色，殊不知，全球化也许不仅只是东洋迷梦，而是非西方化的所有国家的迷梦。
[1] 小泉八云《日本与日本人》（胡山源译），海南出版社，1994年。参看该书中的《日本文明的天性》。
[2] 同上，参看该书中的《奇异与魔力》。
[3] 同上，第10页。
[4] 小泉八云《日本与日本人》（胡山源译），第136页。
[5] 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6] 同上，第9页。
[7] 同上，第197页。
[8] 伊恩·布鲁玛《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张晓凌、季南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
[9] 同上，参看“序言”。
[10] 同上，第175页。
[11] 伊恩·布鲁玛《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张晓凌、季南译），第232页。
[12] 同上，第232页。
[13] 阿瑟•高顿《一个艺妓的回忆》（黎明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14] 参看《他乡故事：我在日本当艺妓》，该文记述了俄罗斯女记者达丽雅·阿斯莫拉娃亲身在日本当了一次艺妓的体会。——www.china.com.cnChineseWISI171729.htm
[15] 董炳月《艺妓之艺》，《读书》2000年第9期，140-147页。
[16] 参看《日本艺妓状告美国名作家》，选自《海外星云》2001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