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沈丹森著《佛教、外交与贸易：600—1400中印关系的重整》[1]

T. H. Barrett（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撰

陈源源（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硕士生）译

以整体观契入中国的宗教、社会或文化史，做为擅长打造此法学者的基地，宾西法尼亚大学声望日隆；其范围之广，南亚文明亦被纳入。仅仅回溯两种文明中势力兴替下的政治往来并不是沈丹森先生的新书出彩之处，除事件细节之外，我们看到详尽晓畅的论述：印度的衰落，对中国佛教在教和理两方面产生广泛的本源影响。

开篇给出本书概要。第一章考察北印与初唐的政治、文化交往。第二章转入武后重排《圣教序》、变中土为佛国之成就。第三章阐述此种变位在宋朝初年之恶果，尽管有皇家支撑在，但承接前代的印度原典翻译对中土佛教之影响骤减；而就在此时，印度佛教成功传入西藏。第四章记录与此同一时期印度对中国贸易之变化，转向与佛教信仰需求联系较少的大宗海上贸易。第五章凭借更大的时空背景，回顾中印国际经济发展之若干阶段。末一章，扼要点明一个多极、分裂的佛教文化圈得以出现的经济背景：不只是中国、还有斯里兰卡和西藏，不同法乘，各走一路，施展教化。

这样大部头的学术专著着实喜人，以概括形式给出的结论也易于接受、令人信服。中国佛教自会昌毁佛和新儒家兴起后就没有恢复元气，我们见了难免心有不悦。既然不愿如此，便乐于看到以如此一种成熟的方法来考察唐朝佛教之国际文化圈的分裂化，而不是空唱“衰落”的旧调。这并不是说给将来的研究不留余地，对沈先生的大跨幅阐释不能修正了。比如，书中第195页说明贸易内容的变化是通过分析中医药方内容的变化而来，因为宋代海外贸易进口产品种类增加；在这点上，最好记得，我们对唐朝贸易的印象（是的，对唐朝的一个总体印象）受材料相对缺乏所局限，唐宋之间的诸多真实变迁，很可能被放大了，具体说明这些事情的时代条件以及史料记录的笔法也发生了变化。

另一处保留意见是：信仰佛教的粟特人。沈先生忽略了粟特人的消失对整个佛教文化圈可能发生的影响。他在书中第162页中提到，佛教僧团的这些商贩跑生意，既有陆路，也有海路，很早就贩运马匹到东南亚。被纳入伊斯兰文化也没能阻断后代人的商贸活动，泉州十三世纪的纪念性建筑就证明有粟特人从BUKHARA来此，但他们对佛教的实质护持（在多种宗教中）彻底结束了。武后崇奉五台山几乎奉为第二个天竺，他人欲比其功必效其法，显然加速了佛教分裂化的过程。此外，说宋代译经无效也需三思：毕竟唐朝最后的官助译经也一样有问题，而早期译文辑本如《起信论》和《仁王经》，现代学者认为，是在中国辑成一书并置于经首，这表明官译班底中关于翻译的一个总体观念，可能跟我们自己所期望的有所不同。

本书看着起劲、写得及时，找到将来的问学门径绝不是阅读所获的唯一乐趣；还要提到一个特点，行文中的备用图片，方便读者随需翻检——考虑到如此空间跨度的史学著作非常少见，可不要按常规低估了出版社的这个优点。

[1] Buddhism, Diplomacy, and Trade: The Realignment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600-1400. By Tansen Se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本书评原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3.1 (February, 2004): 144-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