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X与Y这种模式，在目前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中，颇为流行。原因显而易见：这种模式非常容易下手。

我这个人虽然没能遍读所有使用这种模式的文章，但总是读了一些，因此也就取得了一点发言权。在我读过的文章来看，肤浅者居多。往往读了等于没读，毫无所获。作者勉强得出来的总论，也多是八股调，说了等于没说。从前听说，外国有一位博学的学者，写了一本长达数百页的专著，论证白糖在冰淇淋中的作用。这位学者使出全身解数，又是图表，又是方程式，当然不缺少统计数字，洋洋洒洒，如悬河泻水，不由得你不相信。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白糖在冰淇淋中的作用就是使它甜。你不能说这个结论不对。但是对了又待如何呢？许多X与Y的文章给我的印象同这一册冰淇淋论差不多。

我在别的地方曾经说过，许多人把比较了解为任意比较。这样就产生了“无限可比性”。“可比”而到了“无限”的程度，那就很难说是严格的科学了。这一层意思，只要大家稍一考虑，就定会同意的。

我想拿比较语言学来打个比方。19世纪，欧洲冠以“比较”二字的学科渐渐多了起来。从学术发展的角度上来看，这是不可避免的。在众多的比较什么学之中，最著名的有两个，一个是比较语言学，一个是比较文学。前者的全名应该是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这门学问一经创立，立即风靡欧美，为语言学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以致有人把它同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提并论。直到今天，它仍然兴旺发达。从来没人喊什么“比较语言学危机”的口号。

但是为什么比较文学就有了“危机”呢？同是比较，为什么竟厚彼薄此呢？

好久以来，我就考虑这个问题。我逐渐认识到，比较语言学之所以一诞生就被人认为是科学，就因为它的比较是有牢固可靠的基础的。所比较的语言同属一个语系，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本来就存在在那里，一经揭开，豁然开朗。在小的方面，可能还有不同意见；大的方面是根本没有争论的余地的。

而比较文学则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试问中国的屈原、杜甫、李白等同欧洲的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有什么共同的基础呢？有是有的：他们同样是人，同样有人的思想感情。但是，根据这样的基础能比出什么东西来呢？勉强去比，只能是海阔天空，不着边际，说一些类似白糖在冰淇淋中的作用的话。这样能不产生“危机”吗？

我并不是要说，缺乏共同基础的中西文学就根本不能比。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强调，要作这样的比较研究，必须更加刻苦钻研，更加深入到中西文学的深层，分析入微，联类贯通，才能发前人未发之覆，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曾多次劝说搞比较文学的年轻的同行们，要把比较文学看得难一点，更难一点，越看得难，收获就越大。原因就是我上面说的这一层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