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谋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

    中国与缅甸是山水相连的邻邦。据学者们的考证，缅甸境内的各个民族大都是很早以前分批从中国境内迁徙而来的。[1] 两国民族绝大多数同属蒙古人种，直至今日仍有一些民族跨境而居。这在两国早期口头创作，神话、故事等等之中也有一些佐证。比如：中国与缅甸关于月亮的传说就很相似，说月宫中有一女神，一位老人在不停地舂米，还有一只兔子在老人身边。关于月食，中国古时有天狗食月之说，缅甸的传说除了有些细节不同外，狗吃月亮这一点是全一样的。[2] 再如：两国封建王朝时期的统治者们都认为自己是天帝之子神龙的后裔，这也是相同的。缅甸甚至还有一个《三个龙蛋》的传说来说明两国君主本是亲属的。[3] 中缅两国自古以来关系密切，这大概也就是在缅甸文中有个对中国人专用的词汇——“胞波”出现的缘由吧！两国人民相互交往和了解的最根本的条件是语言，否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公元802年骠国音乐舞蹈团一行35人赴中国长安演出进行文化交流，[4] 1285年缅甸高僧信第达巴茂克奉命不远万里来大都（今北京）和谈[5] 等等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了。随着历史上贸易的开展，华侨的移居以及两国官方的联系，两国相互交往趋多。在两国文学作品中也反映了某些交往情况。比如：中国唐朝时白居易、元稹、胡直钧、唐次等四位诗人都写过诗文记述骠国音乐歌舞团在长安演出盛况。清朝乾隆年间阮元写过一首《翡翠玉效乐天乐府诗》描述了18世纪中叶中缅玉石交易的情况。缅甸著名僧侣诗人信摩诃蒂拉温达写的《离东敦枝》一首四言长诗就有“举例来说，到中国去卖针”一句，后来就形成了一个类似于中国“班门弄斧”的成语“去中国卖针”；瑞波一带流传的民歌——瑞波大鼓曲中有这样一段歌词：“你进城去干什么？去买广东产的带穗的波浪纹筒裙。”，[6] 可见中国的针、丝绸等手工制品传入缅甸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了。缅甸贡榜王朝越马沙纳瓦德的记事诗《中国使节莅缅记》则直接记述了中国使节抵缅受到隆重接待的情景。但是两国文学之间的交流却晚得多了。

19世纪初作为缅甸的使者精通汉语的蛮暮土司曾多次出使中国，且将中国的《康熙字典》、《本草纲目》等书带回缅甸。[7] 19世纪以来，缅甸人开始通过英译本对中国文学有所了解。如：1894年缅甸人J.A.貌基和一位署名蒲甘粟敦宏（译音）的华侨，把中国文学作品《包公案》和《聊斋志异》中的一些故事，直接从中文译成英文，取名为《天朝之镜》，由仰光德瓦茨印刷厂出版就是一例。[8] 但其影响并不大。中国文学作品译成缅甸文最初始于何时，现已难于查考。但中国文学开始被缅甸文学界关注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或30年代的事。当时缅甸实验文学运动的开创者们在英文刊物上看到了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对他们的创作思想影响不小。[9] 中国文艺思想在缅甸文学界产生更大影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当时缅甸出版的《星》杂志在1946年提出了创作新文学的口号。该刊物曾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中国的文学作品及文艺思想。缅甸新文学运动蓬勃开展，中国文学作品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大量介绍给缅甸读者。1952年缅甸作家曾向到缅甸访问的中国学者说：到当时为止已用缅甸文翻译发表了不下百篇的中国作品。[10] 如：鲁迅、蒋光慈、秦兆阳、刘白羽、赵树理等人的短篇作品都是在这一时期由缅甸著名作家德贡达亚、杜阿玛、曼丁、德钦妙丹等人翻译发表的。当时发表这类译作较多的杂志有：《星》、《新文学》、《人民》等。最早成册出版的缅译中国文学作品是1947年德都译老舍《骆驼祥子》。50、60年代成册出版的有：1950年貌西都根据剧作《白毛女》改写的小说，1953年敏昂、拉吴合译的袁静、孔厥《新儿女英雄传》，1953年谬温译鲁迅《阿Q正传》，1956年德钦妙丹译刘白羽《火光在前》，1962年妙丹丁译曹禺《日出》，1964年德钦妙丹、貌奈温译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1965年貌貌丁译周立波《暴风骤雨》，1965年吴哥哥基译周立波《山乡巨变》，1965年梭棉译茅盾《子夜》，1966年觉莱尼（敏觉）译郭沫若《屈原》，1966年貌貌丁译柳青《创业史》等。同期缅甸著名作家敏杜温还先后在杂志上发表了中国陈毅副总理访缅友好诗篇和侯宝林的著名相声脚本《夜行记》。60年代中国外国文学出版社也翻译出版过《中国民间故事选》等。进入70年代，在缅甸除了有1974年苏奈出版社出版的貌奈温选编的《鲁迅小说选》等译本外，1975年德都编译的《世界短篇小说选》中选了14国36篇作品，其中包括中国著名作家鲁迅的《药》等四篇。1973年貌廷在其编写出版的多卷本《世界文学简编》中，专门用了半卷的篇幅(约合中文8、9万字)系统地评介了中国文学史各个时期著名文学代表人物和作品。缅甸最早翻译中国武侠小说是在1974年，80年代上半叶在缅甸文坛兴起了翻译中国武侠小说热。其数量与占当年翻译作品总量的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1981年为68部，占42%；1982年为86部，占49%；1983年为100部，占45%；1984年为150部，占58%；1985年为274部，占72%；1986年215部，占68%。[11] 虽然这类小说的文化品味并不高，其社会意义也不大，但这也表明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人的作品受到缅甸一般读者的青睐，成为他们的主要消闲读物。80年代在缅甸诗坛，不少诗人译介了我国当代著名诗人艾青等人的诗。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缅甸文坛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又有了新发展。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被一些著名作家译成缅甸文。如：1988年新力出版社出版了九卷本妙丹丁译曹雪芹、高鹗《红楼梦》，译者也因此第三次获得缅甸民族文学奖的翻译文学奖。1989年敏杜温译白居易《骠国乐》全文在秀玛瓦杂志第5期上发表。据笔者所知后来妙丹丁还译了施耐庵的《水浒传》、敏杜温译了白居易的《卖炭翁》《新丰折臂翁》《观刈麦》等多首名诗，但可惜至今仍未见正式发表。

值得注意的是：一、译者大多是缅甸当代著名作家。他们中间不少人是新文学运动的骨干力量；二、大多数人是从英译本转译的。有少数是华裔作家（如：拉吴、谬温等人），他们是从中文直接译出的；有的则是华裔人士与缅甸作家合作完成的，像《新儿女英雄传》缅译本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著名作家敏杜温在翻译陈毅、白居易的诗时也是找精通中文的人士详细了解了原作的字、意、韵以后才动笔翻译的；三、所译作品大都是名人名篇。

随着缅甸文学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与了解，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国文学在题材、体裁以至写作技巧等方面对某些缅甸作品的影响。比如：鲁迅曾写过不少故事新编借古喻今，许多是表现爱国情绪和抒发对当时酷政不满之作。同样我们也可在20世纪30年代实验文学作家们的作品中看到类似的情况，佐基《蒲甘集》、德格多貌丹新《宝刀》等篇也都取材于古代故事，表现了爱国主义思想的主题。又如：貌廷的《鄂巴》也明显受到鲁迅《阿Q正传》的影响。我们从两篇小说的开头部分对两个主人公的介绍，鄂巴与地主吴达刚、阿Q与赵太爷的关系，鄂巴的结尾与阿Q的胜利等几个方面都隐隐约约可以发现某些相似之处。鲁迅在《阿Q正传》中对阿Q饱受摧残的遭遇寄予同情，表现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情。貌廷《鄂巴》中的鄂巴也被塑造成一个逆来顺受的农民形象，他令人可怜同情，同时也使人不满气愤甚至可笑。所以尽管两个典型人物所处的典型环境并不相同，但的确有着某些共同之处，难怪有些缅甸华侨曾把《鄂巴》这一书名译成《阿八正传》[12]。再如：敏新有一部专门描写缅甸下层人民生活的短篇小说集《在马路上》。其中有一篇《谢谢》，说作者路过一高坡，见一对卖柴人夫妇吃力地推着满满一车柴上坡。作者慨然上前相助。车推上坡后，卖柴人仍顺势继续推车向前。正当作者暗地责怪卖柴人竟然连声谢谢也不说时，卖柴人夫妇这时停下车深情地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从那深情的目光中他体会到劳动人民对别人的感激往往是埋在内心深处，而不是挂在口头上说些客套话。作者这时才感到自己的渺小，领悟到卖柴人的真挚情感。这件事使他得益匪浅，作者认识到应该是自己感谢卖柴人夫妇。看过这篇小说就会使人自然而然地联想起鲁迅的小说《一件小事》中所写的作者与车夫的形象。两篇内容虽不同，但都是通过一件小事以作者的自身感受与劳动人民的情感作对比，得出自己渺小而劳动人民伟大的结论。再举个例子：1913年缅甸作家吴腊发表了小说《茉莉花》一改缅甸以前佛教小说或宫廷小说的传统写法，在有些章的结尾处往往写下两行诗句概括全局。这显然与中国章回小说在每章结尾“正是……”或“诗曰……”之类的写法有一定关系。

总之，缅译中国文学作品日益增多，从缩写、改编到全文照译；从翻译短篇到翻译长篇巨著；译文的体裁从小说到剧作、诗歌，甚至到相声脚本等等文学形式；从翻译现代作品到翻译古典名著；从翻译中国文学理论文章到撰写中国文学史并系统评介中国文学作品；中国文学在题材、体裁、写作手法等方面已或多或少影响到了缅甸文坛，这一切都反映了中国文学之花在缅甸文坛这个百花园中生长、开花、结果的情况。

下面再来看看缅甸文学在中国的情况。

早在1407年中国明朝时创办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所外国与少数民族语言学校——四译馆（初期曾称四夷馆）时就开设有缅甸语专业。并聘来自缅甸的使臣作为专家执教，以培养精通缅甸语的人才。流传至今还有当时编写的简明缅汉词典（原名《四译馆译语》，其中一部分是写缅甸语的，有几种不同版本留传至今，收词千余条，用汉字拼音注释）。在现代翻译介绍缅甸文学的历史中，一些侨居过缅甸的中国作家们如：艾芜、许地山、聂紺弩等人以及在缅一些华裔作家曾发挥过作用。他们曾在缅甸当地发行的华文报刊上发表过一些缅甸作品的译文，并编写出版过某些学习缅甸语的书籍和词典，都直接促进了缅甸文学对中国的传播。

如：缅甸华侨著名作家黄绰卿在他的一篇《缅华文艺运动》[13] 文章中提到1933年缅甸的文化界人士发起缅华文艺运动时说：“《椰风》响应当时马华文坛的号召，开展‘此时此地的文艺’运动，作品内容注重写地方现实，以文艺为政治斗争的武器。椰风社有三位社员通晓缅文：一位静亮，他开始介绍缅甸的节日风俗和缅甸戏剧，后来他整年内把1930年缅甸文学运动的《时代尝试集》全部译登了。一位亚虚，他写过许多缅甸人民宗教生活的素描，也译过一些缅甸民间故事。一位柯子，他也译缅文作品，他写的诗歌较多，充满了地方色彩——他们都很早就致力于缅甸文学的翻译工作。”

在中国国内对缅甸作品的译介大约始自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初期一些译者因不谙缅语遂借助第三国语言语言进行翻译。如：施咸荣译貌阵昂《缅甸民间故事》（1957年4月作家出版社版，译自英文）、谭得俅等译缅甸诗人诗集《人民需要明朗朝霞》（1958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选入德钦哥都迈等13人的15首诗，译自俄文）。从缅甸文直接译成中文的始自50年代末，第一个缅文直译成中文的作品是北京大学缅甸语专业师生集体翻译的貌廷著《鄂巴》（1958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缅文短篇小说译文载于中国刊物上始于60年代初期，最早的是林煌天译佐基的《玛丁老头》和敏杜温的《扎耳朵眼仪式》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先后发表。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直接译自缅文的文学译作也逐步多了起来。除了在各种刊物上间而有些缅甸短篇小说或剧作发表外，出版的单行本也有所增加。如：林煌天编译《缅甸短篇小说选》（1981年6月外国文学出版社版，共收20位作家的22篇作品）先后出版的长篇小说有：戚继言译八莫丁昂《鄂奥》（1965年5月作家出版社版）、贝达勉译吴登佩敏《旭日冉冉》（1982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版）、李谋等译詹姆斯拉觉《情侣》（1985年7月山西人民出版社版）、姚秉彦等译加尼觉玛玛礼《不是恨》（1985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版）、计莲芳等译德格多蓬内《别了夏日之夜》（1986年2月重庆出版社版）等。这时从缅文直接译成的中文诗歌也开始出现在中国学者写作的文学评论文章或编辑的诗集中，如：李谋《缅甸的实验文学运动》（载《外国文学评论》1978年第4期）有实验文学诗歌数首，华宇清编外国历代著名短诗欣赏集《金果小枝》（1985年6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版）中收入了《卜巴神山》、《翠湖颂》、梅贵《短短的烟袋》、吴邦雅《更胜一筹》、塞耶佩《金钱》、佐基《戴缅甸紫檀花的姑娘》与敏杜温《她的喜悦》等缅甸古今名诗九首都是实例。不仅如此还可以发现一些缅甸古典作品也开始被中国翻译工作者们译出介绍给中国读者。如：《信第达巴茂克碑文》（李谋译）[14] 、信摩诃拉达塔拉《九章》诗片断（蔡祝生译）、吴邦雅《卖水郎》剧（李谋译）等[15]。当然如果扩大一些范围来看文学以外的其它译著就远比笔者所提到的例子多多了。

在这里笔者还想用点笔墨谈谈《琉璃宫史》的翻译问题。众所周知《琉璃宫史》是1829－1832年间缅甸编写的一部权威性史学巨著，也是现代以前东南亚本土出现的一部最优秀的历史著作。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一部散文文学的巨著。因为在它的最前面几编中就有不少神话、传说和佛教故事，其它章节也有不少是写得非常生动的。所以它不仅有史学价值，也有文学价值。因为它涉及的学科较广，有缅甸史、缅甸与周边国家关系史、佛教、文学等各个方面，又是100多年前所写的。所以要翻译它有一定的难度。至今世界上尚未见有全译本问世。中国史学界也早已对这部名著有所耳闻。中国几位从事缅文翻译的同行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了这部名著的翻译工作。笔者本人也有幸参加了。虽然翻译初稿的时间不长仅用了一年多。但是进一步修改、核校、查勘、注释、统稿的工作量远比想像的要大得多，加上大家各自都有必须完成的其它工作不可能用完整的更多的时间来搞，所以断断续续直到1997年初才将译稿完成，并编写了几个附录，交商务印书馆编辑审稿。商务印书馆编辑仔细地看过全稿后，建议再与缅文原稿核校一遍并将书中所有年代（书中所写年代有佛历、缅历等）一律注明公历年份。笔者按照出版社的建议，再次进行了加注和审校工作，2003年年中又将这部80万字的译稿交出版社等待正式出版。

缅甸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工作进一步深入还表现于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国各种外国文学刊物上先后发表过不少有关缅甸文学研究与评介文章。1982年5月问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中列出了不少有关缅甸文学的条目。到了80年代中期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们开始加强了对东方文学的总体综合研究。先后出版的各种版本的东方文学史、东方文学词典中大都用了较大篇幅介绍了缅甸文学的地位与某些著名作家作品。如：朱维之等主编《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1983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到1998年1月又经过大篇幅的修改增补成 梁立基等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修订本》、季羡林主编《东方文学史》（1993年吉林教育出版社版）、高慧勤 栾文华主编《东方现代文学史》（1994年1月海峡文艺出版社版）、梁立基 李谋主编《世界四大文化与东南亚文学》（2000年9月经济日报出版社版）等。中国对缅甸文学的研究到90年代也更加深入。如：吴文辉译貌阵昂《缅甸戏剧》（1992年3月中山大学出版社版，译自英文）、姚秉彦、李谋与蔡祝生合著《缅甸文学史》（1993年7月北京大学出版社版）等都是有力例证。

纵观中国文学和缅甸文学两者在对方国内译介的情况与两国密切的关系相比尚有很大的不足。分析造成目前状况的原因是：其一、两国国内精通对方语言熟悉对方情况的人尚少。以前缅甸人精通汉语的人甚少，绝大多数译者是借助英文译本来翻译中国作品的。中国作品已译成英文的又只是少数，加上两次翻译使原文的本来韵味与内涵大打了折扣。虽然在中国译成中文的缅甸作品大多数是直接从缅文译成的。但懂得缅甸语的中国人本来就是极少数，能够从事翻译文学作品的人更少。其二、受到出版商的制约。出版商认为不可能盈利的译作再好也不出资出版。所以有些作品虽然水平很高，很值得译介，甚至已经译成也无法出版。其三、人们普遍不太重视翻译作品，尤其是对译作的译者不重视。致使一些具备译出上乘佳作能力的人往往也不愿意用许多精力去搞翻译。所以尽管有不少评介性文章或对不同国家文学进行比较的论文，但是著名作品的译本却往往无法看到。其四、在外国文学界往往轻视东方文学，主观地认定缅甸等东方国家的文学就是没有欧美文学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出版商和读者。

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两国作家之间也建立了直接的联系。经常有作家代表团互访。缅甸现代著名作家德钦哥都迈、佐基、敏杜温、德贡达亚、吴登佩敏、加尼觉玛玛礼、妙丹丁等人都曾先后到中国访问过，而中国名作家曹禺、茅盾、老舍、周扬、季羡林等也到过缅甸。当代两国作家自1990年以来几乎每年都专门组成作家团相互进行访问。这种作家界的往来更是直接促进了两国文学与文化方面的交流。他们在访问回国后写过不少介绍对方的观感、随笔、游记等等；体裁也多种多样，有诗歌、有散文、有专论；甚至有的作家在出访后还出版了访问专辑。

随着中缅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随着人们文学欣赏能力的提高与文学欣赏需求的增大，也随着两国翻译队伍的成长，相信必将有更多的中国文学与缅甸文学作品被介绍到对方。而且由此也促进世界范围内更多国家文学的交流，使世界文学更加发展。

[1] 这一主张是在20世纪30年代首先由研究缅甸的著名英国学者卢斯博士提出的。后来这一观点也被大多数缅甸知名学者丹吞博士、波巴信等和其它国家的学者所接受。

[2] 可参见缅甸《月亮老人》与《月食》故事，载[缅]貌阵昂编，施咸荣译：《缅甸民间故事》，作家出版社1957年4月版。中国《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天狗食月》等故事可见袁珂编著《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