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中先
在《伊斯坦布尔》的开篇，帕慕克描绘了两张不同的照片，一张是“某人从欧洲带回来的一张廉价的‘可爱孩童’的照片”，另一张是名叫奥尔罕的他自己。这两张照片常常令他迷茫、困惑，把两者混淆。两者的混淆，引出了作者帕慕克对西方人眼中的伊斯坦布尔和他心中的伊斯坦布尔的思考。
伊斯坦布尔是一座伟大的、令人向往的城市，西方名作家中有不少人来此游历，并写过它：仅以法国为例子，奈瓦尔就有《东方之旅》，戈蒂耶又有《君士坦丁堡》，拉马丁、福楼拜、洛蒂、纪德等大文人都有文字留世，而其他国家的大作家，则有马克·吐温、海明威、布罗茨基等人。
不过，当地人帕慕克的一部《伊斯坦布尔》，就足以跟他们抗衡。
西方人写的伊斯坦布尔，是游记，奈瓦尔、戈蒂耶等人都是作为旅游者走马看花，或作为记者下马看花。
奈瓦尔的《东方之旅》写了伊斯坦布尔灯烛辉煌的城市风光、卡拉格兹的皮影戏、咖啡馆中的说书人……他把伊斯坦布尔比作一个“全世界最美丽景致”的剧院，从观众席看舞台，是满目的美景，但就在舞台的侧面，则是“贫困肮脏的街区”。戈蒂耶也是对舞台的侧面更感兴趣，他“大胆深入穷人居住区，探勘其废墟以及黑暗肮脏的街巷，向西方读者表明，贫民区和风景同样重要。”
帕慕克写的伊斯坦布尔当然不能算是游记，是回忆，亲历，是思考，是比较……，伊斯坦布尔这座伟大城市造就了帕慕克，帕慕克怀念它是出自真心，真心中便有了一切，记忆、想象、诗意、知识、学问……
西方人写伊斯坦布尔，更多的是对异国情调感兴趣，站在更高一层的价值观基础上，评说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很轻松，很傲慢。这使这些旅人“除了谈论他们想听的事之外，别无他途可循”；即便不是作为旅行者，而是作为记者，他们笔底的评论，也“不深刻”，因为其读者群“早有定见”。
帕慕克写伊斯坦布尔，更多的是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忧虑，站在切实的深思熟虑的立场上，思考什么可能是好的，什么可能是不好的，很忧伤，很动情。
对西方作家写的伊斯坦布尔，帕慕克这样的土耳其文人应该是很在乎的。这一点应该很好解释：熟悉伊斯坦布尔的人，也渴望从他人的目光中看到他人所认识的伊斯坦布尔，这样，可以为对伊斯坦布尔熟视无睹的人提供另一个视角的参照。帕慕克记得，他整个童年期都在等待，希望漫画家埃尔热以伊斯坦布尔为丁丁历险的背景。
然而，渴望中也有担心，用帕慕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都很担心外国人和陌生人怎么看我们”，这大概是因为，就像帕慕克所说，“国内正在努力西化，因此西方作家说的话，对他们极其重要，但每当某位西方观察家说得太过分时，竭尽全力了解这几位作家与其文化的伊斯坦布尔读者便不由得觉得伤心。”
伤心，是因为什么，因为外国人真正刺到了他们的痛处。
不过，对外国人的言论，其实也不必太过惊慌、紧张。有些看法，其实当地人早就看出问题来了，只不过，话语如果先由外国人说出来，当地人的脸面会很挂不住。这一点，其实中国人恐怕比土耳其人更甚。意大利电影家安东尼奥尼的命运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话题还可以说开去：在帕慕克之前，土耳其的一些文人，也曾学着西方人，试图用另一种眼光来写伊斯坦布尔。帕慕克十分崇拜的四位大师（诗人雅哈亚、历史学家科丘、小说家坦皮纳、散文家希萨尔、）就曾做了这样的事：他们“虽住在城市的另一头（西化的佩拉），却从城市的另一区（贫民区）撷取优美、民族主义、忧伤、如画的景色，给后世塑造一个‘古伊斯坦布尔’的形象”。对这些前辈的心态，帕慕克分析得很透切，他认为：“他们想写得跟法国人媲美，这点毋庸置疑；但他们的内心一角也明白，若写得能跟西方人完全相同，就不会跟他们仰慕的西方作家一样独树一帜，”因为，“伟大的作品必须自称一格、原汁原味”。
帕慕克先是归纳了一下，大部分西方观察者偏好的伊斯坦布尔主题，大多属于同一类型：后宫、奴隶市场、满街的乞丐、人力搬夫、僧侣道堂、与世隔绝的妇女……
然后，帕慕克又很不客气地指出，那些西方人感兴趣的东西，有的属于落后文化，有的则因其明显的异国情调，而落后文化的那些因素，不少已经被土耳其人民遗弃了。如奴隶市场已经消失，僧侣道堂已经关闭，奥斯曼服饰已经废除，后宫已经没了踪影……连F希望去市场让人写下他名字的那种文字书法，也因为文字的拉丁化而成为不可能。
接着，帕慕克对由外国人激起的他们的伤心，作了几点很辨证的分析。对西方人士的某些敏锐观察，他心存感激：“通过外国人的眼睛观看伊斯坦布尔，始终让我喜欢，大半是由于他们的图像帮助我避开狭隘的民族主义和遵循规范的压力”；而说到西方人某些说法的“过分”，帕慕克先是妥协地说了一句：“没有人说得准怎样才算‘太过分’”，接着便笔锋一转，肯定道：“一个城市的性格就在于它‘太过分’的方式，一个旁观者可能对某些细节过分关注而歪曲事实，但往往也是这些细节定义了城市的性格。”其实，这个城市中的不少东西，不但在西方人的眼中是过时了，在当地人的眼中也一样，不仅是古旧，而且确实是过时了。
西方游记作家觉得伊斯坦布尔的辉煌古建筑与贫民区毗邻而立实在是“妙不可言”，而当地人则认为，这些废墟在提醒人们，贫穷杂乱的伊斯坦布尔不可能再达到与往昔同样伟大的文化高峰。对这样一种忧伤情感，帕慕克使用一个很有地方特色的词来形容：“呼愁”（huzn或hazen）。这是一种集体的忧伤感觉，它不是某一孤独者的忧伤，而是千百万人心中共有的忧郁情结。
不妨可以把帕慕克所说的“呼愁”跟列维-施特劳斯笔下热带的“忧郁”比较一下。列维-施特劳斯的“忧郁”说的是克服了偏见的、心怀愧疚的西方人对已消逝的古老文明的一种悲伤情感。“呼愁”，则是当地的有识之士的一种思想状态，对自己文明的既肯定又否定，对自己历史的一种痛苦的亲历方式。
其实，读帕慕克的任何作品，无论是《我的名字叫红》，还是《白色城堡》，都可以看到，作者时时刻刻都在考虑一个问题：如何得了人家的“西”，同时又不丢了自己的“东”。
《伊斯坦布尔》不是游记，但是通过西方一些作家的伊斯坦布尔游记的参照，写出了对这一伟大的古老城市的回忆、认识、批评、评价，它帮助我们进一步地发现它的真正价值所在。而对照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国家，对祖国的传统文化的深入认识，又有了一面宝贵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