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永雄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当今全球化时代国际语言文化的交流空前频繁，历史上不同语言文化之间常见的单向传播与影响模式，如今已经逐步让位于多元交流的范式，在东方文学翻译与研究中，我们发现一些较为特殊的情况，常常从负面、侧面与正面等不同剖面对东方文学、东方文艺美学的翻译与研究产生微妙甚至是重要的影响。

一. 诺贝尔文学奖：跨语境变异与意识形态遮蔽

诺贝尔文学奖是20世纪最富有国际意义的文学大奖。从1901年开始将首奖颁予法国诗人普吕多姆以来，诺贝尔文学奖已绵延了百年，横跨整个20世纪并延伸到21世纪。尽管诺贝尔在遗嘱中规定这一奖项要用于奖励“在文学上能创作出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出色的作品的人”，是以全人类为对象的，不分国别、民族、肤色、语言，但该奖项实质上仍属于以西方为中心而设立的一项大奖，因而少数几位东方作家荣膺此奖就具有东西方“视界融合”的特殊意义，值得将其作为一种重大文学现象加以深入研究。

20世纪日本文学涌现出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1968年获奖）与大江健三郎（1994年获奖）。笔者曾经在查阅“东方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研究”课题相关外文资料时遇到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大江健三郎曾经在其诺贝尔文学奖答奖辞中满怀感激与崇敬之情提到他的终生恩师渡边一夫教授给予他的两大影响：一是西方式的人文主义思想，这在大江作品中具体表现为疗救人类苦难的襟怀和抗衡核时代的主题、在存在的困窘中寻求光明的主题、与残疾儿共存的再生主题以及“燃烧的绿树”这一富于象征寓意的原型意象。渡边对大江文学的另一决定性影响是经巴赫金理论化了的拉伯雷，大江将其概括为“怪诞现实主义或大众笑文化的形象系统”，认为正是这些形象系统使自己这位处于世界边缘的日本作家能够以文学与人类的普遍性体验沟通。值得注意的是接下来的一段话——美国学术季刊《今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 1995）所刊载的英文版大江健三郎的诺贝尔文学奖答奖辞《暧昧的日本与我》（或译《我在暧昧的日本》“Japan, the Ambiguous, and Myself: Nobel Lecture 1994”）提到两位中国作家：

Coming from such a background, I do not represent Asia as a new economic power but as a region impregnated with everlasting poverty and a mixed-up fertility. By sharing old, familiar, yet living metaphors, I align myself with writers like Kim Chi Ha (金芝河) of Korea and Chon I and Mu Jen of China. For me the background of world literature consists in such relationship in          concrete terms.

【参考译文】出于这种背景，我并不把亚洲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力量来表现，而是将其作为一个蕴含着持久性贫困和混杂性富庶的区域。由于共同分享着古老、熟悉而同时又是鲜活的诸隐喻，我把自己同韩国的金芝河、中国的Chon I和Mu Jen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我认为，世界文学的背景就是由这样的具体联系方式所建构起来的。……[1]

当时我想知道的问题是，这里对大江文学影响巨大的中国作家Chon I和Mu Jen是谁？他们的中文名字该如何译？在经过咨询身边一些中国现当代文学教授，并查阅中文刊物《世界文学》刊载的中文版后，我弄清楚Mu Jen是指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莫言，但是Chon I仍然无法确定是谁。我因此写信向《大江健三郎的诺贝尔文学奖答奖辞》英文版译者、日本大阪的关西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学教授吉田三陆先生(Sanroku Yoshida)求教。很快获得了回音：Chon I即是中国当代作家郑义。

东方文学中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并不多，可谓屈指可数。大江健三郎在国际文坛的诺贝尔文学奖答奖辞中提到中国作家对他的影响，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当代中日文化交流和影响的例证。但是为什么发表在《世界文学》杂志上的中文版要略去其中一个中国作家的名字呢？与1990年代中国政治风波有牵连的郑义现在旅居国外，他曾经因中篇小说《远村》获全国第三届中篇小说奖；其《老井》改编的同名电影在东京国际电影节获大奖，男主角由张艺谋扮演因此获最佳男演员奖。当时我对郑义的情况并不了解，曾经咨询过《世界文学》负责人关于大江答奖辞中文版问题。结论是：显然这不是一般翻译过程中的无意漏译问题，而是根据当时的中国社会文化语境而有意省略政治上棘手因素的翻译策略问题，折射出来的是外文文本进入中国语境后产生意义变异和意识形态遮蔽现象。

由此可见，东方文学翻译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语言移译的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社会文化论题，涉及具有丰富差异性的跨文化语境和充满权力话语斗争的文学场。当然，不同语言的移译在东方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马悦然曾经宣称：“中国作家至今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好的西文译本”，由此可见，语言翻译折射了文化的选择，西方语言依托强势的西方文明也在诺贝尔文学奖问题上表现出一种文化/语言霸权。因此，仅仅是探究语言翻译问题并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诺贝尔文学奖所蕴含的政治影响和意识形态功能。就南非白人女作家戈迪默获奖而言：

评委会把199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纳丁·戈迪默，这不仅是祝贺她终生笔耕所赢得的荣誉，而且也对那种将精微复杂的美学与充满斗争的政治截然分开的观念提出了挑战。戈迪默不是更早一点而是在1991年获得这项殊荣，是与南非种族隔离政权与黑人大众领袖近期的谈判相呼应的。……从评委会的观点来看，为了表彰四十余年来戈迪默在她的作品中所表达的政治信念，这时给她颁奖可说正是恰逢其时。[2]

不同的国别，不同的思想传统，不同的国情，导致不同的社会选择、不同的文化过滤与不同的文学接受机制。在此意义上，翻译也是一种知识话语、权力机制和意义序列。

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具有欺骗性，福柯说权力具有生产性，而在上述大江健三郎个案里，出于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的意识形态遮蔽性表现得颇为典型。福柯认为，不同的知识类型建构了我们关于权力话语的规训，“文化中各种领域之间的斗争就产生了不同的新知识”。[3]包括被意识形态所遮蔽的知识。这是可以理解的。当今全球化时代，不同主体、异质文化之间的互动空前频繁。文化场是充满矛盾与张力的领域，其中既有希腊式的民主广场，也有罗马式的竞技场。不同文化的因素在此碰撞、交融、衍变。不同的知识生产蕴含着利益驱动和权力话语。

我认为，文化场不仅存在于历史上各个文化圈之间和东西方文学关系中，而且也构成了新时期中国东方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翻译与研究必须考量的一个重要维度。在当代东方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关联域中，进入中国语境中的大江健三郎是一个例证，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则是另一个跨语境变异和意识形态遮蔽的个案。此外，在后殖民批评的理论视域中，东方文学领域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是一个西方中心主义镜像，问题不仅仅在于权力话语、知识生产或意识形态遮蔽，而且还在于心理投射、文化扭曲与审美幻象的制造。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20世纪冷战时期东西方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长期对峙与冲突，冷战思维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似乎特别偏爱社会主义阵营中政治上持异见的作家作品，或者与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另类”分子。美国作家李萨茜（Lisa See）在评论李锐小说《旧址》（葛浩文译，译名《银城》）时所说的：“这是我读到的有关中国的最令人惊叹的一本书，它是中国的《日瓦戈医生》。”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因具有反苏倾向被苏联政府查禁，但在西方大行其道，广受欢迎，作者也因此获诺贝尔文学奖。在此意义上，只有受西方主流标准欢迎与认可的作家作品才有可能进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视野。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折射了这种政治维度。

本文的论旨不在于纠缠复杂的政治问题本身，不在于辨析审美与政治的关系，而是强调由于政治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东方文学中经典作家作品的翻译会出现省略、走形、遮蔽、变异等现象，从而影响到我们主要通过翻译文学来研究和讲授外国文学的学者、高校教师对相关内容的准确、深入的理解。

二. 性色彩淡化：省略式翻译与文化过滤

中国传统文化和约定俗成的社会惯例都不提倡、不习惯公开谈论性文化和色情（艳情）文学，这一点即使是在东方国家如印度、日本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也显得比较特殊。从文艺美学维度而言，在古典印度诗学中，“艳情”是八味之首；在日本古典美学中，艳（情）是十大范畴之一。而从东方文学经典文本的翻译与研究角度来说，中古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具有“省略式翻译与文化过滤”的特征，其中所涉及的色情问题值得探讨。郅溥浩先生的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曾经指出：“在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举办的一次《一千零一夜》研讨会上，与会代表谈起《一千零一夜》中的性描写。一位大学中文系教授说，他曾经以为《一千零一夜》中没有性描写。他曾为如此规模宏大的一部民间文学作品竟然不涉及性的问题而感到不解。显然原因不在这位教授，而在中译本《一千零一夜》。纳训先生的《一千零一夜》中文全译本（事实上也并非真正的全译本），虽然保留了部分性描写，但却删掉了一些他认为露骨的性情节。因此，从纳训的《一千零一夜》中译本中，不可能了解《一千零一夜》中有什么性描写。”[4] 而实际上，这部有世界民间文学最壮丽的纪念碑之誉的《一千零一夜》是“以性开篇”，许多神魔幻想故事中充满了各色各样的情色故事与性行为描写，“有淫荡的性、通奸的性，有爱情的性、欢乐的性，有市民趣味的性，有同性恋的性，有人兽相交的性……”[5] 折射出中世纪东方阿拉伯社会生活的发展、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世俗趣味的张扬。而这一点，与日本江户时期以井原西鹤为代表的町人文学，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世俗化的取向，中国明清言情小说泛滥有可比性，标志着商业城市的崛起，世俗精神的走向文学的前台，在世界文学中具有跨文化的诗学意义。

我们在高校中文系统的文学院系的外国文学教学，基本上是翻译文学的教学。这种出于中国文化传统与现实国情考虑，或者由文化无意识潜在引导而进行的翻译实践，体现了“省略式翻译与文化过滤”的特征，使得《一千零一夜》这部东方文学经典性色彩淡化，在某种意义上阉割了文本的丰富内涵，因此也容易造成中国翻译文学（非原文文学）教学者、研究者、读者、受众在文化理解与文学欣赏上的偏差，从而影响到东方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学术性与准确性。此外，问题还不仅仅是限于东方文学，西方文学也可以遇到一些“洁本”“选本”“全本”“足本”等问题，如薄伽丘的《十日谈》早年只有“洁本”，随着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和文化出版业的多元化渠道形成，一些以“全本”“足本”为标榜的中外情色文本纷纷涌现出来，甚至成为盗版图书或光盘的重要内容。事物都有两面：一方面这种现象会引发文化出版业的管理与控制问题，但另一方面，却也可能提供更为完善、更为多样的文学文本，有利于深化学术研究和阅读理解。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文化数字化的语境中，电子传媒导致信息的传播空前畅达，尽管信息的屏蔽与文化过滤仍然存在并且发挥着作用，但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已经大大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东方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应当正视和处理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各种复杂问题，尽可能地保留其中重要而富有意义的信息，目的是促进与完善东方文学经典的翻译作为国内教学与研究的学术基础。

三. 东方文学、诗学翻译的可通约性与非通约性

鉴于翻译涉及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语境的两种以上的语言转换问题，因此至少有三个层面的问题需要思考：其一，技术层面上的准确性问题。其二，在移译畅达基础上追求佳译的问题。其三，不同语言文化之间可通约性与非通约性问题。其中第三个问题是本文所探讨的重点问题。

在英文语境中，如果把有“影界莎士比亚”之誉的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的名字Akira Kurosawa译成中文“阿契拉·库罗沙瓦”，那是硬译，是上述第一个层面即“技术层面上的准确性问题”，可以算是误译，基本上没有讨论的余地。第二个层面的佳译问题的讨论可以先看一看下面一段引文：

A famous koan－a paradoxical saying or anecdote to meditate on—from the Zen Buddhist tradition read: “if you meet the Buddha, kill the Buddha.”[6]

【中译一】 禅宗佛教流传下来的一句有名的公案 (凝神冥想的似是而非的谚语或传闻)说道：“要是你遇上了佛陀,就杀了他。”

【中译二】佛禅传统有一个著名的公案——即一种悖论式的偈语或玄思冥想的逸事——说道：“遇佛杀佛。”

比较上述两段中译文，可以认为后者佳于前者。首先，前者将“the Zen Buddhist tradition”译为禅宗佛教，虽然词序扣紧原文（漏译“传统”一词），但是中文语境通常不这样说，而应是“佛教禅宗”的表述更佳，因此后者译为佛禅传统更为合适。其次，“saying”一词在一般语境中译作“谚语”完全正确，但是这篇论文是西方学者讨论东方禅宗与电脑的关系，如果考虑佛教公案的性质，应该是译作“偈语”更佳。此外，前者较为拖沓、稚嫩，数量词不妥；后者较为精炼、老到。

    上述例证出自现任国际美学协会主席的德·穆尔的《禅宗与电脑维护艺术》一文，系笔者所主编的《东方丛刊》2008（1）“美学与文化之间的对话”专栏拟用的英文论文的翻译稿与校改稿（论文选自国际美学协会成都会议，特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高建平研究员主持，他目前任国际美学协会秘书长，该协会近年来数次会议都致力于东西方美学、文学艺术的会通探讨）。[7]我们拟推出的专栏中，包括前会长、日本著名美学家佐佐木健一的《触觉文化》、荷兰哲学人类学教授德·穆尔的《禅宗与电脑维护艺术》、土耳其中东技术大学J. N. 艾尔桢教授的《时间与空间：重构美学》和日本东京大学小田部胤久的《比较美学的先驱鼓常良及其“日本艺术风格无框性”理论：走向跨文化美学》等国外学者的论文。

本节的第三个层面即“可通约性与非通约性”问题的讨论也可以同样从前引德·穆尔的《禅宗与电脑维护艺术》中小标题的一个词组“fast enlightenment”[8]展开。原来的中文译稿处理成“立竿见影的启迪”；校改稿译为“顿悟”。但这仅仅是结合佛教禅宗的话语进行的可通约性尝试，力图从字面上、内涵上调顺关系。实际上，其中存在着“不可通约性”的问题。熟悉西方文学史、思想史的人都知道，英文中“enlightenment”一词核心涵义是“启蒙”，而东方佛教传统讲求“禅悟”，两者相去甚远，因此，无论是英文还是中文都似乎难以找到完全叠合的对应词。东西方诗学、美学之间有很多概念是无法完美移译的，如“风骨”、“神韵”、“气韵”“艳情（味）”、“幽玄”，Logos，Mythos，Pathos，Catharsis，等等，这些内涵丰富的术语往往只能音译（逻各斯、秘索思、帕托斯、卡塔西斯）并且附上原文，因为一个词语可能牵扯到极为复杂的思想文化体系，而异质文化体系虽然有以会通为特征的互补、互证、互阐、互动的一面，同时也有以“非通约性”为特征的隔膜的另一面。以往我们比较重视不同语言文化、文学艺术之间的通约性一面，相对忽视了它们非通约性的维度。而实际上，从德勒兹差异哲学和游牧美学的视野来看，后者可能更具有学术价值与思想活力。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德勒兹诗学与跨语境理论意义》（07XWW002）；广西软科学专项《文明冲突中的审美经验及其理论阐释》(桂科软05111004)的阶段性成果。

[1] Kenzaburō ōe,“Japan, the Ambiguous, and Myself: Nobel Lecture 1994”, The Nobel Foundation,1994, World Literature Today, vol.69，No.1,1995.

[2] 埃克斯坦：《纳丁·戈迪默：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今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1992年冬季号。

[3] J. 丹纳赫等《理解福柯》，刘瑾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196页。

[4] 郅溥浩《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页。

[5] 郅溥浩《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第190页。

[6] Jos de Mul, “Zen and the art of Computer Maintenance”, in Gao Jianping ed., Aesthetics and the Dialogues among Cultures, p,35,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China, 2007.

[7] 可参阅高建平“美学与文化之间的对话·主持人语”，麦永雄主编《东方丛刊》2008（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出）。

[8] Jos de Mul, “Zen and the art of Computer Maintenance”, in Gao Jianping ed., Aesthetics and the Dialogues among Cultures, p.38,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China,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