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志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耶鲁大学英文系资深教授哈罗德·布鲁姆在他那部颇具影响力的《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1994）附录中给我们开列了一份“经典书目”，称基于考虑到一部分梵语著作、经文（如《吉尔伽美什》、《亡灵书》、《圣经》、《次经》、《先知书》、《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古兰经》、《一千零一夜》等东方文献）对西方经典的影响，将其列入目录之中，同时也选入了当代文学中一些基本的文学文本。在这部分文本中，他遴选了14位希伯来语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其中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长篇小说《完美的和平》(A Perfect Peace)。
《完美的和平》最初发表于1982年，目前已经有了中文译本，题名《沙海无澜》（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小说中的年轻主人公约拿单出生在基布兹（以色列的集体农庄，有点类似我们的人民公社）,并在那里生活了二十余年。其父约里克是前任内阁成员、工党领袖,现为基布兹书记，专横跋扈而热衷政治；母亲哈瓦盛气凌人；妻子里蒙娜温柔漂亮，却头脑简单，在丈夫眼中，她显得毫无意义，夫妻生活平淡如水，约拿单因而备感压抑，打算离开基布兹。就在这时，一个笃信斯宾诺莎哲学的俄罗斯青年阿扎赖亚来到基布兹。阿扎赖亚第一次到约拿单家做客便为里蒙娜的美色所倾倒。约拿单意识到此人可代替自己的位置，说不定能够唤醒里蒙娜这个“睡美人”。约拿单突然离去后，家里起了轩然大波，父母互相埋怨，里蒙娜默默地忍受着，阿扎赖亚则大肆传播自由思想。
约拿单冲向内盖夫沙漠,他想穿过边境,前往约旦的红石城佩特拉。他深知自己在越过边境之际便有被阿拉伯士兵俘虏的危险。抵达边境时,他同军营里的女兵有一夜之欢,堪称体验到了爱和危险且又有了秘密奇遇。有的评论家认为：“约拿单恐怖地发现，‘真正的人生’原来就是通向死亡，通向地狱之路。”他所向往的佩特拉红石城也成了一座地狱，于是他决心重回基布兹，与妻子及阿扎赖亚和平共处。
约拿单虽然重新回到了基布兹，但并不意味着他同父亲之间的冲突得到了缓解。父亲是以色列第一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的同代人，代表着建国者们追求的正义、和平的信仰与创造力。但与之相对的是，先驱者们的子女、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似乎缺乏上代人的精神支柱，即使在抵御外敌侵略的战斗中也是这样。父辈们是为了实现复国主义理想，而年轻一代则更多地追求个人的生存目标，两代人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从这个意义上，这部作品小说表现出当代以色列年轻人信仰的失落。由于终日生活在战争的隐患之中，许多以色列人的内心深处不免产生一种强烈的生存危机意识。
应该说，这部小说在以色列颇受赞誉，并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荷兰、西班牙、芬兰等地出版。《华盛顿邮报》称之为奥兹“最为奇异、最为冒险、最为丰富的一部作品，”具有一种纤细而充满反讽的幽默感，声音准确无误，显示出卓越的才华。《纽约时报书评》认为，“奥兹一定是他的国家最有说服力的代言人，至少从文学方面来说是这样。”但是，当我就布鲁姆为何将《完美的和平》列为经典而向奥兹进行求证时，奥兹却持有异议，说那是布鲁姆自己的选择，奥兹本人在其全部作品中最推重发表于1998年的《一样的海》以及1968年的《我的米海尔》。布鲁姆在遴选西方经典时，十分注重“崇高性和代表性”，以及作家为摆脱前代大师“影响的焦虑”而创造的“陌生化”。在他看来，“经典的原义是指我们的教育机构所遴选的书”。从这个意义上说，表现带有异域色彩的基布兹生活、反映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与本土以色列人冲突的《完美的和平》于是得到他的肯定。而奥兹作为作家，则似乎更为重视作品在本民族文学传承链条上的独创性、读者效应、作家运思等角度出发，选择以女性为主人公、以家庭生活为切入点、“一改希伯来文学风貌”的《我的米海尔》和大胆做文体尝试、把诗歌与散文融为一体的《一样的海》。笔者这里无意过多探讨并证实哈罗德·布鲁姆与奥兹在选择经典作品时的缘由与标准，而把侧重点置于奥兹作品在中国的经典化，或者准经典化这一现象上。
我国对奥兹的介绍，始于短篇小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半期，奥兹的三个短篇小说相继被翻译成中文，即《游牧人与蝰蛇》（王守仁译，见徐新主编《现代希伯来小说选》，漓江出版社，１９９２）；《风之路》（何大明译，见《以色列的瑰宝：神秘国度的人间奇迹：“基布兹”短篇小说选》，以色列理查德·弗兰茨编，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胡狼嗥叫的地方》（汪义群译，见《世界文学》１９９４年第６期）。
自1996年以来，南京译林出版社独具眼光，在没有任何外来资助的情况下，购买了奥兹五部阿作品的版权，相继出版了《何去何从》（姚永彩译，１９９８）、《我的米海尔》（钟志清译，１９９８）、《沙海无澜》（姚乃强、郭鸿寿译，１９９９）、《了解女人》（傅浩、柯彦玢译，１９９９）、《费玛》（范一泓、尉颖颖、徐惟礼译，２０００），在中国学术界、创作界与普通读者当中引起反响。2004年，台湾皇冠出版社又从译林购买了《我的米海尔》的一部分版权，出版《我的米海尔》、《了解女人》中文繁体版；上海译文出版社亦将《黑匣子》（钟志清译）的中译本推向市场，在纯文学作品中卖的不错。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和上海万语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共同策划出版了奥兹的《莫称之为夜晚》（庄焰译）、《鬼使山庄》（陈腾华译），译林出版社出版了短篇小说《风之路》的新译（钟志清译，见《爱的讲述》）。2007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奥兹最富影响力的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并再版《我的米海尔》与《了解女人》。
《沙海无澜》在中国问世后，虽然得到一些好评，但似乎没有被推到经典作品的位置上。而在五卷本译林版的奥兹作品中，最受关注的应该是《我的米海尔》。池莉、徐坤以女作家特有的品味，对奥兹的《我的米海尔》表现出强烈认同，池莉甚至不止一次谈及奥兹简约而富有诗意的语言对她本人的震撼及对其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南京大学丁帆教授称《我的米海尔》“把距我们心灵老远的以色列人的现代生存境况，尤其是心灵的栖居状态呈现于眼前，使我们找到了了望其民族文化心理的一扇窗，同时也找到了与之进行心灵沟通的渠道。”1999年，《我的米海尔》获得中国第五届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
《我的米海尔》是阿摩司·奥兹的成名作，也是迄今为止奥兹全部创作中最受欢迎的一部作品。自一九六八年发表至今四十年来，已再版五十余次，翻译成三十余种文字。表面看来，这是一部爱情小说，写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文学系女大学生汉娜与地质系学生米海尔邂逅，不久便结成眷属。婚后，米海尔潜心学业，挣钱持家，却忽略了妻子的感情追求。往昔的一对恋人逐渐产生距离，漂亮而感伤的汉娜不禁失望、痛苦，进而歇斯底里……
若单纯作为一部爱情小说，《我的米海尔》可能比较普通。但它不仅仅局限于对婚姻与家庭生活的描写，正如阿摩司·奥兹所说：“若问我的风格，请想想耶路撒冷的石头。”耶路撒冷的石头具有许多层面，负载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在犹太人的心目中，耶路撒冷是一座极富历史感的城市。三千年来，迦南人、亚述人、巴比伦人、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穆斯林、十字军相继征服过这座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耶路撒冷成了英辖巴勒斯坦的都城。巴勒斯坦分治后，耶路撒冷成为一座国际型的城市。直到一九六七年“六日战争”，老城才归犹太人所有。
作为犹太人，阿摩司·奥兹对耶路撒冷充满深情。“我爱耶路撒冷是因为我出生于此。”“这是我出生的城市，我梦幻中的城市，我的祖先和人民痴心向往的城市。”但在奥兹心目中，耶路撒冷“从未真正成为以色列国家的一部分”。在《我的米海尔》中，奥兹不止一次地写到，耶路撒冷是一座让人伤心的城市，并借汉娜之口道出，“那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个幻影。四面八方都是山。”“我生于耶路撒冷，但我却不能说耶路撒冷是我的城市。”小说把耶路撒冷比作被人围观的“受伤女人”，暗示它处在阿拉伯世界的重重包围之中。汉娜到北方基布兹过逾越节时，为不再受耶路撒冷的困扰而感到轻松愉快，甚至对这座古老的城市心生恨意。将耶路撒冷置于否定的层面上进行抨击这在犹太作家的作品中确属罕见，足见作家“爱深恨弥深”的情感。同时，作家又把笔端伸进耶路撒冷的神秘生活之中：冰冷的石墙，幽深的小巷，令人炫目的日光，喧嚣嘈杂的市场，黑漆漆的森林，灰沉沉的天空……婚礼上的踩玻璃杯仪式，希伯来大学校园内阴冷的建筑，街上神出鬼没的小贩，教会学校的孩童，悠扬的教堂钟声，独立日，西奈战争，住棚节，逾越节等等，这一切不仅为我们展现出五十年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同时也描绘出那个乱世之秋的社会场景。
《我的米海尔》确立了阿摩司·奥兹在以色列文坛上的重要位置。小说通过女主人公汉娜的眼光观察世界，感受人生，手法上匠心独运，行文流畅自然。汉娜自幼与邻居家一对阿拉伯双胞胎青梅竹马，双胞胎任她支配，能够满足她的强权与施虐意识。但结婚之后，她从丈夫那里得不到这一切，于是她绝望、抱怨、发泄，近乎歇斯底里。汉娜的性格本身具有很多弱点，但是奥兹采用女性口吻叙述故事，展开情节，丰富地表达出女性意识，在现代希伯来文学史上堪称独创。
作者在开篇便用女主人公的口吻写道：“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爱的人已经死了。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在年轻时浑身充满着爱的力量，而今那爱的力量正在死去。我不想死。”这段极富抒情色彩的文字在文中几次出现，一唱三叹，动人心弦。也正是这一唱三叹、充满诗意的文字，深深打动了当初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我，决定将其翻译成中文。在2007年奥兹访华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举办的研讨会上，著名作家阎连科在发言中指出：“《我的米海尔》其绝妙和不凡之处，正是奥兹先生的这种饱蘸情感和诗意叙述的背后，隐隐含含的这种对路撒冷焦虑的暗示和揭示。他让我们感受到了汉娜的性格与耶路撒冷的历史、文化、宗教、战争之下的人的灵魂的神秘的融洽和破裂。”
阎连科认为，“离上帝最近的人，他们的灵魂必然被上帝所左右。离上帝最近的家庭，他们的炊烟必然和上帝的呼吸相联系。耶路撒冷是世界上有史一来最为焦虑也焦虑得时间最长的城市，直到今天，他都还是人类焦虑的中心，焦虑的心脏。《我的米海尔》，透过一个家庭焦虑的炊烟，让我们看到了耶路撒冷焦虑的心跳。所以，只要耶路撒冷的焦虑存在，《我的米海尔》就会有他生命不息的意义和文学炊烟不息的升起。”
女作家徐坤则表示，“奥兹的深刻性在于，他把引起这种倾向的源头直接导向社会，将视野扩大到耶路撒冷的历史文化极其刻板严肃的现实气氛，从广大纵深的文化宗教环境和历史背景中寻找人类精神苦闷的源头，并深刻挖掘人的内心，尤其是女性的内心世界。他的作品，从人性本身的角度来说，获得了普遍的世界意义。也是在今天仍然赢得我们喜爱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读者之所以接受《我的米海尔》，并逐渐将其列入经典之列，与我们所熟悉的大作家相提并论的重要原因之一还在于它本身的经典化特征。正如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所说：“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它们带着先前解释的气息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或只是多种语言和风俗）时留下的足迹。”《我的米海尔》无疑具备了这些特征，无愧于经典这一称谓。
阿摩司·奥兹另一部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的作品便是2007年8月出版的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虽然尚未经历时间的沉淀，但已经露出成为中国认定的希伯来文学经典的端倪。这部近600页、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的希伯来文版发表于2002年，一向被学界视为奥兹最优秀的作品。短短五年，便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相继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获奖。尤其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尼古拉斯·德朗士的英文译本在2004年面世后，这部作品更广泛地引起了东西方读者的兴趣，促使奥兹在2005年一举夺得大名鼎鼎的“歌德文化奖”。评委会不仅赞赏奥兹的作品“主题多样，风格考究，居于当代最重要作家之列”，褒扬奥兹向读者传达出一种深远、超越一切的“人性感受”“道德价值”和“协作精神”，也钦佩他敢于和原教旨主义和狂热主义争斗，执著地向往和平。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沙龙专门给奥兹打电话道贺，奥兹则希望沙龙能帮助以色列作家翻译出版希伯来文学作品，让世界了解另外一个以色列。 2007年，《爱与黑暗的故事》不仅入围“国际布克奖”，而且促使奥兹摘取了西语世界最为著名的“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并获得诺奖提名。
小说背景也主要置于耶路撒冷，但比《我的米海尔》更为厚重，涉及到犹太历史、犹太身份、以色列建国、阿以冲突等重大问题。小说以娓娓动人的笔法向读者讲述了百余年一个犹太家族的历史与民族叙事，从主人公“我”的祖辈和父辈流亡欧洲的动荡人生、移居巴勒斯坦地区后的艰辛生计，到英国托管时期耶路撒冷的生活习俗、以色列建国初期面临的各种挑战、形形色色犹太文化人的心态、学术界的勾心斗角、邻里阿拉伯人一落千丈的命运、大屠杀幸存者和移民的遭际、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和拓荒者的奋斗历程，等等，内容丰富，思想深邃，蕴积着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对历史、家园、民族、家庭、受难者命运（包括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等诸多问题的沉沉思考。家庭与民族两条线索在《爱与黑暗的故事》相互交织，既带你进入一个犹太家庭，了解其喜怒哀乐；又使你走近一个民族，窥见其得失荣辱。
奥兹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回顾了父母两大家族漂泊不定的欧洲经历。其父出生在乌克兰的敖德萨，懂十几种语言，一直向往在大学谋得教职，但始终未能如愿。母亲出身于波兰一个家道殷实的磨房主之家，在罗夫诺一所文化气息浓厚的中学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而后到布拉格的一所大学求学，但因家境中落，被迫辍学，到耶路撒冷后才完成了学业。
奥兹的父母及其家人都是热诚的亲欧人士，他们不仅讲多种语言，而且酷爱欧洲文化和文学遗产，迷恋欧洲风情，对欧洲艺术、文学和音乐推崇备志。尽管在亚历山大爷爷的诗歌中,跳动着犹太复国主义的激情,但是巴勒斯坦那片土地在他们眼里太亚洲化,太原始,太落后,缺乏起码的卫生保障和基本文化，他们情愿在欧洲四处迁徙，也不愿意去往巴勒斯坦。而按照奥兹父母的标准，越西方的东西越被视为越有文化。虽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贴近他们的俄国人心灵，但德国人——尽管有了希特勒——在他们看来比俄国人和波兰人更文化；法国人——比德国人文化。英国人在他们眼中占据了比法国人更高的位置······直至欧洲墙壁到处爬满涂鸦：“犹太佬，滚回巴勒斯坦”，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洲的反犹主义愈演愈烈，甚至发展到对普通犹太籍学生施暴,他们才忍痛离开欧洲这片禁止入内的应许之地。用奥兹自己的话说，他父母，以及父母那代犹太人，对欧洲充满单恋，充满失望的爱，但这种爱永远得不到回报。
奥兹在华期间，曾多次直陈：在两千年的流亡过程当中，犹太人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回到以色列的土地上。他们回归的历史是爱与黑暗交织的历史。因为在许多国家，犹太人遭到仇恨，也遭到迫害。在许多国家，他们找不到家园。而今在以色列，我们找到了家园，但是找不到和平。
单恋欧洲的奥兹父母及其他家人来到以色列土地，但在其内心深处，哭墙默垂、大卫塔高耸的耶路撒冷古城似乎永远没有成为一座真正城市，他们所向往的真正城市“指城中央小河潺潺，各式小桥横跨其上：巴洛克小桥，或哥特式小桥，或新古典小桥，或诺曼式的小桥或斯拉夫式的小桥。”实际上是欧洲城市的翻版。而以奥兹父母为代表的旧式犹太人，为在巴勒斯坦生存，不得不放弃旧日的人生理想，务实地从事图书管理员、银行出纳、店铺老板、邮局工作人员、家庭教师等职业，并把自己的人生希冀赋予到子辈的肩头。
子辈，即以《爱与黑暗的故事》中的小主人公为代表的出生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本土以色列人（the Sabra），虽然自幼在家里受到欧洲文化的熏陶，但是在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教育与时代的感召下，向往的却是做一名拓荒者，成为新型的犹太英雄，他们皮肤黝黑，坚韧顽强，沉默寡言，与大流散中的犹太人截然不同。这类新型的犹太英雄，便是以色列建国前期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们所标榜的新希伯来人。即使在宗教学校，新希伯来人也开始学唱拓荒者们唱的歌，如同“西伯利亚出现了骆驼”。对待欧洲难民，尤其是大屠杀幸存者，新希伯来人既怜悯，又有某种反感和不解：这些不幸的可怜人，为什么像羔羊被送去屠宰却不组织起来奋起反抗呢？对于新希伯来人来说，重要的是要面对未来，而不是面对过去，在他们看来，从圣经到哈斯蒙尼时代，绝对有足够的鼓舞人心的希伯来历史，而令人沮丧的犹太历史不过是堆沉重的负担。
小主人公后来违背父命，到基布兹生活，并把姓氏从克劳斯纳改为奥兹（希伯来语意为“力量”），表明与旧式家庭、耶路撒冷及其所代表的旧式犹太文化割断联系的决心，但他却难以像基布兹出生的孩子那样成为真正的新希伯来人，“他们，这些经历尘土与烈日洗礼、身强体壮的男孩，还有那些昂首挺胸的女孩，是大地之盐，大地的主人。宛如半人半神一样美丽，宛如迦南之夜一样美丽。”而我，“即使我的皮肤最后晒成了深褐色，但内心依然苍白。”就像奥兹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所说，要想用一代人实现从旧式犹太人到新型希伯来人的转变绝非易事，变革是两三代人的事。
否定流亡、否定历史的目的是为了重建现在，在祖辈的故乡建立家园，这便触及到以色列犹太人永远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伴随着旧式犹太人的定居与新希伯来人的崛起，尤其是伴随着以色列的建国，众多巴勒斯坦人人流离失所、踏上流亡之路，阿以双方从此干戈未断。
一向有“以色列的良知”之称的奥兹在抵达中国第二天，即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７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便坦言自己支持巴勒斯坦建国、支持巴以双方在同一块土地上和平共处的主张。
作为一部史诗性的作品，《爱与黑暗的故事》演绎出以色列建国前后犹太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冲突和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再现了犹太民族与阿拉伯民族从相互尊崇、和平共处到相互仇视、敌对、兵刃相见、冤冤相报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揭示出犹太复国主义者、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超级大国等在以色列建国、巴以关系上扮演的不同角色。作品中的许多描写，均发人深省。小主人公在三岁多曾经在一家服装店走失，长时间困在一间黑漆漆的储藏室里，是一名阿拉伯工友救了他，工友的和蔼与气味令其感到亲切与依恋，视如父亲。八岁那年，他跟随父母的朋友到阿拉伯富商希尔瓦尼庄园做客，遇到一个阿拉伯小姑娘，他可笑地以民族代言人的身份自居，试图向小姑娘宣传两个民族睦邻友好的道理，并爬树抡锤展示所谓新希伯来人的风采，结果误伤小姑娘的弟弟，造成后者终生残废。数十年过去，作家仍旧牵挂着令他铭心刻骨的阿拉伯人的命运：不知他们是流亡异乡，还是身陷某个破败的难民营。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就这样在挑战着犹太复国主义话语与以色列人的良知。
奥兹在作品中曾满怀深情，探讨巴以冲突的根源：
在个体与民族的生存中，最为恶劣的冲突经常发生在那些受迫害者之间。受迫害者与受压迫者会联合起来，团结一致，结成铁壁铜墙，反抗无情的压迫者，不过是种多愁善感满怀期待的神思。在现实生活中，遭到同一父亲虐待的两个儿子并不能真正组成同道会，让共同的命运把他们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不是把对方视为同命相连的伙伴，而是把对方视为压迫他二人的化身。
或许，这就是近百年来的阿犹冲突。欧洲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和镇压等手段伤害、羞辱、压迫阿拉伯人，也是同一个欧洲，欺压和迫害犹太人，最终听任甚至帮助德国人将犹太人从欧洲大陆的各个角落连根拔除。但是当阿拉伯人观察我们时，他们看到的不是一群近乎歇斯底里的幸存者，而是欧洲的又一新产物，拥有欧式殖民主义、尖端技术和剥削制度，此次披着犹太复国主义外衣，巧妙地回到中东——再次进行剥削、驱逐和压迫。而我们在观察他们时，看到的也不是休戚与共的受害者，共患难的弟兄，而是制造大屠杀的哥萨克，嗜血成性的反犹主义者，伪装起来的纳粹，仿佛欧洲迫害我们的人在以色列土地上再度出现，斗戴阿拉伯头巾，蓄着胡子，可他们依旧是以前屠杀我们的人，只想掐断犹太人的喉管取乐。
类似的见解在《爱与黑暗的故事》里时而可见，令人回味与思考。中国作家莫言在与奥兹的对谈时，曾希望巴以两国的受难者，尤其是各国的政治家们好好读读奥兹的作品，因为文学所起的作用不是强制的，但一旦发挥作用，就是持久的。奥兹对此予以强烈认同。殊不知，把《爱与黑暗的故事》的翻译成阿拉伯文这一事情的背后，便隐藏着一个同样发人深省的凄美故事：三年前，一个阿拉伯名叫乔治·胡里的阿拉伯小伙子在耶路撒冷郊外开车，被恐怖主义分子当成犹太人，头上中弹身亡。这个小伙子的家庭非常富有，他的父母在他死后，决定出资把《爱与黑暗的故事》翻译成阿拉伯文，以纪念他们被恐怖分子杀害的儿子。小说的阿拉伯文版献词上会写道：“谨以此书纪念乔治·胡里，一个阿拉伯年轻人，被阿拉伯恐怖分子当成犹太人而遭到误杀。希望以此增进阿以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也许，确如奥兹与莫言所说，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的所有版本中，阿拉伯文版本最为重要，能在某种程度上够促进两个民族之间的和解，进而揭开犹太历史的新页。
以色列学者伊格尔·施瓦茨教授将这部小说称作“膜拜之作”，在个体命运与集体身份之间建构了一座桥梁。著名作家莫言评论说，《爱与黑暗的故事》太厚重，难以从某个角度概括起主题，将其视为“一个人的《圣经》”。中国的数十家报刊、杂志纷纷以各种形式发表对本书的评介，这在文化交流史上也是一个罕见的现象。几乎所有报纸均无一例外将《爱与黑暗的故事》列为2007年年度推荐，《中华读书报》将其列为２００７年度十佳图书。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这部作品在华的影响力会超过《我的米海尔》，成为教育机构所遴选的经典图书。
* 阿摩司·奥兹（Amos Oz-1939），以色列作家，《何去何从》(1966)、《我的米海尔》(1968)、《黑匣子》（1987）、《了解女人》（1989）、《莫称之为夜晚》（1994）、《一样的海》（1998）、《爱与黑暗的故事》（2002）等12部长篇小说，《胡狼嗥叫的地方》（1965）等三个中短篇小说集，《在以色列国土上》（1983）、《以色列、巴勒斯坦与和平》（1994）等多部政论、随笔集和儿童文学作品。他的作品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曾获多种文学奖，包括法国“费米娜奖”，德国“歌德文化奖”，“以色列国家文学奖”、西语世界最有影响的“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并多次被提名角逐诺贝尔文学奖（包括1997年）等，是目前最有国际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