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岗龙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一、引言：问题意识和文献考证的必要性

在蒙古古代文学史上有一类作品，这些作品所讲述的是中原汉族地区发生的故事，描述的是中原地区汉族的生活，作品中频繁出现汉语的地名和人名，但是又很难确定其根据翻译的汉文底本，或者是根据编译的相近的本子。因此，虽然在直觉上能够推测这些作品的内容来源于中原汉语文学传统，但是因为缺乏文献依据，所以很难断定其原型，学界一般做出的结论为“这些作品是蒙古人根据中原汉族历史和生活素材自己重新创作的作品”，过于笼统而偏颇。蒙古文小说《娜仁格日勒仙女传》（Narangerel dagini-yin tuguji，也叫做《白渡母传》）就是这样的作品。蒙古国著名学者呈·达木丁苏伦（Ts.Damdinsuren）院士指出过蒙古文《娜仁格日勒仙女传》的内容与某些元代戏曲的内容很相似。[1]德国著名蒙古学家瓦尔特·海西希（Walther Heissig）先生也指出过《娜仁格日勒仙女传》与《琵琶记》的关系。[2]然而，包括四卷本《蒙古族文学史》在内的蒙古文学史论著中对《娜仁格日勒仙女传》等受汉族戏曲影响的蒙古文学作品的考证研究并没有超过呈·达木丁苏伦和海西希先生的水平。如《蒙古族文学史》中讲道：

国内外的研究者——包括我们自己，查阅了从唐代俗讲、变文到宋元明清的话本、拟话本以及印藏的佛教故事，没有发现与《娜仁格日勒仙女传奇》相同相似的人物、故事。这说明《娜仁格日勒仙女传奇》的情节母题虽然来自中原和印藏，但它不属于翻译作品，而是蒙古人采用中原和印藏的某些人物、情节素材重新编创的故事。联系该时期盛行于蒙古地区的大量佛教故事考察，这种利用外来素材重新编创作品的做法，可以说司空见惯，十分普遍。所以《娜仁格日勒仙女传奇》等类似作品的出现，说明明、清之际在本民族民间故事和其他叙事文学的基础上，在印藏和中原佛教故事的影响推动下，人物和情节完全虚构的具有小说基本特征的传奇故事在蒙古地区已经出现。[3]

笔者认为，四卷本《蒙古族文学史》对《娜仁格日勒仙女传》的定位和研究都不够深入，就上面的引文来讲，有如下几个疑点：一、该文学史的编写者查阅了从唐代俗讲、变文到宋元明清的话本、拟话本以及印藏的佛教故事，没有发现与《娜仁格日勒仙女传奇》相同相似的人物、故事。但是他们在考察的对象中遗漏了元代戏曲，尤其是元杂剧和南戏。实际上，呈·达木丁苏伦院士和海西希先生都指出过《娜仁格日勒仙女传》与元代戏曲的关系。而且海西希先生还在他的德文著作两卷本《蒙古文学史》中提到过《娜仁格日勒仙女传》与《琵琶记》的联系。因为呈·达木丁苏伦院士和海西希先生都不能直接阅读《琵琶记》的汉文原本，不能对汉文原本与蒙古文《娜仁格日勒仙女传》之间进行跨语言的比较研究，所以他们只能提出问题，却不能进一步展开具体的研究。但是，《蒙古族文学史》的编写者没有注意到呈·达木丁苏伦院士和海西希先生提供的关键线索和问题意识，没有关注到《琵琶记》对《娜仁格日勒仙女传》的研究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二、该文学史的编写者认为，《娜仁格日勒仙女传》的情节母题虽然来自中原和印藏，但它不属于翻译作品，而是蒙古人采用中原和印藏的某些人物、情节素材重新编创的故事。笔者以为这种定论缺乏依据，过于笼统和偏颇。我们在下文中将通过《琵琶记》和《娜仁格日勒仙女传》的详细比较，论证《娜仁格日勒仙女传》的翻译色彩和其原型问题。三、在《娜仁格日勒仙女传》中，汉语文学的影响并不是中原的佛教故事，而是文学主题本身。呈·达木丁苏伦院士非常正确地指出：宗教教义不是《娜仁格日勒仙女传》的主题。[4]正如呈·达木丁苏伦院士所说的，娜仁格日勒是该作品的核心主人公，作品具有一种明确的女性主义倾向。

有元一代，蒙古族入主中原，从此蒙古文化对元明清戏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方龄贵先生的《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等著作考订了元明清戏曲中的蒙古语，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蒙古民族对元朝以来中国戏曲的影响。[5]扎拉嘎、云峰等蒙古族学者从游牧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切入，探讨了蒙古族文学对元代中国文学的影响。[6]不过，以往的研究多局限于汉文文本中蒙古影响的探讨，而很少有人将蒙古文文学文本和汉文戏曲文本结合起来进行对照研究，特别是蒙古文学中汉族戏曲的影响更是至今没有人系统探讨过。但是，不能说没有学者意识到这一点，只不过是后来的学者们没有充分注意到前辈学者所提出的一些学术预见而已。实际上，呈·达木丁苏伦和海西希等前辈学者们都已经提出了蒙古文学与元明清戏曲比较研究的潜在课题。

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两点值得我们反思：一是，蒙古文学研究者对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戏曲研究得不够，没有把眼光放宽到更广泛的中国文学发展中蒙古文学所做出的贡献。过去，我们更多地注意蒙古文学作品所受到的汉族文学影响的具体因素的考证，而没有透过《娜仁格日勒仙女传》等文学现象，去探讨其背后游牧民族文学传统对整个中国文学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在全球化和文化对话背景下的蒙古文学研究，仅仅局限于蒙古文文献本身已经不能适应学术发展的要求。二是，过去的蒙古文学研究缺乏比较文学的视角和理念，即使有比较研究，也主要探讨蒙古文学所受外来文学的影响，而很少涉及蒙古文学在接受外来文学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特征。

我们从这一思路去考察蒙古文学对他民族文学的接受和改编，就可以发现蒙古文学不是被动地浅薄地接受他民族的文学，而是根据自己的民族审美情趣和文学传统来进行“文化过滤”和“深加工”，同时这个过程无形中又对被接受的民族的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娜仁格日勒仙女传》有其重要的比较文学研究价值和文化对话的意义。《娜仁格日勒仙女传》不仅仅是简单模仿和改编我们将在下面探讨的《琵琶记》等南戏作品及其题材，而是升华了传统的文学主题，可以说这就是蒙古文学对中国文学做出的贡献。通过认真比较和分析《娜仁格日勒仙女传》与《琵琶记》的内容和情节母题，笔者认为寻找《娜仁格日勒仙女传》的惟一汉文原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娜仁格日勒仙女传》的内容和形式讨论蒙汉文学的互动。

二、《娜仁格日勒仙女传》和《琵琶记》的比较研究

我们认为，《娜仁格日勒仙女传》和《琵琶记》的比较研究能够有力地说明两者之间确实存在渊源关系。我们可以从人物、故事情节和叙事结构几个方面进行具体的考证和比较研究。

（一）《娜仁格日勒仙女传》和《琵琶记》的相同人物类型

相同类型人物的比较，可以说明两部作品之间存在着相似或者相同的特征。《娜仁格日勒仙女传》和《琵琶记》中的诸多人物形象就体现出了相同或者相似的特征。

1．娜仁格日勒与赵五娘

《娜仁格日勒仙女传》和《琵琶记》两部作品中塑造的女主人公都是作为古代女性榜样的“有贞有节”的贤惠妻子。在《娜仁格日勒仙女传》中，娜仁格日勒在丈夫赴京城应举后侍奉婆婆，并在饥荒中割下自己身上的（左肩）肉，为婆婆充饥，起初婆婆诬陷并毒打媳妇，后来知道真相后感动和愧疚中弃世而去；在《琵琶记》中，赵五娘在饥荒年岁，典尽衣衫，自食糟糠，独力奉养公婆，后又营葬筑坟，忍受了常人无法承爱的磨难。娜仁格日勒在婆婆死后去京城寻夫；赵五娘也是背着琵琶寻找丈夫。在两部作品中，两个女主人公都是严守妇道贞节的贤惠妻子，而且两个人的命运遭遇和坎坷经历具有诸多相同之处。

2．乌恩·乌古勒格齐和蔡伯喈

在《娜仁格日勒仙女传》中，男主人公乌恩·乌古勒格齐（ünen ögüülegchi）也是通过科举考试得到高官，并听信了把持朝政的刘哥那谚（Liuge noyan）说的“我派人去接来你的老母和妻子，让你们同享荣华富贵”的谎言，与刘哥的女儿成亲的；而在《琵琶记》中，秀才蔡伯喈是被逼与牛丞相的女儿成婚的。两部作品中的男主人公都是无奈中成婚，但是不忘原配妻子。《琵琶记》的前身是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秀才蔡二郎应举，考中了状元，但是他贪恋功名利禄，抛弃双亲和妻子，入赘相府。其妻赵贞女在饥荒之年，独力支撑门户，赡养公婆，竭尽孝道。公婆死后，赵贞女以罗裙包土，修筑坟茔，然后身背琵琶，上京寻夫。可是蔡二郎不仅不肯相认，竟还放马踩踹，致使神天震怒。最后，蔡二郎被暴雷轰死。另一部南戏《张协状元》写书生张协遇盗落难，得到王贫女的帮助，结为夫妻，后来赴京考中状元，忘恩负义，不认贫女，反欲将她杀害。幸而贫女仅伤一臂，又得到宰相王德用的收养，最后同张协重圆。[7]这是一本谴责书生负心婚变的戏文，与《赵贞女》属同一题材。元代高明的《蔡伯喈琵琶记》取材于旧南戏《赵贞女蔡二郎》的故事，把蔡伯喈弃亲背妻改为被迫招亲，不忠不孝改成全忠全孝。秀才蔡伯喈，别了父母和妻子赵五娘，进京赶考，得中状元。牛丞相看中了他，强迫招赘为婿。在《琵琶记》中，既要谴责负心汉，又想保证贫女有个完满结局，只能采取调和的做法。这为元代后期一些作家将早期南戏悲剧作品的结尾改为大团圆开了先例。

《娜仁格日勒仙女传》中的男主人公乌恩·乌古勒格齐不是负心弃妻的书生，而是孝子，因此更接近于高明的《蔡伯喈琵琶记》。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娜仁格日勒仙女传》所接受的南戏影响是已经定型的“全忠全孝”书生形象，而不是早期民间南戏中不忠不孝的负心书生。可能是南戏《赵贞女》经过高明的改编，定型为《琵琶记》后盛行全国，从南方流传到北方以后才影响到了蒙古文学。

3．刘哥那颜和牛丞相

在《娜仁格日勒仙女传》中，刘哥那颜是皇帝身边的最高官，他软硬兼备逼乌恩·乌古勒格齐与自己的女儿成亲，并花言巧语骗乌恩·乌古勒格齐说要把他的双亲和原配妻子接到京城来。后来，刘哥那颜又投毒害死了娜仁格日勒。是典型的阴险毒辣的掌权宦官。《琵琶记》中的牛丞相看中状元蔡伯喈以后也是使用种种手段逼迫他和自己的女儿成亲。手握朝政重权的刘哥那颜和牛丞相是导致乌恩·乌古勒格齐和娜仁格日勒、蔡伯喈和赵五娘别离受难的罪魁祸首。他们二人在两部作品中的角色和行为也是一样的，是同一个类型的人物。

4．图娜勒金·高娃和牛氏

在《娜仁格日勒仙女传》中，刘哥那颜的女儿图娜勒金·高娃（Tunaljin Goo-a）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子，她同情和尊重丈夫的前妻娜仁格日勒仙女，亲切地称呼其为姐姐，并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娜仁格日勒仙女穿上。在《琵琶记》中，牛丞相的女儿牛氏也是称呼赵五娘为姐姐，并让赵五娘穿上自己的衣服。在两部作品中，两个女主人公都是和睦相处。她们都是妇德的典型代表。

5．赵老头和张公

在《娜仁格日勒仙女传》中，邻居赵老头来劝说男主人公赴京城应举，并且后来救济娜仁格日勒和她的婆婆，在她婆婆死后还帮助买棺材下葬。后来男主人公让赵老头的后人做了高官。在《琵琶记》中，张公劝说蔡伯喈去京都考试，并照顾其父母和娘子，后来赵五娘去京都寻夫后还替她守护蔡伯喈父母的坟墓。

6．送信人和侍女

两部作品中除了以上人物以外，还有一些人物也具有对应的特征。在《娜仁格日勒仙女传》中，男主人公派一个仆人给家里送信，不料被刘哥那颜发现后把送信人关进牢里。有的异文中，娜仁格日勒和她的婆婆还收到丈夫从京城捎来的家信。[8]在《琵琶记》中则是信使去蔡伯喈家，未能见到赵五娘，只见到张公。在《娜仁格日勒仙女传》中，五个使女害了娜仁格日勒仙女，最后得到报应。

从上面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娜仁格日勒仙女传》和《琵琶记》中的几组人物在故事中的作用、人物性格和特征方面都能相互对应。这说明，《娜仁格日勒仙女传》的人物原型与《琵琶记》的人物有密切的关系，也说明了两部作品的对应关系。

（二）《娜仁格日勒仙女传》与《琵琶记》的相同故事情节

《娜仁格日勒仙女传》和《琵琶记》两部作品有很多相同的情节母题。

1．劝说应举和权势逼婚

《娜仁格日勒仙女传》的第一章，朝廷发布了招贤纳士的科考告示，乌恩·乌古勒格齐的母亲和妻子劝说其赴京赶考。但是，乌恩·乌古勒格齐担心自己走后无人抚养年老的母亲和妻子，在关键时刻，邻居赵老头热情帮忙，答应乌恩·乌古勒格齐照料其母亲和妻子，解决了其后顾之忧。《琵琶记》“第四出·蔡公逼试”中也是邻居张太公劝说秀才赶考，并替他照料年迈的双亲。《娜仁格日勒仙女传》的第一章，乌恩·乌古勒格齐进京考取了头名状元，皇上封为内阁大学士。把持朝政的刘哥那颜看中乌恩·乌古勒格齐，逼迫着乌恩·乌古勒格齐与其女儿成婚。刘哥那颜先是恐吓和侮辱乌恩·乌古勒格齐，后来骗乌恩·乌古勒格齐，要把她的母亲和妻子接到京城来同享荣华富贵，乌恩·乌古勒格齐这才答应与他的女儿成亲。《琵琶记》“第十三出·激怒当朝”也讲述了牛丞相逼婚的故事：

【前腔换头】恩官且听咨启：蔡状元闻说皱眉。忠和孝，恩和义。念父母八十年余，况已娶了妻室，再婚重娶非礼。待早朝，上表文，要辞官家去，请相公别选一佳婿。

【前腔】〔外〕他元来要奏丹墀，敢和我厮挺相持。（合）读书辈，没道理，不思量违背圣旨。只教他辞官辞婚俱未得。[9]

《娜仁格日勒仙女传》中的逼婚，情节比较简单，基本上是刘哥那颜和乌恩·乌古勒格齐的两次对话，第一次是乌恩·乌古勒格齐以已经有原配妻子不能再娶为由推辞婚姻，激怒了刘哥那颜，刘哥那颜辱骂乌恩·乌古勒格齐；第二次是刘哥诺颜以接来乌恩·乌古勒格齐的老母和原配妻子的假许诺骗取乌恩·乌古勒格齐的信任，乌恩·乌古勒格齐就答应了婚事。而《琵琶记》则用很大的篇幅来讲述逼婚的复杂过程，也增加了官媒等很多登场人物。

2．自食糟糠和割肉喂婆婆

《娜仁格日勒仙女传》的第二章，娜仁格日勒的婆婆思念儿子得了重病，想吃肉，但是娜仁格日勒因为抚养婆婆卖尽了身上的衣物和头饰，已经没有能力再买肉给婆婆吃，所以向观音菩萨祈祷，割下身上的肉煮给婆婆吃。因为好吃，婆婆再要，但是娜仁格日勒无法再满足婆婆的要求，引起婆婆的怀疑，婆婆以为媳妇偷吃了肉，就把媳妇绑起来殴打，邻居赵老头阻止婆婆毒打媳妇，娜仁格日勒才说出真相。婆婆知道真相后感动万分，并当场死去。《琵琶记》中的相应情节是赵五娘吃糠，是该剧中的精彩片段。《琵琶记》“第二十一出”中：

【山坡羊】〔旦上〕乱荒荒不丰稔的年岁，远迢迢不回来的夫婿。急煎煎不耐烦的二亲，软怯怯不济事的孤身己。衣尽典，寸丝不挂体。几番要卖了奴身己，争奈没主公婆教谁看取？（合）思之，虚飘飘命怎期？难捱，实丕丕灾共危。

【前腔】滴溜溜难穷尽的珠泪，乱纷纷难宽解的愁绪。骨崖崖难扶持的病体，战钦钦捱过的时和岁。这糠啊，我待不吃你，教奴怎忍饥？我待吃你，怎吃得！思量起来不如奴先死，图得不知他亲死时。（合前）奴家早上安排些饭与公婆，非不欲买些鲑菜，争奈无钱可买。不想婆婆抵死埋怨，只道奴家背地吃了什么。不知奴家吃的却是细米皮糠，吃时不敢教他知道，只得回避。便埋怨杀了，也不敢分说。苦！真实这糠怎的吃得。（吃介）

【孝顺歌】呕得我肝肠痛，珠泪垂，喉咙尚兀自牢嗄住。糠！遭砻被舂杵，筛你簸扬你，吃尽控持。俏似奴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苦人吃着苦味，两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吃吐介）

【前腔】糠和米，本是两依倚，谁人簸扬你作两处飞？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与夫婿，终无见期。（白）丈夫，你便是米么，（唱）米在他方没寻处。（白）奴便是糠么，（唱）怎的把糠救得人饥馁？好似儿夫出去，怎的教奴，供给得公婆甘旨？（不吃放碗介）

【前腔】思量我生无益，死又值甚的！不如忍饥为怨鬼。公婆老年纪，靠着奴家相依倚，只得苟活片时。片时苟活虽容易，到底日久也难相聚。谩把糠来相比，（白）这糠尚兀自有人吃，（唱）奴家骨头，知他埋在何处？（外、净上探白）媳妇，你在这里说什么？（旦遮糠介）（净搜出打旦介）（白）公公，你看么，真个背后自逼逻东西吃，这贱人好打！（外白）你把他吃了，看是什么物事？（净慌吃介），（吐介）（外白）媳妇，你逼逻的是什么东西？（旦介）（唱）

【前腔】〔旦〕这是谷中膜，米上皮，将来逼逻堪撩饥。（外、净白）这是糠，你却怎得吃得？（旦唱）尝闻古贤书，狗彘食人食。（白）公公，婆婆，（唱）须强如草根树皮。（外、净白）这的不嘎杀了你？（旦唱）啮雪餐毡苏卿犹健，餐松食柏倒做得神仙侣，纵然吃些何虑？（白）公公，婆婆，别人吃不得，奴家须是吃得。（外、净白）胡说！偏你如何吃得？（旦唱）爹妈休疑，奴须是你孩儿的糟糠妻室！（外、净哭介，白）原来错埋冤了人，兀的不痛杀了我！（倒介）[10]

割下自己身上的肉让他人吃的母题在蒙古民间文学中比较普遍，而吃糠在蒙古人来看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母题。《琵琶记》中的饥荒和吃糠的母题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糠和米的比喻也是恰当的。但是，对游牧民族的蒙古人来讲，显然不是十分合适。而年迈多病的婆婆提出吃肉的要求则是合乎情理的。两部作品都用各自文化中的极端事例来表现了媳妇的贤惠和孝顺。

3．两贤相遇

在《娜仁格日勒仙女传》中，娜仁格日勒来到京城，找到刘哥那颜的府第，并见到刘哥那颜后提出自己想做他女儿的使女。刘哥那颜的女儿图娜勒金·高娃见到娜仁格日勒后敬重如亲姐妹，百般善待娜仁格日勒。但是，刘哥那颜怕娜仁格日勒来后其女儿失宠，就用毒酒毒死了娜仁格日勒。图娜勒金·高娃知道后鞭打了毒死娜仁格日勒的五个使女，并脱下自己的衣服给娜仁格日勒穿上。在《琵琶记》中也有丞相女和赵五娘两贤相见、丞相女把自己的衣服送给赵五娘的情节。“第三十四出”：

（旦唱）【啭林莺】荒年万般遭坎坷，丈夫又在京华。糟糠暗吃担饥饿，公婆死卖头发去埋他。把孤坟自造，土泥尽是我罗裙包裹。也非夸，手指伤，血痕尚在衣罗。（贴唱）

【前腔】愁人见说愁转多，使我珠泪如麻。我丈夫亦久别双亲下，他要辞官被我爹蹉跎。（旦介，白）他家有谁？（贴唱）他妻虽有么，怕不似恁看承爹妈。（旦白）如今在哪里，夫人？（贴唱）在天涯，谩取去，知他路上如何？（旦唱）

【啄木鹂】〔旦〕听言语，教我凄怆多，（介）料想他也应非是埋妒。（介）夫人，他那里既有妻房，取将来怕不相和。（贴）但得他似你能掗把，我情愿让他居他下。只愁他，程途上苦辛，教人望巴巴。（旦唱）

【前腔】错中错，讹上讹，只管来鬼门前空占卦。夫人，若要识蔡伯喈的妻房，（贴白）他在那里？（旦唱）奴家便是、无差。（贴介，唱）你果然是他非谎诈，你原来为我吃折挫，你为我受波查。教你怨我，教我怨爹爹。（贴唱）

【金衣公子】〔贴〕一样做浑家，我安然伊受祸，你名为孝妇，我吃旁人骂。公死为我，婆死为我，情愿把你孝衣穿着，把浓妆罢。（合）事多磨，冤家到此，逃不得这波查。（旦唱）

【前腔】他当原也没奈何，被强将来赴选科，辞爹爹不肯听他话。（贴）辞官不可，辞婚不可。（合）三不从做成灾祸天来大。（合前）

（贴白）姐姐，休怪我说，我教你换了衣裳，你这般褴褛，又怕伯喈羞，不肯认你。[11]

4．女主人公遇害和得救

在《娜仁格日勒仙女传》中，狠毒的刘哥那颜怕自己的女儿失宠，就用毒酒毒死了娜仁格日勒，把娜仁格日勒的尸体抛入后花园的枯井。后来，观音菩萨救活了娜仁格日勒，还带着娜仁格日勒游历地狱并见到了死去的婆婆。在高明的《琵琶记》中没有牛丞相害死赵五娘的情节。但是，民间流传的南戏《赵贞女》中，蔡伯喈上京应举，贪恋富贵功名，长期不归，赵五娘独立支持门户，在蔡家父母死后到京师寻访伯喈，伯喈不认，最后以马踩赵五娘，雷轰蔡伯喈结束。此类南戏还有《王魁负桂英》和《张协状元》等，都表现了同一个主题，故事情节属于同一个类型。

5．审 问

娜仁格日勒平定强盗，被皇帝委以重任后审了丈夫和刘哥那颜的案子，是典型的公案题材。

在明代冯梦龙编的《喻世明言》中有一篇《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讲的是被丈夫抛弃的妻子棒打负心丈夫的故事。贫寒的书生莫嵇在妻子的激励和帮助下应举成功，得授无为军司户，在乘船赴任途中，忽生恶念，哄妻子赏月，趁其不意，推入江中。但是，事有凑巧，新上任的淮西转运使许德厚救了莫嵇前妻金玉奴，并认做义女。而许德厚正是莫嵇的上司，为了使莫嵇夫妇和好，许德厚精心安排了一场戏，招莫嵇入婿。等莫嵇进入洞房，金玉奴手下丫鬟等劈头盖脑地棒打了一顿负心害妻的莫嵇，金玉奴才出来唾骂薄情郎，经许德厚劝说，夫妻重新和好，感情比前加倍。[12]这个故事也流传到朝鲜，朝鲜李朝时期的无名氏改写成小说《金玉娘传》。[13]由此可见，被弃的原配妻子审问负心丈夫的母题也和《赵贞女》等南戏有关系，并以小说的形式流传下来。

虽然南戏和后来的小说中也有被害的原配妻子审讯负心丈夫的情节，但往往不是原配妻子自己的主张，而是好心人的有意安排，目的在于教育丈夫回心转意。

在蒙古故事中，娜仁格日勒则是作为权力的拥有者，亲自惩治了害死她的刘哥那颜和五个使女，最后与丈夫、丈夫后妻三人和睦生活。

（三）《娜仁格日勒仙女传》和《琵琶记》叙事结构的相似性

蒙古文《娜仁格日勒仙女传》的叙事结构也有自己的特色，是用对比的双线结构叙述故事的。而这正是南戏和传奇剧本惯用的双线结构叙事特征。《琵琶记》的戏剧冲突也是沿着两条线索发展的。一条写蔡伯喈离家后的件件遭遇；一条写赵五娘在家中的种种苦难。既集中笔力写蔡伯喈在荣华富贵的罗网中辗转无奈，又酣畅地写赵五娘饥寒交迫，陷入绝境，比较广阔地展示出了生活画面。在关目安排上，特别注意让两条线索交叉进行，让不同的生活场景对比衔接。这些巧妙的安排，有助于加强整部戏的悲剧气氛，使人物性格呈现得更加鲜明。

蒙古文《娜仁格日勒仙女传》的故事从娜仁格日勒、乌恩·乌古勒格齐夫妻的婚配结合开始，然后沿着二人离别后各自的命运遭遇展开。当夫妻二人离别之后，故事情节又围绕着乌恩·乌古勒格齐和娜仁格日勒分别伸展出两条分支线索，陆续引出了乌恩·乌古勒格齐和刘哥那颜、娜仁格日勒和贼首唐虎及刘哥那谚等一系列矛盾冲突。[14]

蒙古文《娜仁格日勒仙女传》是以韵文对白和散文叙事相结合的形式写成的，《娜仁格日勒仙女传》的三个异文中诗歌部分的比例比较大。这可能与戏曲的唱词有关系。[15]

《娜仁格日勒仙女传》的第二章的开头部分说“ünen-i 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