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家慧

（北京大学外国院学院日语系）

刘振瀛先生，1915年生于辽宁省沈阳市，少年时期便对文学产生了兴趣，读遍了《三国》、《水浒》、《西游》等明清小说。15岁那年通过《语丝》等杂志接触到五四时期的新文艺，并产生了向往关内、决心到关内求学的念头。同年考入北京汇文中学，开始了“滥读的生活”。1935年，先生赴日留学，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文科二部，通称为“国汉科”。在校期间，先生不大去上课，却“腾出时间用来阅读日本近代文学作品”。[1]1941年毕业回国之后，先是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了四年书，1951年来到北京大学东语系，成为了一名日语教员，并在此后不久开始了有关日本文学的思考和研究。1957年，刘先生在北京大学日语专业开设了日本文学史及其它相关课程。这些课程在文革期间被迫中断了十年，之后又重新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在一定意义上讲，北大的日本文学研究都是在他的指导、直接参与之下展开的。” 由于先生在日本文学上的高深造诣，“文革之前就是我国著名的日本文学研究者，文革之后成为了第一位日本文学方面的博士生导师。”[2]

关于先生在日本文学研究方面的成绩，林林先生早有评价：“刘振瀛先生一身兼三种工作——研究、翻译和教学，都做出卓著的成绩。他首次设课，较早编文学史、文学作品选教材，培养多批的本科生、研究生。他治学严谨，工作勤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认真细致，有自己的见解，在日本文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3]诚然斯言，日本文学的研究、翻译和教学可以说是构成刘振瀛先生学术生涯的三大支柱，同样，这也是我们进入先生的学术世界、领悟先生学术精神的三条必由之路。

一、      研究之路

尽管刘振瀛先生早年留学日本，然而他对日本文学的思考与研究并非受益于“高师”的日本文学课程。正好相反，由于“国汉科”是日本培养中学语文教员的学科，讲授的课程“保守、落后”，先生不愿出席此类课程，反倒乐意自己找书看。先生在自传中如此回忆：

由于它是日本政府所管辖的学校，它所讲授的课程，有关日本文学，只限于古典文学，而且着重于训诂及书志学等方面，不大分析作品的内容，也不讲近代文学。还有一部分课程，是用日本的训读法，去解读我国五经的，如《书经》、《诗经》之类。对于这类课程，我不大出席，腾出时间用来自己阅读日本近代文学作品，后来又把一部分兴趣转到阅读西  方名著的日译上去，也读了一些厨川白村及其他文学评论家的著作。[4]

可见，留日期间的阅读积累并非来自学校的文学课程，而是先生自我选择的结果。这种自我选择的动机也许是对文学发自内心的喜爱，也许是从小养成的阅读习惯，且不论其因究竟为何，如果仅从结果来看，这段时间的阅读经历为先生日后展开日本文学研究工作奠定了极其重要且极其宝贵的基础。

学成归国、执鞭教坛之后，因其教授的多是日本语言方面的课程，较少和日本文学接触，故彼时也未真正着手研究工作。究其原因，盖因先生喜好文学，博览群书，却未接触过经典的文学理论，缺乏唯物主义文学观的指导。他在回顾中学时期的“滥读生活”时便说过：“我这种滥读生活，虽然打开了我的眼界，但由于自己缺乏判断力，又无人指导，所以尽管这进一步培养了我对文学的爱好，但也不可避免地接受了某些作品中的消极影响。”另外，他对自己留学期间的阅读经历也似有遗憾，尤其是对文艺观，他早就意识到自己缺乏一个价值判断的标准。他认为通过他自身阅读所接受的“无非全是一些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对其中哪些具有进步因素或哪些是消极落后的因素，也不甚了然。”[5]而真正促使他开始思索日本文学的契机则是对马列主义文艺观的学习，“通过对毛主席《讲话》的学习，使我感到了一种振聋发聩的巨大冲击力量，以后又陆续读了一些有关革命文艺观、文艺评论的经典著作，使我逐渐懂得了一些道理，以此来看待日本文学，便觉得别有一番景象，所谓顿开茅塞了。”[6]也就是说，自从先生的“滥读生活”遭遇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学观之后，一片全新的日本文学研究的园地便由先生的妙笔开垦拓展出来了。

丰富的阅读经历结合坚实的理论指导，促使思考的萌芽迅速成熟，先生很快便在日语专业内开设了“日本文学史”、“日本文学选读”和“日本文学”等课程，并在教学相长之中，笔耕不辍，不仅翻译介绍了日本文学史上的佳作名篇，还就日本古典文学和近现代文学中的诸多问题发表了近20篇论文。这些论文最初多刊载于各大学术刊物，1991年以合集的形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题为《日本文学论集》。此外，先生编著的《日本文学史话》于199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包括11篇日汉并举，夹叙夹译的文章。而另外一部与卞铁坚、潘金生共同编著的文学选本《日本近现代文学阅读与鉴赏·上下册》则于199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由先生执笔撰写了《日本近现代文学概述》和题解部分。这两部著作和一部编著可以说凝聚了刘振瀛先生毕生的研究心血，是先生关于日本文学的思考结晶，自然也是我们了解先生学术观点、评价先生学术成就的重要参考。但这三部作品因其编纂目的不同，成书原因各异，故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来。

首先，《日本文学论集》以议论评述见长，内容旁征博引，文字敛华就实，毫无玄虚繁冗之弊。这也真实地体现了先生一丝不苟、谨言慎行的治学态度。该书共收录论文18篇，包括4篇作品论、4篇作家论、2篇文化论、8篇序文。其中，有一篇关于国内高度评价夏目漱石的论文用日语写就，发表在日本《无限大》杂志。“该文总结了中国译介、接受夏目漱石的具体情况，对夏目漱石的创作特点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在全面评价夏目漱石，充分了解夏目漱石上，可以说是一篇很有见地的优秀文章。”[7]

不论是作家论，还是作品论；不论是对文学流派思潮的比较研究，还是对古典作品艺术性的深刻剖析，先生始终将研究对象置于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发现隐藏于现象背后的问题的核心。在《〈源氏物语〉中的妇女形象》[8]一文中，还未进入主题，先生就用了很大篇幅详细地介绍了平安时期的时代背景，正如文中所言：“《源氏物语》所塑造的贵族妇女形象，是平安时期藤原氏‘摄关政治’的产物。只有了解了具体的时代背景，才能理解这些贵族妇女们的处境与遭遇之所由来。”[9]同样，在《试评日本中世纪文学的代表作〈平家物语〉》[10]一文中，先生不仅介绍了源平争乱的史实，而且对佛教“净土思想”在当时的流行及其对《平家物语》所产生的影响都作了细致的分析。在此社会背景之下，先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平家物语》虽然表面上是写‘源氏争乱’中平氏一族的兴亡史，但实际反映的却是构成日本社会巨大转折的历史。因此，作品的客观意义，要比作者的主观意图大得多了。”[11]毋庸赘言，作品的客观意义显然是在先生广阔的社会学视野和文学史视野中获得的。这两篇关于日本文学史上鸿篇巨著的论文不仅为后来的同类研究提供了基础知识，同时也为相关研究定下了基调，后学者无不奉之为圭臬。

除了专题论文，先生对日本文学的思考同样也体现在序文之中。众所周知，序跋不仅是替他人做嫁衣，同时也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在大文学家们的序跋文中往往能够窥见其规矩论文中不常见之观点论调。不过，先生的序文却稍有不同。8篇序文多半是为译本而作，自译自序的只有1篇，即《〈哥儿〉译本序》，其他的7篇均是为他人译作而写。有趣的是，先生在序文里只字不提译者的文字功力、对日本文学文化的理解水平等等，通篇只围绕译本本身展开。比如，《〈二叶亭四迷小说集〉译本序》[12]从详尽介绍作家二叶亭四迷的生平与创作经历开始，逐渐进入《浮云》的故事梗概与人物形象的分析，紧接着就将议论的重点集中到了社会背景和人物性格之间的关系上，并在条分缕析之后得出结论：“作者通过内海文三的命运，通过一个对现实持有微弱的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所遭受的迫害，暴露、批判了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缺陷及专制主义政权对人民的压迫，《浮云》这部作品的真实意义就在这里。”[13]显而易见，先生并未将这译本简单地看作是文字与文字的互换，而是同样地将它们置于社会时代背景之显微镜下，当作一个研究对象来仔细琢磨。因此，先生所做的译本序与译者无关，而只与译本相关，同样的，此类译本序完全可以看作是先生的作家论或作品论。

其次，《日本文学史话》以夹叙夹译见长，声情并茂，文采斐然。因为此书编写之目的“就是为通往阅读日本文学史架起一道桥梁。它是有关日本文学感性知识的读物，而不是正式的文学史。它没有任何框框，或就一人一事，或就一首长歌，或就一出戏剧，或就某部作品的一个章节段落，只要是在日本文学中具有一定地位而又能引起读者兴趣的东西，都可纳入这个‘史话’。”[14]所以，与《日本文学论集》相比，《史话》就显得轻巧而倩丽，跃动而性灵。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史话》中介绍社会背景的文字减少，而分析文本片段的文字增多，尤其是对人物心理的剖析和对情节设计的评判充分显示出先生在文本阅读上的功力。此外，“由于本刊的读者大都是日语学习者，因此，这个‘史话’虽以汉文写出，但也间而为读者提示一些原文，或用译文加以对照，或略加注释与解说，目的是使读者多少能从中窥见他的原貌”。[15]于是，在《史话》中既能读到日语原文，又能读到先生的译文和解说。但凡被先生所选中的段落往往是原著中最抒情、最优美、最脍炙人口的片段，而先生的译文以其华美典雅、舒缓宣畅，与原文相映成趣，令人读毕齿颊留香。比如《近松的“殉情剧”〈曾根崎情死〉》一文中有一段主人公殉情之前的“道行段子”是木偶净琉璃中的名段子，经过先生的生花妙笔翻译成中文之后，同样成为了一个名段子。尤其是“人生恋恋难舍，今宵谢世情伤。殉情行，何所以？恰似无常路上霜。这一步一步挨向前呵，霜消了也，命将亡。”这一段，不管是原文还是译文都令读者潸然泪下，因为“他的恻恻凄楚的词章，缠绵回荡的情感，再加上演出时时而曼声浅唱时而激越悲歌的回调，使剧场中的群众得到了心灵的净化”。[16]

此外，《日本近现代文学阅读与鉴赏·上下册》以文本细读见长，其中的选本可谓博采众长，荟萃精华，题解可谓环环相套，丝丝入扣，先生的文本分析功力在此彰显无遗。该书的雏形是1980年先生在大连举办的“暑期日语教师讲习班”时编写的讲义。当时只编选了9篇课文，各课后附有详细题解。之后又经过其他编者的增补，增至最后的23篇。而先生最初所设计的选本的体例，即原著片段+注释+题解得到了其他编者的认可并被保留下来，成为日后编写文学选本的示范。正如先生在《凡例》中说明的那样，“注释的重点放在与深入理解选文有关的时代、历史、习俗等背景材料方面，以期有助于读者从选文的内容及艺术特点上进行深入的理解和鉴赏。”[17]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先生的题解也多着墨于“详细的作者生平、作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所选作品的分析与鉴赏”。[18]

最后，除了结集成书的这两部著作和一部编著之外，先生还有其它一些论文散见于各种综合论文集。比如《东方文化史话》[19]中收入了先生的3篇论文，分别是：《〈源氏物语〉——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古老的戏剧艺术——“能”》、《“和歌”与“俳句”》。

二、翻译之路

如果说先生的治学之文朴实无华，准确明了，那么，先生的翻译之文就可谓是精雕细刻，摇曳多姿了。对于文学翻译者，先生显然要求颇高，“不但要有一般的文化修养，文学素养和驾驭双方语言的能力，而且更需要对原作品、乃至对原作者的整个创作的倾向、特色，下一番研究功夫。换句话说，一个译者，不但要对着手翻译的原作品所涉及到的语言，有精确理解，而且也应当是他所从事翻译的那个作家的研究者，或者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个好的理解者。”[20]如此之高的要求，显然无法达到林纾那种翻译“造币厂”的境界，因为，先生的翻译不求数量，但求质量。

不过，先生对翻译理论的认识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最初他也只是追求表面上的“信”、“达”，认为只要能够避免两种语言移置上的错误，就满足了。但是在实际授课的过程中他却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学生阅读原作，会引起无穷的兴味，而阅读译文，尽管译文并无语义上的错误，但却感受不到原作所具有的美学感染力量。”[21]也就是说，译文没有到达“雅”的境界，难以向读者传达原文的艺术魅力。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矣。于是，先生意识到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在对待文学作品与民族文学传统的问题上的复杂性与艰巨性，这一念头如果不深深刻印在译者的头脑中，理解它，研究它，想方设法地使它能在译文中体现出来，那么他的译文即使再顺通流畅，甚至脱离原著来表现出某种由译者强加上的语言的美，都不能说是真正尽到了文学翻译的责任的”。[22]也就是说，光是日文能力强还不够，光是中文文笔优美也还不够，还需要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背景有一个深入的理解和彻底的消化，才能翻译出负责任的作品来。

然而，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就说过：“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能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也就是说，我们能领会对象的神韵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何况要求我们用准确的语言来表述？我们能做到的也就是“辞达”而已。先生因其对翻译要求过高，故在实际操作中也屡屡碰到硬骨头，在《片断的感想》一文中先生以自己翻译夏目漱石的《我是猫》[23]和《哥儿》[24]的经验为例，说明了追求“信、达、雅”的艰难。《我是猫》是“作者从‘俳文’中充分吸收营养，使‘俳文’原有的谐谑性带上了讽刺精神”，所以，“对于这样一部作品，如果想要真正理解它的语言上的特色，就不能不探索它与‘俳文’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并在‘俳文’的艺术特点上，下一番研究功夫。”而在创作《哥儿》时，“作者是从塑造一个正义观念十分强烈的主人公的需要出发，从‘落语’中找到了可吸取的东西。”所以，这部作品在艺术效果上和“落语”是相一致的。如此一来，译者只有把“俳文”的飘逸、滑稽的文体和“落语”滑稽、诙谐的语言特色用相对应的中文表达出来之后，才算是“真正尽到了文学翻译的责任。”换言之，先要在中文的语言世界里找到和“俳文”、“落语”的风格相同或相近的词汇表达之后，才能开始着手文本的翻译。不仅如此，由于“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作家，他的作品的语言特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就意味着译者必须为每一部文学作品量身定做一套专用的词汇表和语法规范。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文学翻译又何尝不是如此，功夫都是见诸译文外了。

《我是猫》、《哥儿》之外，先生翻译的文学作品还有《水月》、《讨人嫌的年龄》、《熊野》、《〈徒然草〉两篇》等。[25]除了文学作品，先生还翻译几部重要的文学理论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日本近代文学理论的开山之作——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26]，而古典文学理论中比较重要的《每月抄》、《风姿花传》[27]等作品先生早在50年代中期就翻译完成了。另外，先生还翻译了西乡信纲等编著的《日本文学史》[28]的古典部分。如今，这些译作都成为了日本文学专业后学者们的必携之书，初学入门时可作循序渐进之参考，渐趋深入研究时则可对照原文重新发现先生学问之精妙也。

由此可见，先生的翻译与研究是相互扶持，共同进步的，如果没有坚实的文学研究作为基础，文学作品的翻译也只能是沙之城堡，经不住推敲；如果没有翻译文学作品时的字斟句酌，文学研究便成了空中楼阁，无从依托。

三、教学之路

刘振瀛先生的教学生涯可谓是一个“第一”接着另一个“第一”，这是先生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的体现，同时也是先生在国内日本文学研究方面业绩彪炳、被公认为学界之泰山北斗的地位的体现。

首先，先生在北大开设了国内最早的日本文言语法课，后来由潘金生、郭胜华接班，潘金生在文言助动词和古代敬语方面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次，先生和潘金生一起编写了第一本文学方向的教材，即《东方文学》中《日本文学》部分。此外，先生还是国内第一位日语语言文学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个日语评委，并担任日语教学研究会首任会长。先生不论是在日语教学还是在科研领域都可谓是走在了最前端。

然而，在先生光辉夺目的头衔背后，隐藏着的却是一颗“谦和敦厚，对求教者谆谆指教，热情相助”[29]的赤子之心。关于他在教学中的传闻逸事无法一一列举，相信这些都成为永远的丰碑矗立在了学生们的心中。继承他的衣钵、并成长为新一代日本文学研究大家的唐月梅先生在《我与母校北大》一文中，记录了她和先生的交往：

在日本语专业的老师中，刘振瀛先生是我从事日本文学的启蒙老师。他给我们讲授日本文学课，他对夏目漱石的《我是猫》的精辟分析，大大地吸引了我对日本文学的兴趣。他翻译《我是猫》的传神之笔，让我在翻译日本文学中受到很大的启迪。我从事日本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以后，刘振瀛先生仍是我的引路人。当我有难题求教于刘先生时，刘先生耐心地指引。刘先生由于遭人诬陷的打击病倒了。辞世前夕，我们应刘师母之请，询问刘先生手头遗留的工作时，刘先生以微弱的声音回答说：这些都是身外之物。说着，两眼含着泪花。刘先生逝世后，刘师母委托我们整理刘先生的遗稿，我们始知刘先生放下自己手头的研究课题，替一个为了评职称的年轻教师校订译稿以便出书。刘先生真是像蜡烛一样，燃尽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啊！

诚然斯言，作为教师，先生的一生真可谓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啊！他对后学者的殷殷期盼不仅表现在文字中，更多地落实到了行动上。而如今他精心培育的桃李已经芬芳四溢，他的在天之灵也应该感到几分慰藉了吧。

[1] 刘振瀛《刘振瀛自传》，收入《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15页。

[2] 于荣胜《日本文学研究》，收入《思考与借鉴——纪念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1998年，第93页。

[3] 林林《〈日本文学论集〉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页。

[4] 刘振瀛《刘振瀛自传》，第215页。

[5] 刘振瀛《刘振瀛自传》，第215页。

[6] 刘振瀛《刘振瀛自传》，第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