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海军

《我的名字叫红》，像帕慕克其它小说一样，揭示的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如何在冲突之间寻求平衡，如何在对立之间寻求融合？这不仅是土耳其民族所面临的一个艰难的选择，更是帕慕克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它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问题，而就《我的名字叫红》而言，它具体地表现为，当传统的波斯细密绘画受到西方肖像画技法或说透视法的冲击后，伊斯兰画家便不由自主地身处于左右为难的窘境之中。这并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非此及彼的问题，而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心理或心灵问题，或许可以说，小说第54章《我是一个女人》中引用的一首诗较为恰当地表现了这一令人困窘的心灵：

我善变的心啊，当我身处东方时，渴望西方；当我身处西方时，渴望东方。
我的身体啊，当我是男人时，想做女人；当我是女人时，想做男人。
身为人类何其困难，人类的生活更是无比艰辛。
我只希望能够享受前面，也能享受后面；成为西方人，也成为东方人。
   
    显然，这是一种无所适从的精神分裂或说是心理分裂的表现，帕慕克自己也说，当他思考并表现东西方文明冲突与融合的问题，他在精神上也有点分裂。
    这种精神分裂，在小说人物橄榄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从他的两个受害者身上可以得到反证，大致来说，高雅是一个固步自封的传统画家，而姨父大人则是一个力主创新与融合的大师，他们在精神上分别代表着东方和西方，但他们却都毙命于橄榄。橄榄口口声声地说，他之所以杀死他们，是为了让画坊像从前一样待续下去，但他的行为却使画坊更快地消亡了。
    在西方肖像画法的冲击下，波斯细密画好像是命里注定似地必然要消亡了，但橄榄清楚地认识到，即使细密画家坚决而果断地弃绝过去所有的传统，就像现代土耳其国家坚定地走西方化的道路一样，他们终究还是要失败的，因为这是一个大家都心知肚明但谁也不愿承认的事实：法兰克人的娴熟技巧需要经过好几个世纪的磨练，而奥斯曼人一旦放弃了自己身为奥斯曼人的身份，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只会受到以威尼斯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奚落和嘲笑。所以，尽管橄榄在心理上向往西方，但他却走向了东方，当他在伊斯坦布尔没有立足之地时，他并不是逃往西方世界，而是奔向了印度（历史上，波斯细密画传到印度阿克巴王朝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不过，当橄榄满腔热情、迫不及待要奔赴印度时，他像固守传统的高雅先生和力主创新的姨父大人一样，瞬息之间，一命归天了。
    橄榄的经历和现代土耳其民族的命运正好形成悖论，帕慕克通过他的小说，揭示了土耳其历史与现实的悖论性的存在，土耳其民族在奥斯曼帝国之后，坚定地走西方化的道路，但在经历一百多年的西方化之后，土耳其人依旧摆脱不掉奥斯曼帝国式的东方情结。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小说开篇黑回到家乡时的感受中略知一二。黑离开伊斯坦布尔十二年后回来了，他深切地感受到：“泥土的气味混入我的记忆。母亲的坟墓旁，有人打破了一只陶水罐，不知道为什么，望着地上的碎片，我哭了起来。我是为死去的人流泪吗？还是因为十多年之后，我奇怪地发现自己已来到人生旅途的终点？”（第7页）
    黑在此感受到的莫明其妙的哀伤，有点类似于作家帕慕克的心理状态，也可以说它是现代土耳其民族心理状态的真实写照：母亲变成了坟墓，传统变成了碎片。帕慕克说：“对我而言，做一名作家就是承认我们内心深处那些不为人知的创伤，甚至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的秘密创伤，耐心地研究它们，了解它们，阐述它们，去拥有这些痛苦和创伤，使它们成为我们的心灵和作品的一部分。”（帕慕克《父亲的手提箱》，载《世界文学》2007年第二期）
    小说开篇，细密画镀金师高雅死了，他的死，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奥斯曼帝国的衰亡：“我死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骇人听闻的阴谋，它极可能瓦解我们的宗教、传统以及世界观。”无庸置疑，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亡，土耳其的传统、宗教以及世界观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谁是杀害高雅的凶手？死去的高雅愤怒地说：“睁大你们的双眼，探究在你们信仰、生活的伊斯兰世界，存在着什么样的敌人，他们为什么要除掉我，去了解为什么有一天他们也能会同样对你们下毒手。”表面上看，是橄榄杀死了高雅；间接地说，则是威尼斯“透视法”杀死了高雅；说得远一点，是以威尼斯为代表的西方杀死了高雅。高雅先生认为，在细密画中采用透视科学和威尼斯大师的技法，纯粹是撒旦的诱惑，它将真主的目光变成了人们的肉眼，细密画因此会失去它的纯正和崇高。当人们抵挡不住“撒旦”的诱惑时，从象征的意义上说，高雅先生迟早会死亡的。可怜的高雅，一心一意地在维护细密画的纯正，却又在一包金币的诱惑下走向了死亡。
    姨父大人不同于高雅，他死亡的意义也不同于高雅。在姨父大人看来，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纯正的，细密画恰恰是在阿拉伯艺术与蒙古—中国绘画艺术的融合中得以产生并走向辉煌的，因此，面对法兰克绘画透视法对波斯细密画的冲击，他身体力行，主张融合东方和西方，认为“东方和西方都是真主的。”他最终死于橄榄手下，并不是因为魔鬼撒旦在作祟，而是因为东西方文明之间融合的艰难所致。在帕慕克的笔下，姨父大人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波斯细密画真正的精神。
    小说的题目“红”的意义更多地与姨父大人的死联系在一起。一方面，细密画中的红色本身代表了细密画的融合精神，按小说的说法，红颜料产生于中国，中经印度，传入了波斯，从而成就了波斯细密画中最为鲜艳的色彩，而色彩的鲜艳是细密画最为重要的特征。姨父大人对橄榄说：“如果不是蒙古人从中国大师那儿学来了红颜料的秘密并把它引入呼罗珊、布哈拉和赫拉特，我们在伊斯坦布尔就绝对制作不出这种颜料。”（第205页）另一方面，当姨父大人点破橄榄永远也不会因细密画而流芳百世后，橄榄并不明白，姨父大人恰恰是在将细密画真正的融合精神传染给他，相反，绝望的他举起盛着红颜料的水瓶，狠狠地砸向了姨父大人。小说如此描写代表着细密画的红色与姨父大人的鲜血合为一体的景象：“我的思想，我面前的事物，我的记忆，我的眼睛，因为我的害怕而全都融合在一起了。我分辨不出任何一种颜色，接着，我才明白，所有的色彩全都变成了红色。我以为是血，其实是红色的颜料；我以为染在他手上的是红颜料，但那才是我流个不停的鲜血。”在象征着细密画精神的红色与代表着苦难与牺牲的鲜血之中，姨父大人死去了。
    姨父大人的死，既代表着苦难，又代表着细密画的永恒和不朽。在接下来名为“我的名字叫红”的一章中，作家从色彩和颜料的角度专门描述了无所不在的红色，它既是鲜艳的生命之血，又是亮丽的令人欢愉的色彩，它“是眼睛的触摸，是聋子的音乐，是黑暗吐露的的话语。因为千百年来，从各类书籍、家什中，我听到了灵魂的细语，如同风中的窸窣（xi su）呢喃，……一部分的我，严肃的那一半，捉住你们的视线；而欢愉轻松的另一半，则在你们的凝望下飞入天际。”（第226页）
    细密画的要义在于色彩，而色彩的意义，“在于它出现在我们面前，而我们看到了。”（第228页）弥留之际，姨父大人似乎是在细密画中走向了天国：“所有的东西都变得色彩斑斓，一切都淹没在璀璨缤纷之中，好似奢侈地镀上了各种金亮的色料。”（第213页）
帕慕克说：“《我的名字叫红》里给我灵感最多的是伊斯兰细密画。从我看过的无数张细密画里得来的数千个小细节，都在这部小说里找到位置。这些爱情和战争场面的背后，是伊斯兰的经典文献，因为画这些细密画总是要表现故事的最好的场景，很久很久以前，这些故事最好的场面每个人都烂熟于心，而今，由于西化，很少有人记得了。《我的名字叫红》就是对这些已被遗忘的故事以及为那个时代的爱书人所画的美妙的画面的敬意。”这是一部为了忘却的记忆而写下的小说，在帕慕克看来，尘封的历史和忘却的记忆常常是构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东西，他通过《我的名字叫红》这部小说，“讨论了土耳其人都知道但并不真正知道的事情”（帕慕克《父亲的手提箱》，载《世界文学》2007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