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邦维（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先生离开了我们。季先生是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学科的开创者，也是中国东方文学、东方学研究的奠基人和开创者之一。季先生的离去，让我们无限悲伤。

1946年秋，北京大学建立东方语文学系，季羡林先生担任首任系主任。其后六十多年间，东方语文学系先改名为东方语言系，再改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最后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改名为东方学系。1999年，北京大学成立外国语学院，东方学系并入外国语学院，并陆续分解，最后形成现在外国语学院下属的南亚、东南亚、西亚、日本、朝韩、阿拉伯、亚非七个系。如此的变化，不得不让人相信季先生不止一次说过的中国的一句老话，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学科的分分合合，系名的数次变化，映射出的其实是大半个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和学科建设的曲折过程。几十年间，这一切，发生在北京大学，实在具有更多典型的意义。

季先生系主任的任职，除了上个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间中断过十年以外，一直到八十年代的前期。但即使不做系主任，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仍然担任了众多的行政和学术职务，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季先生高寿，享年98岁，一生著述丰赡，学术经历极其丰富。大半个世纪以来，他身体力行，做出楷模，被公认为中国的东方学、东方文学以及相关的其他一些研究领域中成就最大、资历最高、影响最广、最具有世界性眼光的学术带头人。

季先生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北京大学的外国语言文学，尤其是其中的东方语言文学学科的建设，六十多年来与他密切相关。而且，季先生关心的，也不仅仅是东方，很多时候也包括外语的其他学科，八十年代，在经过文革的动乱以后，学术研究重新开始恢复之际，北京大学创办的《国外文学》，就与季先生有直接的关系。季先生担任过《国外文学》的第一任主编。他对推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长期以来不遗余力。今天的中国，外国文学的研究即使不说是蔚为大观，但至少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局面。《国外文学》创办至今，也已经成为国内外国文学研究方面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之一，这中间有季先生很大的贡献。《国外文学》能有今天这样的局面，离不开季先生。

我们缅怀季先生，忘不了季先生一生对学科建设的贡献，更忘不了他在学术研究上为我们指示的路径和做出的模范。“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东方语言和文学的研究，是季先生一生成就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季先生在这方面的意见，此时值得我们重新认真地做一番梳理和思考。但即使这样，我有一种感觉，季先生的一些想法，要得到人们真正的理解，也许还要等一段时间。《国外文学》的刘锋老师，希望我就此写一篇文章，纪念季先生。以下我就根据自己对季先生的了解，谈一下自己的感想。个人的感想，不敢说都对，不过是想以学术方面的一些思考来表达对季先生的深切怀念而已。

我的第一点感想：季先生的学术生涯不完全是从研究东方文学开始，但一生却在东方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这个问题，从我三十年前开始跟季先生念研究生，对季先生有了较多的了解之后，就在思考。季先生年轻时爱好写作，还在清华大学念书的时代，他就开始写作散文。对文学曾经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但他到德国留学，作为研究生，研究的却不完全是文学的题目。留学德国，是季先生一生学术生涯的真正起点，这是季先生自己说的话。季先生在德国，主要的精力，是在学习印度古代的语言，也还有中亚的古代语言，其次也学习过欧洲的一些现代语言。他完成的博士论文，题目是Die Konjukation des finiten Verbums in den Gathas des Mahavastu（《〈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位》）。《大事》是印度佛教说出世部的一部重要经典，用一种被称作佛教混合梵语的语言写成。季先生的研究，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这部经典中的部分动词的各种变化形态。这是季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奠定他在国际印度学界地位和影响最主要的著作之一。但是，作为佛经，《大事》的内容实际上是讲释迦牟尼前半生的事迹，我们完全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部传记性的文学作品。季先生的研究，从语言出发，很容易也就可以进入到所谓的文学研究的范围。季先生后来确实也是这样做的。

同样的还有季先生1943年在德国发表的另一篇论文Parallelversionen zur tocharischen Rezension des Punyavanta-Jataka（《〈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论文研究的对象，是吐火罗语文献。所谓的吐火罗语，是本世纪初在中国新疆境内通过考古而发现的属于印欧语系的一种古语言。对这一语言及其文献的研究，对了解古代民族的迁徙和融合，中西文化的交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季先生利用不同语言，包括汉文中同一本生故事的各种文本，对吐火罗语的语词、语意、故事传译中的变化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这样的研究，从语言上讲，涉及面很广，牵连到对整个古代印欧语系各个语言的系属分类，与印度有关，有些问题又与中国有关。这个题目，很难说究竟属于语言的研究，还是属于文学的研究，或者用时下人们更喜欢的学科名，还是属于比较文学的研究。好像都是，又好像不完全是。

我以为，季先生的成功，如果说有什么奥秘，这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季先生在看似不同但又有所联系的学科和研究领域之间，游刃有余，首先在于他掌握了一件利器，即语言，然后又能根据需要，随时从一个领域里的问题转移到另一个领域的问题。他能使用各种“武器”，十八般武艺俱全，自然就能开创出种种新的局面。季先生的成功，其实不仅仅在于文学研究。我们看季先生所有的著作，不得不赞赏涉及范围的广大，赞赏他知识的广博，不仅广博，同时还专精。这很了不起。实在地说，我们今天少有人比得上。季先生这样的经历，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由此我还想到另一个问题：从季先生的学术经历来思考，我们应该怎么培养学生？

按照时下的学科分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属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外国语言文学是一级学科，东方语言可以说是其下的二级学科，东方文学则是东方语言学科的一部分。虽然东方语文学系的建立当时不仅仅是为了发展中国的东方文学研究，但实际的情况是，在过去的六十多年里，在东语系的范围内，虽然实践语的教学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坦白地说，研究方面则有待提高。这些年，不时有人讲，我们应该怎样培养大师。又有人问，几十年来，我们是不是已经培养出了大师？答案在哪里？在季先生的身上，也包括从上一个世纪以来在学术史最有成就的一些中国学者的身上，其实就能找到一些。我们今天的情况当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过去的经验一定程度上是不是还可以参考呢？语言是根本，文学是方向之一，但眼界却不能局限于此。学生们在我们这里最后学到的“武艺”，是不是应该争取多一些？

我的第二点感想：如果要研究东方包括东方文学，我们应该怎么做？

回答这个问题，本来不需要我再在这里多讲什么。要了解季先生的意见，最简单的办法，是读季先生的文章。季先生的意见，在他发表的很多文章里已经讲得十分清楚。更重要的还有他的研究著作，是最好的实例和榜样。只是话说到这里，使我想起季先生十六年前的一次讲话。

1993年，当时的东语系刚改名为东方学系，在一次全系教员的大会上，系主任陈嘉厚老师专门请季老做一次讲话，讲应该怎么研究东方，包括研究东方学和东方文学。那天季先生讲的话，总结起来，主要有三点，要研究外国，尤其是东方，对我们大学的教员来说，应该注意三点：第一要学好对象国的语言；第二要学好中文；第三要注意国内外，尤其是国外研究的动向，为了这一个目的，还要学好、用好英语，因为英语已经成为国际上最通行的语言，要了解世界和跟国外交流，很多时候，最方便的是使用英语。

季先生的讲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但我不知道，季先生讲的三点，当时得到了多大的回应。我只知道，对我们来说，研究外国包括东方，研究外国文学包括东方文学，首先要学好相应国家的语言，这一点不言而喻。但问题是，什么叫“学习好”呢？“学习好”三个字，好到什么程度，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我以为，季先生虽然是从正面在鼓励我们，但这正说明我们的水平是不够的。实际的情况确实如此，我们的专业外语水平，在国内也许还算可以，但与季先生他们那一辈老的学者比较，我们的水平怎样呢？我们这批人，因为历史的原因，受到的训练不完整，不专精，即使与五十年代较早毕业的一些年长的同事们相比，我们恐怕都要差一些，遑论其他。学习语言，没有止境。我们需要努力，永远都需要努力。

其次是第二点，季先生特别提到要学习好中文，外语系的人需要学习中文吗？虽然这在我看来也是不言而喻的事。但实际情况却并不都是如此。记得当时一位年纪跟我差不多的教员，下来跟我讲：“季先生讲，我们要学习好外语，我赞成。但要说学习中文，中文我们不是生来就会吗？”我听到此话，一时真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感觉。他大概确实就是这样想。这样想的同事，也许还不止一位两位。对这样的想法，能说什么呢？我只能笑笑而已。可是我们看看那些曾经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而且就是北京大学历史上在外国文学研究上最有成就的前辈们，哪一位不是在外文与中文两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哪一位不是因为这样而有所成就？不仅东语，其他的英语、俄语、西语，无一例外。我们东语的季羡林先生、金克木先生，曾经担任过英语系系主任的胡适先生，梁实秋先生、林语堂先生，担任过西语系系主任的冯至先生，所有这些前辈，我们与他们相比，如果讲中文水平，至少在我自己看来，只能说感到惭愧。

再有第三点，季先生讲，我们研究一个题目，应该对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状况有所了解，了解越多越好，同时我们还应该学好英语，这才利于交流。我们这些人，做的题目，基本上都与外国有关，然而这一点我们做到了吗？对国内的研究状况，也许基本还能知道，国外的呢？对象国的呢？还有其他国家的呢？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过去是有问题的，十几年过去了，情况虽然好了一点，但仍然很不够。还有，我们以东方国家的文学或者东方国家的历史文化作为研究对象，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发表的论文，是不是也应该让对象国的学者知道，或者被他们在研究中引用呢？今天的世界，已经连成了一个整体，我们在国际上自己专业的学术圈子——所谓世界学术之林——内，是不是也应该有所表现呢？是不是也能够像2008年奥运会上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全世界的面前，多少显示一下我们的实力呢？如果我们有的话。

其实，岂止是英语，如果必要，或者有能力，我们研究东方语言文学或者东方文化历史的人，再多掌握一两门，甚至更多一点的语言，即使程度上可能有一定的限制，也是极有用的。季先生通解多种语言，所以在研究中能够左右逢源，就是我们的榜样。

季先生那天讲的那些话，季先生自己说，是老生常谈，是卑之无甚高论。季先生说话，总是谦虚而低调，但在我看来，他的话却实在很重要。到今天为止，季先生讲的这三点，是不是应该成为我们做研究最基本的要求和目标呢？

我的第三点感想，是文学研究与文化乃至历史等问题研究的关系。

这点感想，是从读季先生的学术著作和论文而生发出来的。我们看季先生的著作，其中有我们现在可以明确划入东方文学方面的，也有很多很难说属于哪一类的研究。上面举了季先生在他学术研究的早期，在德国发表的两篇文章作为例子。下面再以季先生在东方文学——更具体讲是印度文学——方面的工作来说明我的感想。

众所周知，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开始，季先生就开始翻译印度的古典文学作品，而且成绩斐然。但这方面季先生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在文革期间，悄悄地把将近两万颂（首）诗的印度古典长诗《罗摩衍那》完整地翻译成了中文。文革以后出版，宏篇巨制，共七篇八册。作为史诗文学的代表之一，《罗摩衍那》虽然在世界文学史上非常著名，可是，印度语言以外真正的全译本，只有英文和中文两种。而且季先生的翻译，用的也是诗体。“十车翻蚁垤，百国追彦琮”（香港饶宗颐先生贺季先生八十寿辰联语），这在中国已有两千年传统的梵学史上，增添了一段佳话，实在是一件值得大大标举的丰功伟绩。

但季先生所做的，并不仅仅是一般的翻译。为了解释《罗摩衍那》书中一些一般人不了解，不熟悉的词语，他加了许多的注，内容涉及到印度文化的很多方面。[1] 在翻译工作结束的前后，季先生还出版了一部篇幅不大的书《罗摩衍那初探》。我们看书中章节目录，就可以了解季先生在翻译时的关注点，不只是我们一般所讲的文学。这些章节的题目包括：“性质与特点”、“作者”、“内容”、“所谓原始的《罗摩衍那》”、“与《摩诃婆罗多》的关系”、“与佛教的关系”、“成书的年代”、“语言”、“诗律”、“传本”、“与中国的关系”，这些题目，与《罗摩衍那》有关，与文学有关，但同时也涉及到其他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例如书中最长的“成书的年代”一章，讨论的其实是古代印度社会的性质和历史分期问题。

再一个可以举出的例子是季先生在1998年在德国出版的Fragments of the Tocharian A Maitreyasamiti-Nataka of the Xingjiang Museum, China（《中国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残本》）。这是一部研究古语言文献的著作，但只要读过这部书，就会知道，语言的释读和文献的整理固然是季先生最基本、最重要的贡献，但书中讨论到的问题却远远超出语言和文献本身，而涉及到民族文化交流，宗教信仰以及地区历史等非常广泛的一些内容。例如季先生在这里提出，应该来考虑古代印度及西域戏剧与中国古代戏剧起源的关系，这样问题，用研究上的一句称赞的话讲，可以说是“孤明先发”。

我的第四点感想，是怎样对待研究的理论问题。

季先生对许多问题都做过研究，但却很少直接讨论理论。是不是季先生不关心理论呢？好像也不是。我听季先生说过，他五十年代十分信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在那个时代不奇怪。但后来，尤其是经过文革，他发现，不同的人，对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解释。有教条主义的解释，而且有的走得很远，说得也很奇怪。也有实事求是的解释。他说他只相信“实事求是”。他不是不认可理论的价值，但只认可经过证实能说服人，有学术效力，同时还有较长生命力的理论。例如王国维的一些说法，季先生一直就很欣赏，不时提到。但对这些年来如走马灯似转换不停的各种时髦的理论，他却好像是敬而远之。季先生自己讲，他最喜欢的是实证性的研究，最服膺的是胡适讲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学生们在他的指导下完成学位论文，至少最基本的部分，他要求的，也是要有实证性。

实证，实事求是，不说空话，是季先生做研究的特点。理论，要经过验证，然后考虑接受。对新理论，季先生很谨慎小心。

我的第五点感想，与比较文学有关。

季先生是改革开放以后的老一辈学者中最早提倡比较文学研究的人之一。他推动比较文学的研究不遗余力。季先生自己，研究的既是印度文学，也往往可以称作是比较文学。总结季先生研究的特点，与上面讲到的理论问题一样，最明显的特点，也是实证化。古代的印度文学，通过佛教，对中国曾经产生过很明显的影响。近代印度的泰戈尔，跟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也有关系。因此，季先生研究印度文学，就不只是就印度文学论印度文学，而常常是将印度文学与中国文学，包括中国文学中的民间文学作纵和横的对比。

比较文学现在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学科，研究的范围很广。我的印象，做比较文学研究的人，往往喜欢应用新的理论和方法。这当然不能说就不好。但对季先生而言，他仍然讲求的是实证。对于作品和作家研究中X与Y的比较模式，季先生不以为然。一些人写文章，文章之中，古今中外，无人不可以比较，无事不可以比较。于是季先生就问：“试问中国的屈原、杜甫、李白等同欧洲的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有什么共同的基础呢？有的有的：他们同样是人，同样有人的思想感情。但是，根据这样的基础能比出什么东西来呢？勉强去比，只能是海阔天空，不着边际。”[2] 这样的文章至今还经常见到。季先生将近二十年前的意见，难道不值得我们再考虑一下吗？

[1] 我统计了一下，季先生的汉译本《罗摩衍那》一共有注2512条。虽然注有长有短，有的很简单，但译者这样认真的态度在国内出版的翻译作品中恐怕很少见。

[2] 季羡林《对于X与Y这种比较文学模式的几点意见》，《季羡林文集》，第八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