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锡南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
为迎接印度伟大作家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诞辰150周年，印度、美国、中国和新加坡等四国学者共同策划组织系列的泰戈尔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在上述四国陆续举行。哈佛大学于2009年11月6-7日召开了第一次泰戈尔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是“泰戈尔时代的亚洲观”。2010年5月11-13日，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组织召开了第二次泰戈尔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8月下旬将在北京大学举办第三次研讨会，明年5月即泰戈尔诞生一百五十周年之际在印度举行第四次泰戈尔国际学术研讨会。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王邦维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刘建研究员和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尹锡南副研究员等三位中国学者应邀参加了新加坡泰戈尔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还有来自印度、美国、英国、泰国、新加坡、越南、缅甸、韩国等国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的学者参加。会议主题是“变动时代泰戈尔的亚洲之行”[1]。
开幕式上，印裔美国学者、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那烂陀—室利佛逝（Nalanda Srivijaya）研究中心主任沈丹森（Tansen Sen）对与会各国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哈佛大学历史系印度籍学者苏哥多·博斯（Sugata Bose）教授进行主题发言，对泰戈尔的亚洲之行及其历史启示进行高屋建瓴的阐述。然后，围绕1916到1932年间泰戈尔对东亚、东南亚和西亚等地的访问及其历史影响，研讨会分三个议题进行学术探讨：
一、泰戈尔亚洲之行的理论探讨
关于泰戈尔的亚洲之行，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南亚语言文化系安娜·杰妮卡（Ana Jelnikar）博士作了题为《趋向不完美的象征：泰戈尔世界视野中的旅行地》[2]的发言。她主要探讨泰戈尔的世界旅行、特别是亚洲之旅对其世界主义意识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她认为，泰戈尔是一位有抱负的旅行家，他的世界旅行不断地解构关于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对立观，他创办的国际大学（Visva Bhariti University）象征了他的人类精神联合思想。香港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历史系马克·弗罗斯特（Mark Frost）博士在题为《超越民族与地理界限：泰戈尔与世界主义要人》[3]的发言中，对泰戈尔与中国、斯里兰卡和印度等国具有世界主义意识的思想家之间的精神互动作了探索。印度西孟加拉邦苏普里雅·罗易（Supriya Roy）女士作了题为《国际大学理念和泰戈尔的亚洲之旅》[4]的发言，对泰戈尔亚洲旅行与国际大学的教育宗旨之间的联系进行探讨。
二、泰戈尔与东南亚的文化联系
缅甸仰光国家博物馆的陀光（Thaw Kaung）博士发言题目为《泰戈尔在缅甸：旅行、翻译与影响》[5]。他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对泰戈尔的三次缅甸之行（1916年、1924年、1927年）进行历史追踪，并对泰戈尔作品在缅甸的翻译研究和泰戈尔对缅甸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作了阐释。印度加尔各答大学南亚与东南亚研究系的斯瓦普拉·巴塔查利雅（Swapna Bhattachrya）教授近期出版了著作《印度与缅甸关系：1886—1948》[6]。她依据前期研究成果，对泰戈尔的缅甸之行进行历史考证，并分析了泰戈尔对缅甸人、缅甸历史文化的认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艺术考古系高级讲师伊丽莎白·穆尔（Elizabeth Moore）博士从宗教绘画、社会政治活动等角度对泰戈尔缅甸之行的历史影响进行阐述，并介绍了缅甸的圣地尼克坦图书馆（Shantiniketan Library）和泰戈尔协会（Tagore Association）。这是泰戈尔与缅甸文化互动的精神产物。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那烂陀—室利佛逝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安吉娜·昂(Angela Oon)在题为《尊敬、蔑视与争议：泰戈尔1927年访问新马》[7]的发言中，从中文、英文和马来语文献入手，探讨了1927年泰戈尔访问新加坡和马来亚联邦时引发的一场政治争议。当时，据传泰戈尔在英国政府派遣印度士兵到中国保护在华英国人一事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引起了报界和公众的争论，泰戈尔及时机智地妥善处理了这一事端。当时，由于南昌起义爆发，东南亚华人关注点转移，对此事并没有过多反应。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那烂陀—室利佛逝研究中心学者贾亚迪·巴塔查利雅(Jayati Bhattacharya)的发言题目是《爱国主义和热情：泰戈尔和鲍斯在东南亚的反响》[8]。该学者对泰戈尔与印度著名激进派领袖S.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在东南亚乃至东亚的历史影响进行比较研究。泰戈尔获得了东南亚地区各个民族的普遍赞赏，而鲍斯在海外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只是在印度人群体中产生了极大影响。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历史系沙维德丽·查龙朋(Sawitree Charoenpong)博士探讨了泰戈尔的泰国之行。她认为，泰戈尔1927年的曼谷之行对泰国的文化与政治发展都产生了积极影响。越南社会科学院越南文学研究所的潘凤姬(Phaw Phuong Chi)博士在题为《泰戈尔研究在越南》[9]的发言中认为，1945年前，越南学者主要研究泰戈尔的神秘哲学思想，1945到1975年间，研究者主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研究泰戈尔作品中的阶级意识和民族主义思想等。近年来，越南学者采纳现代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原理研究泰戈尔作品，更有部分学者采用印度梵语诗学味论(rasa)和韵论(dhvani)来研究泰戈尔。他们深信，只有用印度传统文学理论才能正确而客观地阐释深受印度传统文化影响的泰戈尔作品。由于越南学者对梵语诗学译介不够，采纳这一研究模式的学者尚属少数。
三、泰戈尔与远东（中日韩）的文化互动
中国学者王邦维教授主持了“泰戈尔在远东”的学术讨论。关于泰戈尔与中国的文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刘建研究员宣读了论文《中印文化桥梁：关于泰戈尔访华的再思考》[10]。他认为，泰戈尔1924年访华是中印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他受到了中国知识界的热情欢迎，但也有部分知识分子对其在华演讲的内容表示质疑和反对。这种对泰戈尔的质疑和反对主要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当时中国文学界的论战、一些左派知识分子对泰戈尔与梁启超等人交往密切的误解、当时中国对泰戈尔作品译介的不理想、人们对身为文学家的泰戈尔期望过高等等。刘建研究员还依据最新发掘资料，对鲁迅与泰戈尔的思想隔膜进行了深入阐释。他的发言引起了与会学者的高度重视。尹锡南宣读了论文《泰戈尔1924年访华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响》[11]。他把对泰戈尔访华及其演讲作出回应的中国知识分子分为三派，并对每一派的反响进行了分析。他的结论是，在众多反对泰戈尔演讲的原因中，彼此缺乏深入了解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正是这种彼此缺乏了解，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印友好关系的健康发展。因此，泰戈尔访华的最大文化遗产是，中印之间必须加强文化互动，促进相互了解。韩国学者李俄颂(Lee Ocksoon)对泰戈尔作品和思想在韩国的历史影响和不同时期的反响进行了分析。印度加尔各答贾达瓦普大学苏坎多·桥杜里(Sukanta Chaudhuri)在发言中认为，泰戈尔赞赏日本的文化理念和艺术美学，但由于文化差异，他并不能完全吸纳日本这个“他者”的文化精神。印度国际大学的尼兰迦·班纳吉(Nilanjan Banerjee)博士在发言中，重点探讨了日本和西亚（波斯）艺术观对泰戈尔美学观的影响，他特别提到了日本近代画家、思想家冈仓天心（Okakura Kakuzo）与泰戈尔的精神联系。
此次学术研讨会期间，会议主办方还组织与会学者观看了泰戈尔在1924年访问中国的纪录片，并欣赏印度加尔各答艺术家表演的孟加拉风情舞蹈和演唱的泰戈尔歌曲以及用孟加拉语朗诵的泰戈尔诗歌。
[1] An Age in Motion: The Asian Voyages of Rabindranath Tagore.
[2] Towards the Symbol of a Missing Fullness: the Place of Travel in Tagore’s World Vision.
[3] Contextualizing Tagore’s Asian Voyages: The Making of an Indian Ocean Public Sphere.
[4] The Idea of Visva-Bharati and the Asian Voyages of Rabind Ranath Tagore.
[5] Tagore in Burma: Travels, Translations and Impact.
[6] India-Myanmar Relations: 1886-1948.
[7] Respect, Disdain and Controversy: Tagore’s Visit to Singapore and Malaya in 1927.
[8] Patriotism and Passion: Resonances of Tagore and Bose in Southeast Asia.
[9] Rabindranath Tagore Studies in Vietnam.
[10] A Cultural Bridge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Tagore's Visit to China Reconsidered.
[11] Heavenly Gurudev and Chinese Bosom Frie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