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立基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
季羡林教授是我国东方学的泰斗，是北京大学东语系的创办人，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季先生在东语系执教半个多世纪以来，培养了一大批东方语言、文学、文化的教学研究人才，我自己就是在他直接言传身教下走上东方文学和文化研究道路的一个。
1954年我在东语系毕业后留校，先后担任印度尼西亚语教研室秘书和主任，后来还担任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化研究所所长直至退休，算来也有半个多世纪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东语系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培养急需的东语翻译人才，着重于语言翻译教学，与文学文化不大沾边。所以东语系全名叫东方语言系，西语系全名是西方语言文学系，而西方文学还是他们的强项。我作为东语系的一位年轻教员，理所当然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放在专业语言的教学和翻译工作上，无暇顾及文学文化和其他，对搞科研甚至还存有神秘感。56年周总理号召向科学进军，为扩大专业研究范围提供了机会，东语系的年轻教师纷纷响应。但如何进行科研，大家心中无数，不知从何做起。当时作为系主任，季先生根据自己多年搞科研的心得体会，有针对性地为我系青年教师几次作有关如何搞科研的专题报告。季先生首先强调，搞科研要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一方面要把自己的基础拓宽，扩大自己的理论和文化知识面；一方面要确定自己科研的主攻方向和切入点，“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他还具体阐明如何掌握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如何搜集文献资料和写出专题研究论文等等。季先生的报告使我茅塞顿开，我决定以印尼文学为主攻方向，开始学习文艺理论，扩大文学文化知识面，大量阅读印尼的文学论著和有关的文学作品，一步一步地打好基础和积累知识，朝既定目标迈进。
作为东语系的教师，我有幸得到季先生的直接教导和指点，使我从单纯的印尼－马来语言教学逐步走上印尼-马来文学和文化研究的道路，后又逐步扩大到东南亚文学和整个东方文学的研究领域。从1956年响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起，每年校庆东语系都要举办“五四科学讨论会”，以推动我系科研的发展，而每次我都要拿出一篇有关印尼文学的论文参加讨论会。这对我的学术成长有很大的好处，使我一步一步地从无到有而最后能开设系统的印尼文学史课和东方文学史课。
季先生作为系主任不但重视和鼓励各专业开展专业文学的研究和开设专业文学课，同时也注意引导大家扩大研究范围，与整个东方文学联系起来，从而为开设东方文学课创造条件。有了各专业文学的研究作为基础，六十年代前后东语系便得以在我国首先正式开设东方文学课。尽管最初的东方文学课还算不上是一门系统的课程，但那是我国东方文学研究园地里的第一枝幼苗，只要给以时日和阳光雨露就会逐渐茁壮成长起来的。可惜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把一切都冲毁了，我系的东方文学研究也停顿了十多年之久。
文革后，季先生重新带领我们向东方文学研究进军。1978年国务院决定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季先生负责东方文学的总编辑工作。东语系搞文学的教师大多参加并成了东方文学各分编委的主力和骨干，我自己也当了东南亚文学编写组的主编。这是我国东方文学研究的新起点，在两年多《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的编写过程中，季先生经常召开编委会，直接带领编委们共同讨论有关东方文学条目的各种问题，使我对东方文学的认识和兴趣不断提高，并决心要把自己的专业文学研究与东方文学研究直接结合起来。
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里，一直存在重西方轻东方和“欧洲中心论”的偏向。这并不足为怪，因为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后，首先冲破封建主义的藩篱，进入更高阶段的资本主义全面发展时期。从此，世界近现代文学的发展无不受到西方文学的直接影响。而这个时期的东方国家，除日本外，大多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因此，东方国家想要摆脱封建主义的长期束缚，赶上时代潮流前进的步伐，就必须向先进的西方文化文学学习。所以，东方国家对西方文化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乃是历史的需要和必然。故而，在外国文学研究中，西方（欧美）文学成为重点也就理所当然的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对西方（欧美）文学的介绍和研究可以说非常全面和深入，专家辈出，著述众多，西方主要作家的全集和代表作品大都被逐一译介过来了，这给西方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充分的资料。而对东方文学，除了几个突出的文豪，则很少有人进行整体和系统的介绍和研究。因此，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里，直到文革以后，东方文学一直得不到重视，“欧洲中心论”的影响经久不衰。
1979年大学恢复正常之后，许多学校重新开设外国文学课，为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积极筹备出版《外国文学简编》作为高校外国文学的通用教材。然而最初的所谓外国文学，实际上只是欧美文学，并不包括东方（亚非）文学。这样的外国文学课当然有失偏颇，不能给学生以完整的和正确的外国文学知识。因此，搞东方文学的老前辈们纷纷提出意见，既然叫“外国文学”就应该包含两个部分的内容：欧美部分和亚非部分。但当时搞东方文学的人较少，且很分散，互无联系，谁能承担亚非部分的编写任务呢？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我国搞东方文学的人大致可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北大东语系出身的，他们的优势在点的深度上，因掌握东方国家的专业语言而能直接阅读有关的外文原著，从而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所以国别专业文学的研究成了他们的强项；另一部分是中文系外国文学专业出身的，他们的优势在面的广度上，文学知识面宽，文艺理论修养高，综合能力强。如能把这两部分人结合起来，就能形成一支点面结合的、较全面的东方文学研究队伍。而这时《外国文学简编》计划出亚非部分，正好为这两部分队伍的结合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在协商之后，当时便决定由朱维之、雷石榆老前辈和我担任主编，把全国十五个高等院校从事东方文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第一次集结在一起，共同编写我国第一部东方文学教程。
《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的出版为东方文学在我国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领域里争得了一席地位。对此季先生予以高度的评价，他在第二版修订本所写的序言中说：“1983年，在朱维之、雷石榆、梁立基三位教授主持下，一些研究东方（亚非）文学的学者，编写了一本供高等学校使用的教材《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出版以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到目前为止，已经加印到120多万册。目前中国仍有少数研究西方文学的学者，脑海里仍然残存西方文学至上主义思想，在这种情况下，能达到这样高的印数，实属难能可贵，十分令人欣慰。时移势迁，在14年之后，世界形势和国内形势，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旧版已经不能满足目前读者的需要，特别是，再过三年，一个新的世纪，甚至一个新的千纪，就要降临人间。到了那时，东方文化，其中当然包括东方文学，其意义将会更大白于天下。一本新的《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一定会是广大读者所企盼出版的。”[1]
为了促进东方文学研究的发展，季先生不但热情支持《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的出版，还亲自组织东语系搞文学的教师，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及其他单位志同道合的学者一起编写我国最完整的大型《东方文学史》，并亲自担任主编，我也成为副主编之一。与此同时，季先生还亲自主编《东方文学作品选》作为配套，为东方文学的研究提供可靠的基本资料。季先生主编的大型《东方文学史》上下册，是我国东方文学研究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成果，他在序言中说：“这部书的规模较《简明东方文学史》要大得多，材料要丰富得多，人力的投入也大得多。几易寒暑，历时五年，终于撰成。原计划100万字，实际结果则是120多万字。我们相诫不使用或少使用第二手资料，资料基本上都采自原著，其中甘苦，内行人都是能理解的。……恕我不避老王卖瓜之嫌，称此书为空前的巨著，想来还可以吧。它实际上表现了我国东方文学界在过去四五十年中努力研习东方各国文学的水平。”[2]的确，当时这部《东方文学史》的编撰动员了我国多年来研究东方各国文学的专业人才，同时也推动了我国东方文学的研究更上一层楼。季先生说：“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方文学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读我们撰写的《东方文学史》，应当站在这个高度上。”[3]
季先生把东方文学看作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东方文学发展的历史来审视东方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作用和贡献。通过比较研究，季先生指出，东西方文化最基本的差异的根源在于思维模式，东方的基本思维模式是综合的，是“合二而一”。而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则是分析的，是“一分为二”。季先生认为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确实给人类带来了现代化的高度文明，但同时也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和危机。西方的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这一点，想从东方寻求一条出路。因此，季先生说：“我们已经看到，世界上许多东方人和西方人都认为，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重放光芒的世纪。……我决不是说，西方文化将要消灭，东方文化将代之而起，代之而兴。这样说是绝对错误的。西方几百年来所创造的给人类带来福利的文化决不会消失的，而是在同东方文化的融合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但这种融合也决不是对等的，平等的。它必然以东方文化为主，在汲取西方文化中有用的东西，使人类文化再迈上一个崭新的台阶。在人类发展史上开一新纪元。”[4]季先生从东西方文化比较的高度来审视东方文化在人类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和贡献，并指出它在21世纪全球化的时代将重放光芒。这可以说非常具有前瞻性，同时也为东方文学的研究扩大了视野和指明了发展方向。
在20世纪末的90年代，年过八旬的季先生为了更有效地促进我国东方文化文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从1993年起便制定了百年大计。他积极筹划一个跨世纪的东方文化建设工程，编篡一套史无前例的、规模宏大的《东方文化集成》丛书，并亲自担任总主编。我们北大东语系的教师不少人担任了分编委的主编或编委，我也担任了《东南亚文化编》的主编。季先生说：“我们的目标是向中国人民、东方各国人民、世界各国人民，科学地、实事求是地介绍东方各国的情况，重点在文化方面，以期增强人们对东方文化的理解，从而加深东方各国人民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为21世纪的文化发展，做好准备工作，共同认识当前广义的环保工作的重要意义，各尽所能，共同协力，为人类的生存前途扫清障碍，铺平道路。”[5]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思考，季先生对东方文化文学的研究已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体系。这在他的《东西文化议论集》里有比较集中的表述。依我个人的体会，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对世界四大文化和东西两大文化体系有明确界定。季先生在《东方文化集成》总序中说：“文化一旦产生，立即向外扩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交流’”。还说：“纷纭复杂的文化，根据其共同之点，共可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欧美的文化体系。再扩而大之，全人类文化又可分为两大文化体系：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
二、对东西文化根本差异的根源进行剖析。 季先生指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有其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既然同为文化，当然有其共同点，兹不具论。其不同之处则亦颇显著。其最基本的差异的根源，我认为就在于思维方式之不同，东方主综合，西方主分析.”。季先生说：“综合者从整体着眼，看重事物间的普遍联系，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分析者注重局部，少见联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6]东方是“合二为一”，西方是“一分为二”。东方主张“天人合一”，追求天地人的和谐统一，强调以和为贵。西方主张征服自然，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穷追猛打，暴烈索取。
三、指出东西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 季先生从东西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得出一个结论：“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7]就是说，东方文化在人类文化的发展史上，曾经有过“三十年河东”的辉煌时期。在上古和中古时期，东方文化曾经比西方文化更先进，对人类的贡献更多，影响面更广泛。进入近代之后，西方文化经过文艺复兴和产业革命之后，才进入“三十年河西”时期，在世界范围内独领风骚。而东方国家则大部分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东方文化也从此走向衰微。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东方文化的历史作用和历史贡献，对之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四、主张拿来主义和送去主义并举。当东方大部分国家处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位的时候，为了民族复兴，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东方对西方文化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乃是历史的必然和需要。但不能因此而主张“全盘西化论”和“欧洲中心论”，把东方文化视为封建落后的东西而一概加以贬抑。在一个时期里，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存在着重西方轻东方的偏向，把西方文化看作永远最先进。然而，一切文化都有一个兴衰的过程，在鼎盛时期，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的确把人类带到了高度的现代文明，但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环境污染的生态危机。如今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已日暮途穷，而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则随着东方民族的复兴将再创辉煌。所以季先生主张：“今天，在拿来主义的同时，我们应该提倡‘送去主义’，而且应该定为重点。为了全体人类的福利，为了全体人类的未来，我们有义务要送去的，但我们绝不把糟粕和垃圾送给西方。”[8]
五、主张东西文化优势互补，相互促进。 在全球化的时代，西方文化的弊端已经完全暴露出来。宇宙是个整体，无限分割的方法与整体论是相悖的。西方主要从细节上穷极分析而对细节与细节之间的关联则缺乏宏观的整体把握。所以季先生主张“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文化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9]。季先生说：“从历史上看，二者实可互补而代兴。‘西方不亮东方亮’，‘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东西方有识之士，都能认识这个道理。西方文化出了问题，则乞灵于东方文化，济之以东方文化，是很自然的事。”[10]如今在全球化的时代，要想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就应提倡用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和天人合一的和合思想去创造人类更为美好与和谐的未来。
以上季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主张一直在引导我走向今天的科研道路。我从搞语言翻译到搞文学研究，从搞印尼－马来文学到搞东方文学，后来又从文学扩大到文化，都遵循这一路线。季先生说：“一切的艺术应该是时代的经线与地方的纬线所编制的一匹锦。”[11]我写的《印度尼西亚文学史》和主编的《世界四大文化与东南亚文学》都在尽力地去体现这个观点，把世界四大文化的影响同本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从宏观到微观纵向横向地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从而闯出自己的路子。
季先生从事东方文化和东方文学的研究几十年如一日，大半个世纪以来，不仅个人的学术成就无以伦比，享誉四海，他的大家风范和治学精神也为后来者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为东语系造就了一批学有所长和学有所成的人才。我们从事东方文学文化研究的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应该更鲜明地高举季羡林的学术旗帜，让季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主张不断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1] 见《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第二版和第三版季羡林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
[2] 见季羡林主编的《东方文学史》序言，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
[3] 同上。
[4] 见季羡林主编的《东方文学史》序言，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
[5] 见《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第二版和第三版，季羡林序。
[6] 季羡林《“模糊”、“分析”与“综合”》，《东方文化议论集》，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62页。
[7] 季羡林《东方文化集成》总序。
[8] 季羡林《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复杂性》，《东西文化议论集》，第12页。
[9] 季羡林《“天人合一”新解》，《东西文化议论集》，第84页。
[10] 见《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第二版和第三版，季羡林序。
[11] 季羡林《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复杂性》，《东西文化议论集》，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