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阿马蒂亚·森著
刘 建 译
科学与人民
甘地与泰戈尔因为对科学的态度迥然不同而发生严重冲突。1934年1月，比哈尔遭受破坏性地震的袭击，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当时深深卷入反对贱民制度（从印度四分五裂的过去承袭而来的野蛮制度，“贱民”的人身据此被限制在一定的距离之外）的斗争之中的甘地，从这一悲剧性事件汲取了一个臆断的教训。“一个像我这样的人”，甘地认为，“只能相信，这次地震是神对我们的罪恶发出的天谴”——尤其是贱民制度的罪恶。“在我看来，比哈尔的灾难与贱民运动之间存在重大联系。”
同样对贱民制度深恶痛绝并在反对贱民制度的运动中与甘地携手的泰戈尔，抗议对一个导致包括婴幼儿在内的大量无辜人民蒙受苦难和死亡的事件如此这般的解释。他也憎恶将地震视为由道德缺失引起这一观点所包含的认识论。他写道,“这更其不幸，因为这种对于[自然]现象的不科学的看法，太容易被我们的同胞中的一大部分所接受。”
他们两人对于科学的态度存在着深刻的裂痕。然而，虽然泰戈尔认为现代科学对于理解自然现象是必不可少的，他对于认识论的观点却是离经叛道的，十分有趣。他并不秉持常与现代科学联系在一起的“唯实论”立场。1930年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有关他与爱因斯坦对话的报道表明，泰戈尔在通过观察和借助反映性概念判读真理时是多么始终如一。在无人观察或感知某个事物的真相的情况下，或在无人形成关于它是什么的概念的情况下，断言它是真抑或不真，在泰戈尔看来似乎是存在深重问题的。在爱因斯坦说，“如果不再有人类，那么阿波罗瞭望台就不再美观了吗？”之时，泰戈尔径直答道，“是的。”谈话继续深入——到了有趣得多的领域——爱因斯坦说，“我同意这一关于美的观念，但不同意这一关于真的观念。”泰戈尔的回答是：“为什么不同意？真是由人来认识的。”[2]
泰戈尔从未系统探讨过认识论。他的认识论似乎就是寻求一条推理的路线。后来，希拉里·帕特南明确发展了这一路线。他认为：“真取决于概念系统，不过它还是‘实在的真’。”[3]泰戈尔本人几乎没有说过什么来解释自己的信念，但重要的是要考虑到他的离经叛道之见，这不仅是因为他的诸多思辨历来饶有趣味，而且因为它们说明了他对任何立场的支持，其中包括他对科学的强烈兴趣这一态度，是如何伴以一丝不苟的细致观察的。
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
可想而知，泰戈尔对于社群教派主义（如某种对伊斯兰教、基督教或锡克教观点持敌对态度的印度教正统观念）是反对的。但是在他看来，甚至民族主义似乎也是可以质疑的。艾赛亚·贝林绝妙地归纳了泰戈尔对印度的民族主义的复杂态度（尽管他过度简化了泰戈尔关于政治自由起源的看法）：
泰戈尔坚定地站在狭窄的人行道上，并没有透露他对艰深的真理的看法。他谴责对过去的不切实际的过度迷恋，称之为将印度与过去捆绑在一起，“就像一只用于祭祀的山羊被拴在柱子上一样”，他指控这样做的人们——他们在他看来似乎是反动的——不懂真正的政治自由是什么，指出政治自由观念本身源于英国思想家和英文书籍。但是，针对世界主义，他坚持认为，英国人特立独行，印度人也必须如此行事。1917年，他再度痛陈“将一切托付给主的不可改变的意志”的危险，无论这主是婆罗门还是英国人。[4]
贝林所指出的两重性，也充分反映在泰戈尔对文化多样性的态度之中。他要求印度人在保持对自己的文化和传统的兴趣的同时，了解其他地方在发生着什么，他人怎样生活，他们珍重什么，如此等等。实际上，他在自己的关于教育的文章中极力强调了综合的必要性。这一点也可见于他对海外印度学生的忠告之中。1907年，他致函在美国学习农业的女婿纳根德罗纳特·甘古利：
熟悉当地人是你的学业的一部分。只懂农业是不够的；你还应当了解美国。当然，倘若在了解美国的过程中，一个人开始失去自己的特性并落入成为一个美国化的人的陷阱，鄙视印度的一切，那还不如呆在一处锁起来的房间之中。
泰戈尔数次坚强地参与反对英国统治的抗议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抵制英国人于1905年提出的关于将孟加拉省分裂为两个部分的建议的运动，该方案在民众的反抗下最终被撤销。他在谴责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的残暴性时是直言不讳的，尤其是在1919年4月13日阿姆利则惨案发生之后。当时，出席一场平和集会的379名手无寸铁的民众被军队枪杀，两千多人被击伤。4月23日至26日之间，罗宾德罗纳特一连给C.F.安德鲁斯写了五封言辞激烈的信件。安德鲁斯本身也极为不安，特别是在一位在印度的英国公务员告诉他，由于这一实力显示，英国统治的“道义威望”业已“空前高涨”之后。
在惨案发生一个月之后，泰戈尔致函印度总督，要求撤销他在四年之前接受的爵士头衔：
我们深信，强加在不幸的人们头上的惩罚的过分严厉与施行这些惩罚的方法，除了一些
最近的和邈远的明显例外，在诸文明政府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考虑到这样的处置是由一
个拥有极其有效的毁灭人的生命的组织的强国对手无寸铁而又不善于随机应变的人们所施
加的，我们必须强烈断喝，它不能在政治上拥有合宜性，更不能在道德上拥有正当性。……
在我们的人民的心中激起的义愤情绪的普遍爆发，被我们的统治者视而不见——很可能在为
给了印度人他们所想象的有益的教训而自我祝贺呢。……就个人而言，我宁愿被剥夺所有殊
荣，也要站在我的同胞中那些因自己的所谓无足轻重而容易遭受不适于人类的屈辱的人们的
一边。
甘地与尼赫鲁两人均表示，他们激赏泰戈尔在民族斗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恰当的是，独立之后，印度选择了泰戈尔的一首歌（“Jana Gana Mana Adhinayaka”，可大致译为“人民心灵的引导者”）作为国歌。由于孟加拉国后来选择了泰戈尔的另一首歌（“Amar Sonar Bangla”）作为其国歌，他可能就成了惟一曾为两个不同国家写过国歌的人。
泰戈尔对英属印度政府的批评始终是强烈的，并且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愈益激烈。这一点往往遭到忽视，因为他在批评英国统治的同时曾特别努力做到不去诋毁英国——或西方的——人民与文化。圣雄甘地在英国时被问及一个问题，即他认为西方文明（“这是一个不错的理念”）中的什么东西是泰戈尔所不可能说出口的，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成为出名的遁辞。泰戈尔会理解甘地所回应的挑衅——既包含了英帝国的专横，也蕴涵着文化上的自负。D. H.劳伦斯提供了一个有关前者的范例：“我愈来愈惊讶地发现，实际上，我们的欧洲文明，比东方，比印度和波斯所在的东方所曾梦想的文明，要高得有多么多。……这一对它们表示钦佩的骗局——这种对泰戈尔的过度崇拜的态度——令人厌恶。”但是，与甘地不同，泰戈尔甚至在开玩笑的时候，都不能对西方文明表示蔑视。
他在1941年自己的最后一个生日发表一篇讲演，后来该讲演以《文明的危机》（Crisis in Civilization）为题作为一本小册子出版。即使在他于这一讲演中对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予以有力控诉之时，他也竭力坚持将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与摒弃西方文明区别开来。虽然泰戈尔看到印度“在英国政府的重压之下已奄奄一息”（他还补充说，“对于另外一个伟大而古老的文明中国在近代的悲惨历史，英国人也难辞其咎”），他还是记得印度从“围绕莎士比亚的戏剧和拜伦的诗歌的讨论，尤其是……围绕十九世纪英国政治中大度的自由主义的讨论”而有所获益。泰戈尔认为，“英国人自己的文明中真正最为优秀的东西，即对人际关系之尊严的维护，在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管理中没有地位”，悲剧就源于这一事实。“反之，如果他们手执警棍，建立了‘法律和秩序’的主宰，换言之即警察统治，这种对文明的嘲弄不会值得我们尊敬。”
对爱国主义的批评
罗宾德罗纳特反对独立运动常取的强烈民族主义形式，这就使得他没有特别积极地参与同一时期的政治活动。他要伸张印度独立的权利，而又不否认印度能够——自由而有益地——从国外学习东西的重要性。他害怕，出于偏爱印度固有传统而摒弃西方，这样做本身不仅是有局限性的，它还可能轻而易举地转为对包括基督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和伊斯兰教在内的其他来自国外的各种影响的敌意。基督教于四世纪传入印度的若干地区，犹太教因在耶路撒冷陷落之后不久发生的犹太人移民而传入，琐罗亚斯德教通过后来（主要在八世纪）的帕西人移民而传入，当然——最重要的是——伊斯兰教自八世纪以来就一直强大地存在于印度。
泰戈尔对爱国主义的批评是其作品中一个持续不断的主题。早在1908年，他在回答印度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贾加迪什·钱德拉·博塞之妻阿巴拉·博塞的批评的一封信中，简洁地表述了自己的立场：“爱国主义不能成为我们的最后的精神避难所；我的避难所是人性。我不会用钻石的价格购买玻璃，而我只要一息尚存，也绝不会允许爱国主义战胜人性。”他的长篇小说《家庭与世界》（Ghare Baire）对这一主题多有阐述。在这部小说中，尼基尔热衷于包括妇女解放在内的社会改革，但对民族主义却表现冷淡，从而逐渐失去了他的活跃的妻子比玛拉的尊敬，因为他对反英鼓动活动不热情，她视之为缺乏爱国的责任心。比玛拉开始迷恋尼基尔的作为民族主义者的朋友桑迪普，他谈吐才华横溢，而行动则有爱国的战斗精神。她与他相爱了。尼基尔拒不改变自己的观点：“我愿意为我的祖国服务；但我保留对正义的崇拜，它比我的祖国要伟大得多。将我的祖国当作神来崇拜，就等于给它带来灾祸。”[5]
随着故事的展开，桑迪普由于自己的一些同胞未能像他所想的那样欣然参加斗争而对他们感到愤怒（“一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商人依然顽固不化”）。他安排人通过烧毁那些顽抗者菲薄的商业存货和肉体袭击来对付他们。比玛拉不得不承认桑迪普热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与他的教派——而最终则是暴力——行动之间的联系。随后发生的富于戏剧性的事件（尼基尔试图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受害者），包括比玛拉的政治性浪漫爱情的终结。
这是一个难于处理的题材，而萨蒂亚吉特·拉伊优美的电影《家庭与世界》，才华横溢地再现了小说的紧张情节，以及故事中人与人之间的钟爱与疏远等感情。毫不奇怪的是，这一故事遭到许多人的诋毁，而且不仅限于印度的热诚的民族主义者之中。格奥尔格·卢卡奇认为，泰戈尔的这部长篇小说是“一部最低劣的小资产阶级奇谈”，是“在为英国警察提供智力服务”，是“一幅可鄙的甘地漫画像”。当然，认为桑迪普即甘地是荒唐的，但是这部长篇小说，正如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在其日记中所指出的那样，对民族主义的堕落提出了“强烈而文雅的警告”，因为它不是不偏不倚的。对一个群体的仇恨，能够导致对其他群体的仇恨，无论这样的情感可能离像圣雄甘地那样的人道民族主义者的心灵有多远。
对日本的赞赏与批评
泰戈尔对日本的民族主义的反应尤其能够表露他的心迹。以印度为例，他认为，一个被击败并蒙受屈辱的民族，一个由于别处的发展而被抛在后面的民族，有必要建立自信心，而日本在其于十九世纪期间崛起之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在他于1916年在日本的讲演之一（《日本的民族主义》）的开端，他说道，“最恶劣的奴役形式，就是沮丧情绪对人的奴役，它使人们绝望地束手就缚，丧失对自身的信心”。日本由于展示了一个亚洲国家在工业发展和经济进步方面堪与西方争雄的能力而在亚洲受到普遍的赞赏，泰戈尔也对它表示赞赏。他非常满意地指出，日本“以巨大的步伐将数世纪之久的无所作为状态抛在后面，以其名列前茅的成就赶上了当前这个时代”。对于西方之外的其他国家，他说道，“我们许多世代以来麻木地蛰伏于一种魔咒之下，认为这是生活在某些地理区域之内的某些种族的正常状态，”而日本“已经打破了这一魔咒”。
然而，泰戈尔随即进而批评一种强大的民族主义在日本的兴起，以及它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崛起。泰戈尔直言不讳的批评让日本听众不快，正如E. P.汤普森所写的那样，“他初来乍到给予他的欢迎旋即冷却下来”。[6]二十二年之后，在1937年，在日本对华战争期间，泰戈尔收到当时生活在日本的一位印度反英革命者拉什·贝哈里·鲍斯的一封信，请求泰戈尔允许他在那里致力于印度独立，他为此还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支持。泰戈尔回答道：
你的电报让我好多小时心绪不宁，我因为不得不对你的请求置之不理而感到非常痛心。
你若要求我在一项我的精神不予抗议的事业中与你合作就好了。我知道，在提出这一要求时，
你指望我对日本人的高度尊重会起作用，因为我同其他亚洲人一道，确乎曾经赞赏和推崇日
本，并且确乎曾经天真地期望，亚洲终于发现自己可以借助日本对西方进行挑战，而日本的
新兴力量在针对异己利益捍卫东方文化之时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然而，日本不久即辜负了
那一日益增强的期望，弃绝了似乎在她的非凡的和我们的象征性的觉醒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
所有一切，并且现在它自己已成为无以自卫的诸东方民族的一个更为严重的威胁。
怎样看待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在印度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战后，当日本政治领导人因战争罪而受到审判之时，众多法官中惟一不同的声音出自身为著名法学家的印度法官拉达比诺德·帕尔。帕尔所以提出异议是因为他有各种依据，其中之一是，鉴于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力量的不对称，公平审判是不可能的。考虑到英帝国主义的不可接受的性质，印度对日本军事侵略的矛盾情绪，很可能在帕尔倾向于考虑不同于其他法官的视角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更为明显的是，重要的民族主义者苏巴斯·钱德拉·鲍斯（与拉什·贝哈里·鲍斯无亲戚关系），在从英国人的监狱逃脱之后，于战时经意大利与德国前往日本；他帮助日本人建立由先前已向不断推进的日军投降的印度士兵组成的分队，以“印度国民军”的名义站在日本人一边进行战斗。罗宾德罗纳特以前将苏巴斯·鲍斯视为一位富于献身精神的非教派的印度独立斗士而对他心怀非常钦佩之情。[7]然而，在鲍斯的政治活动出现这次转折之后，他们一定会分道扬镳。不过，泰戈尔在鲍斯抵达日本之时已经逝世。
泰戈尔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可以说明，民族主义甚至能引导一个大有成就和前途的民族误入歧路。1938年，身为著名诗人与泰戈尔的朋友（也是叶芝和庞德的朋友）的野口米次郎致函泰戈尔，请求他改变对日本的想法。罗宾德罗纳特于1938年9月12日写的回信，则是毫不妥协的：
在我看来，我们两人谁想说服对方似乎都是徒劳的，因为我不赞成你对日本根据你们的
政府的政策欺凌亚洲其他国家的绝无过错的权力的信念。……相信我，是悲痛和耻辱，而不
是愤怒，在促使我给你写信。我所以感受到强烈的痛苦，不仅是因为有关中国正在受难的报
道撞击着我的心，而且因为我再也不能骄傲地指出一个伟大的日本这一范例。
倘若他还活着，他会由于日本在战后成为一个和平强国而感到十分愉快。那么，由于他也未能免于自负，他对于小说家川端康成等人对他的思想的重视也会感到欣慰。[8]
对国际事务的关注
泰戈尔对于国际政治并非总是消息灵通。他在罗马大学梵语教授卡洛·福尔米基的安排下，于1926年5-6月短暂访问意大利期间，听凭墨索里尼款待自己。当他要求会见贝内代托·克罗齐时，福尔米基说，“不可能！不可能！”墨索里尼告诉他，克罗齐“不在罗马”。当泰戈尔说“无论他在哪里”，他都要去时，墨索里尼向他断言，克罗齐身在何处不详。
这样的事情，以及罗曼·罗兰等友人的警告，本来可以让泰戈尔更快终结自己对墨索里尼的一时兴趣。然而，只是在他收到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和加埃塔诺·萨尔瓦多里这两位流亡者关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暴行的生动报告并更多地获悉正在意大利发生的事情之后，他才公开谴责这一政体，于8月间发表了一份致《曼彻斯特卫报》的信。次月，由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兄弟主编的杂志《意大利人民》（Popolo d’Italia）答复道：“谁在乎呀？意大利嘲笑泰戈尔和将这个油腔滑调和令人难以忍受的家伙弄到我们中间来的那些人。”
泰戈尔怀着对英国的高度期待，继续对他所认为的官方缺乏对侵略造成的国际受害者的同情而感到震惊。1941年，他在自己的最后一个生日发表的讲演中又回归了这一主题：
就在日本悄无声息地吞并华北之时，她的肆无忌惮的侵略行径却被英国外交界的老手当
作一件次要的小事而予以忽略。我们还从这么遥远的地方目睹，英国的政治家们在对摧毁西
班牙共和国表示默认时有多么积极。
罗宾德罗纳特在对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予以区别之后继而钦佩地指出，“一队英勇的英国人为西班牙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泰戈尔对于苏联的看法一直是一个议论纷纷的话题。他的作品在俄罗斯曾为人所广泛阅读。1917年，《吉檀迦利》就有了数个俄文译本（一个译本由后来成为俄罗斯首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伊万·布宁编辑），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晚期，他的著作的许多英文译本已由几个著名的翻译家迻译成俄文。他的著作的俄文本继续出现：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翻译了他的作品。
当泰戈尔于1930年访问俄罗斯时，他对它致力于发展和他所认为的对消灭贫困及经济不平等的真正承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然而，让他印象最为深刻的东西却是基础教育在整个古老的俄罗斯帝国的拓展。他在用孟加拉文撰写而于1931年出版的《俄罗斯书简》中，不客气地将英国政府听任文盲在印度的广泛存在与俄罗斯努力拓展教育进行了对比：
一踏上俄罗斯的土地，引起我注目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教育方面，无论如何，农民和工人阶级在这几年的时间之内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以至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的进程中，甚至对我们的最高等的阶级而言，也没有发生过任何可以与之比拟的事件……这里的人民一点也不怕甚至向在遥远的亚洲的土库曼人提供完整的教育；相反，他们对之是全然认真的。[9]
在该书的若干部分于1934年被译成英文时，负责印度事务的副大臣在议会声明，它“蓄意通过歪曲事实来使英属印度政府蒙受耻辱和恶名”，该书于是立遭查禁。直到独立以后，该书的英文译本才得以出版。
教育和自由
然而，英属印度行政官员在试图压制泰戈尔对俄罗斯的想法方面并不孤立。苏联官员与他们联手行动。泰戈尔于1930年接受《消息报》采访时，尖锐地批评在俄罗斯缺乏自由，这是他所观察到的：
我得问你们：你们是通过在接受你们训练的人们的心灵中唤起对你们所认定的阶级敌人
的愤怒、阶级仇恨和复仇思想而为你们的理想服务的吗？……心灵的自由是接受真理所需要
的；恐怖绝望地戕害它。……为了人类的缘故，我希望你们永远不要创造一种邪恶的暴力，
它会继续编结一条永无休止的暴力与残酷的锁链。……你们已经试着摧毁了[沙皇]那一时期
的别的许多罪恶。为什么不试着也摧毁这一罪恶呢？
直到近六十年之后——1988年，这次访谈才在《消息报》刊出。[10]
泰戈尔对1930年的俄罗斯的反应，源于他的两个至为强烈的信念：他对“心灵的自由”的重要性的坚定信念（他对苏联的批评即源于此），以及他认为拓展基础教育对于社会进步至关重要的信念（尤其是与英国治理之下的印度进行对比之后，他对苏联教育的赞扬，即源于此）。他认定，缺乏基础教育是印度的许多社会与经济方面的苦难的根本原因：
在我看来，今天压在印度心上的高耸的苦难之塔，其惟一基础即在于教育阙如。种姓分
裂，宗教冲突，好逸恶劳，不稳定的经济状况——全都围绕这个单一因素。
印度的未来将取决于教育（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思考、对话和沟通），而不是取决于例如“作为一种牺牲”的纺纱（“纺车无须任何人思考”）。
泰戈尔殷切期望，全国（特别是在学校寥寥无几的农村地区）不仅要有广泛的教育机会，而且学校本身应当更为富于活力和让学生从中得到乐趣。主要出于厌倦，他本人很早就辍学了，并且从未为了获取一纸文凭而费心。他写了大量文章，论述应当怎样使学校对少男少女更具吸引力，从而更多地推出人才。他自己的在圣蒂尼克坦的男女生兼收的学校，有许多循序渐进教育法的特色。这里强调的是自我激励，而不是纪律；是培养对知识的好奇心，而不是通过竞争以求出类拔萃。
罗宾德罗纳特人生的许多岁月是在发展圣蒂尼克坦的学校中度过的。该校从未有太多资金，因为学杂费很低。他的讲演酬金，“每骂一场得七百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