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罗门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及影响

段立生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东南亚研究所）

婆罗门教是人类最早创造出来的宗教之一，后发展成为印度教。婆罗门教和印度教没有本质的不同，实际是同一宗教。它的出现早于佛教900—1000年。它没有创教人。它崇拜的最高神祗是大梵天神（Brahma）。它的经典教义《吠陀》（Veda）据说是直接从大梵天神获得。公元前2000—前1200年被称为吠陀时代，因为这段时期雅利安人所创造的全部古代文化，都被纳入四部《吠陀》之中。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读了《吠陀》经后，惊叹地说：“我已得着这智慧宝库，我生也无憾，我死也无憾！”[1]

公元前1200年——前800年被称为婆罗门(Brahman)时代。因为婆罗门教士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提高，成为专职祭司和神人之间的联系人，而且婆罗门有可能由人变成神，因而称为婆罗门时代。

公元前700年婆罗门教开始衰落，至公元157年结束了优婆尼沙昙时代。婆罗门教逐渐发展成印度教。

婆罗门教和后来发展成的印度教，是一种有别于原始宗教信仰的具有现代正式宗教含义的正规宗教。它既是一种信仰，又是一种学说；既是一种价值观念，又是一种人们的生活方式，并影响到古代的政治制度。婆罗门教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不可避免地要向外传播，因为文化的本质就是传播，文化正是通过传播才能实现其自身的价值。婆罗门教最先传入的地区就是与印度毗邻的东南亚，同时在那里留下深远的社会影响。

一、公元前二世纪婆罗门教传入东南亚

婆罗门教是最早传入东南亚的宗教。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婆罗门教就传入扶南，这是柬埔寨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国家。中国史籍所载扶南女王柳叶和混填的传说提供了婆罗门教最早传入东南亚的证据。[2]

《南齐书》卷58，列传第39东南夷说：“扶南国，在日南之南大海西中，广袤三千余里，有大江水西流入海。其先有女人为王，名柳叶。又有激国人混填，梦神赐弓一张，教乘舶入海。混填晨起于神庙树下得弓，即乘舶向扶南。柳叶见舶，率众欲御之。混填举弓遥射，贯船一面通中人。柳叶怖，遂降。混填娶以为妻。恶其裸露形体，乃叠布贯其首。遂治其国，子孙相传。”

那位用神弓征服了柳叶的混填，是来自印度的婆罗门。据有关专家考证，激国即指模趺国，位于印度半岛东南的康志维南。[3] 而且这位混填，是一名婆罗门教士。因为《南史》卷78列传第68夷貊上说：“其南有激国，有事鬼神者字混填。”中国有关东南亚古籍中提到的神，常指婆罗门教信奉的神，与佛道有别。比如《南齐书》卷58，列传第39东南夷说：“其国俗事摩醢首罗天神（指湿婆），神降于摩耽山。”又如《旧唐书》卷147真腊传说：“国尚佛道及天神，天神为大，佛道次之。”

因此，我们可以把混填征服柳叶的传说，看作是混填代表的印度婆罗门文化对柳叶代表的扶南本土文化的征服。如果历史上真有混填其人的话，那么他就是第一个把婆罗门教传入东南亚的人。

假如有人认为上述神话不足为凭的话，我们还有地下出土文物为证。泰国拉玛四世王时期（1851-1868年在位）修建佛统府的佛塔时，出土了一只青铜浇铸的迦楼罗鸟（Garuda），系婆罗门教信奉的大自在天王毗湿奴的坐骑。说明至迟于公元前2世纪佛教传入东南亚之时婆罗门教就已经传入了。

公元4世纪，婆罗门教在扶南已相当普及，又有一位名憍陈如的印度婆罗门当上了扶南的国王。[4] 扶南国时代，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往往是同一个人，所以王权总是和神权合二为一。有的时候国王虽不具备婆罗门的身份，但国家仍然依靠婆罗门教的法则来统治。把国王神化，抬高到与神相同的地位，这是婆罗门教带来的政治结果，也是东方传统专制主义统治得以实现的基础。

婆罗门教对古代东南亚政治制度的影响，还在于它把印度森严的等级制度带到东南亚。印度的婆罗门教把人分成四个等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前两者是统治阶级，后两者是被统治阶级。婆罗门教教给了人们认识自己在社会中地位的一种世界观，它向人们解释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社会秩序？有的人为什么生来便是高种姓？有的人为什么生为低种姓？这是因为不同种姓的人是由湿婆神的不同部位变成的，因而先天就处于不平等的位置。它教人承认这种社会秩序，并安分守己地在这种社会秩序下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制度就是一种社会制度。当婆罗门教由印度传入东南亚的时候，实际上是传入了一种社会制度。从此东南亚原始的部落平等制被打破，每个人皆分属于不同的阶级。

婆罗门教士作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介联系人，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他们的意志可以代表神的意志，处于社会的最上层。他们大多担任祭司的工作，有的还当上国王的老师。《南齐书》卷58〈林邑传〉说：“谓君师为婆罗门。”公元5世纪的时候，位于现今下缅甸的顿逊国就有印度移民500家，有两座塔，和婆罗门教士1000余人。顿逊人大多信奉婆罗门教，把女儿嫁给婆罗门教士。这些婆罗门教士的职责就是成天诵经修行。[5] 在真腊国，曾经流行过一种名为“阵毯”的风俗，即少女成年之时，由婆罗门教士为之去其童贞。[6] 实际上反映了婆罗门教士占有了少女的初夜权。

由于婆罗门教的传入，使东南亚的一些王室贵族也变成了刹帝利。《隋书》卷28〈真腊传〉说：“真腊国，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属国也。……其王姓刹利氏，名质多斯那。”真腊乃柬埔寨高棉族建立的国家，古代高棉人是没有姓氏的。这里所谓的“刹利”，明显是指刹地利。

真腊国的被统治阶级虽然没有借用印度的吠舍和首陀罗的称谓，但同样有和印度类似的“不可接触者”。正如周达观《真腊风土记》中提到的山中之人，俗呼为撞贼，地位低下，被卖作奴婢，“到城中，皆不敢出入人之家。”[7]

与婆罗门教森严的等级制度相适应的是一套繁琐的礼仪制度和宗教祭祀活动。宗教仪式是宗教教义的载体和表现形式，离开宗教仪式，宗教内容就会变得抽象和不可理喻。同时，宗教仪式还能营造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使人们产生恐惧敬畏的心理，最终使宗教仪式成为团结和控制信徒的一种手段。婆罗门教的宗教祭祀是分等级的。只有高种姓的人才有资格拜祭湿婆、毗湿奴、帕贺姆等主神。仪式隆重而颇具规模，因为具备丰厚的物质基础。低种姓者只能拜祭山神、树神、神猴等较低级别的神，囿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仪式也比较草率和随便。遇上重大的宗教节日，他们只能充当陪衬和看客，没资格进入神庙参与祭祀活动。

婆罗门教还给东南亚带来最早的法律。法律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行为准则，对维系社会安定，规范人们的言行，处理各种矛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有法治比起没法治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是婆罗门教带给东南亚的法律则带有较强的宗教色彩。我们可以通过中国古籍的记载，来看扶南时期的高棉人是怎样为犯人定罪的：

《南史》卷78，列传第68〈夷貊上〉说：“（真腊）国法，无牢狱，有讼者，先斋三日，乃烧斧极赤，令讼者捧行七步。又以金环、鸡卵投沸汤中，令探取之，若无实者手即烂，有理者则不。又于城沟中养鳄鱼，门外圈猛兽，有罪者辄以喂猛兽及鳄鱼，鱼兽不食为无罪，三日乃放之。”

表面上看，这种定罪的方法很荒唐，实际上它却把神的意志引进了法律。至高无上、无所不在的神参与了诉讼的裁决。所以在诉讼前要“先斋三日”，吃素三天，以示对神的崇敬。下面的是非曲直，是死是活，则看神是不是愿意显示奇迹。

《太平御览》卷786扶南国条引《外国传》说：“扶南人若户中亡器物者，即以米一升诣神庙，乞神见盗者。以米著神足下，明日取米，呼户中奴婢分令啮之。盗者口中血出，米完不碎，不盗者入口即败。”

这种断案方法，更是直接把法庭搬到神庙里，由神充当审判官。

后来出现了法典。泰国的《三印法典》，就是脱胎于印度的《摩奴法典》。

综上所述，婆罗门教传入东南亚，对东南亚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仅是为东南亚带来了一种宗教，也是带来了一种新的文化，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社会秩序，一种政治制度。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婆罗门教看成是虚幻的、脱离现实的东西，其实它的头伸进天国，脚却立足尘世。

二、东南亚的婆罗门教遗址

    婆罗门教在东南亚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古代文化遗址，成为世界人类文化遗产的精品和丰碑。柬埔寨的吴哥建筑群，就是婆罗门教留下的杰作。

公元802年，奢耶跋摩二世（Jayavarman Ⅱ公元802—850年在位）统一了陆真腊和水真腊，在洞里萨湖东北，今柬埔寨暹粒省，建了一座新首都，称为吴哥通（Angkor Thom）。在柬埔寨语里，吴哥(Angkor)是城，通(Thom)是大，吴哥通意即大城。吴哥通作为真腊首都长达630年，中间经历的国王具有名字可考者就有42位。[8] 历代国王对城市建设皆有增建，使之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大城。

吴哥通的城市布局，在元人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城郭条中有详细描述。因为他曾亲临其地，故记载详实可信。周达观说：

州城周围可二十里，有五门，门各两重。唯东向开二门，余向皆一门。城之外皆巨濠，濠之上皆通衢大桥。桥之两傍，共有石神五十四枚，如石将军之状，甚巨而狞，五门皆相似。桥之阑皆石为之，凿为蛇形，蛇皆九头。五十四神皆以手拔蛇，有不容走逸之势。城门之上有大石佛头五，面向四方。中置其一，饰之以金。门之两旁，凿石为象形。城皆叠石为之，高可二丈，石甚周密坚固，且不生繁草，却无女墙。城之上，间种桄榔木，比比皆空屋。其内向如坡子，厚可十余丈。城上皆有大门，夜闭早开，亦有监门者，惟狗不许入门。[9]

笔者到实地一看，历史仿佛被凝固在周达观的著作里。七百年前周达观描述的景象，如今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吴哥通呈四方形，由每边长3公里、高8米的城墙围绕。城内面积共145·8公顷。城墙外是一条8米宽的护城河，堤宽25米，相当于一条环城公路。四周共五座城门，除东面有两门外，西、南、北方各一门。城门入口处是一长通道，一通衢大桥横跨护城河。桥两侧各有27尊石像，左边是神仙，右边是魔鬼，皆用手扯着一条名叫纳加（Naga）的七头蛇（周达观误记为九头），在搅动乳海。表现的是婆罗门教中一个广为流传的古老神话传说：众神搅动乳海以求长生不死药。他们搅动了一千年，以至精疲力竭，一无所获，因为他们必须不停地跟魔鬼斗法。众神向毗湿奴求救，毗湿奴告诫他们，要联合魔鬼一道工作。于是众神和魔鬼团结一致搅动乳海，使摩耽山的宇宙中心轴发生震颤。毗湿奴赶来救援，他变成一只乌龟，用龟背托住宇宙中心轴。魔王瓦苏吉（Vasuki）变成一条绳，缠在宇宙中心轴上，众神和魔鬼各拉住绳子的一端，再搅动乳海。一千年后，果然得到长生不死药和许多珍宝,其中包括三首象爱勒弯(Elephant Airavata)、天堂舞姬(Celestial Dancers)、美丽女神拉克斯迷（Laksmi）等。

周达观所说的“凿石为象形”，实际是指城门口用石凿成的三首象，即有三个头的大象，名叫爱勒弯，据说是从乳海中被搅出来的，后成为毗湿奴的坐骑。

由南门进去约1500米，恰当市中心，有一座小山，山上建寺，称为巴云寺（Bayon）。这就是《真腊风土记》城郭条说的金塔：“当国之中有金塔一座，傍有石塔二十余座。石屋百余间，东向有金桥一所。”[10]巴云山位于吴哥通的中心，是城中地理位置的最高点，山上建神庙，正是延续婆罗门教的一贯做法。不仅如此，据学者们研究，巴云山是仿摩耽山而建。摩耽山是湿婆居住的地方，代表宇宙的中心和天地的连接点。环绕吴哥通的城墙，就像环绕摩耽山的群山。护城河是群山之外的大海。吴哥通实际是婆罗门教想象中的宇宙的缩影。[11] 就是说，吴哥通是按照婆罗门的世界观所修建的人间天堂。

吴哥城南的吴哥寺（Angkor Wat），周达观称之为“鲁班墓”。这里所说的鲁班，非指中国传说中的能工巧匠鲁班，而是指婆罗门教所崇奉的创造之神湿婆（Siva）。吴哥寺是用来供奉湿婆的。湿婆通常有两种形式，一是现身的湿婆，样子像一位修行者。另一种不现身的湿婆，其造型为男性生殖器，称为“希林伽”（Si Linga）。真腊国王阇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 Ⅶ1181—1219年在位）自诩是神转世，死后骨灰存在吴哥寺。因此，周达观把掌管营造的湿婆，意译为鲁班，因为鲁班亦是中国的营造之神。

吴哥城东的湄本寺（Mebon）,原有一尊卧铜佛（湿婆），今已不存。城北的尼奔寺（Neak Pean）,意为蟠蛇寺，有两条石雕大蛇围在塔底。湖中还有毗湿奴化身的石雕人马，马呈奔跑状，有许多小鬼托住人马。所有这些，都向世人展示了婆罗门建筑的艺术特点。

除开柬埔寨的吴哥建筑群外，被誉为世界古代七大奇迹之一的印尼中爪哇的婆罗浮屠，也是在婆罗门教影响下于公元8世纪建起来的。过去一般学者把婆罗浮屠归为佛塔一类，其实是一种误解。经笔者到实地考察，认定婆罗浮屠虽然参杂佛教成分，但究其实质应是婆罗门教的建筑。婆罗浮屠这个名称，有人按爪哇土音拼为Borobodor。莱佛士（Thomas Raffles）在其著作《爪哇历史》中认为，Boro为附近一个乡村的名称，Boda 有古代的意义，合而言之是该地的古物。陈序经先生认为这种解释，不见得正确，这可能是一个印度名称，译为婆罗浮屠，较为适宜。[12] 如果陈序经先生的意见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婆罗浮屠就是指婆罗门教的塔。

从外观结构上看，婆罗浮屠与柬埔寨吴哥的婆罗门教神庙极为相似，整个建筑计分五层，由宽至窄依次垒叠，每层方形平台上建佛龛和塔。由于此时爪哇流行的是婆罗门教的湿婆教派，所以比较多地融入佛教的色彩，表现为432座佛龛中皆供一尊坐佛。

印尼最大的婆罗门教神庙还要数中爪哇日惹附近的普兰邦南神庙，建于公元856年，由250座建筑物组成，建筑雄伟瑰丽，石壁上的雕刻大都取材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印尼婆罗门教的神庙也和柬埔寨吴哥的神庙一样，除了用于供奉湿婆神外，还作为国王的陵墓，所以有人将印尼婆罗门教神庙称为陵庙。

泰国境内至今仍保留着许多高棉式的婆罗门神庙，泰语和柬埔寨语称之为“巴刹”（Brasat）。根据泰国皇家学术部编撰的《泰文辞典》解释，所谓巴刹，是指有尖顶的建筑物。[13] 译成英文Castle,含有城堡和巨大建筑物的意思。因全部由巨石垒就，故当地华人称为石宫。其中最有名的是帕侬诺石宫，位于泰国东北部武里喃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人类文化遗产重点保护单位。此外，尚有大大小小类似的石宫分布于泰国的东部，东南部，和中部。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武里喃府有石宫9座，素辇府4座，四色菊府4座，乌汶府2座，猜也府1座，黎逸府3座，巴真武里府1座，华富里府2座。所有这些皆是婆罗门教留下的文化遗址，无论从建筑样式，深刻的历史内涵，或它所展示的石雕石刻等宗教艺术的角度来看，都有许多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研究的东西。可惜尚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

三、当代东南亚的印度教徒

    由于东南亚与印度毗邻，从古至今不断有印度移民带着他们的宗教来到东南亚，并当地人通婚，生息繁衍，所以留下了印度教得以继续存在的人脉。虽然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东南亚呈持续扩张的趋势，但印度教仍顽强地保留自己的生存空间。

    印尼的爪哇岛在古代的时候婆罗门教（印度教）是很兴盛的。东晋僧人法显在其著作《法显传》中说：“乃到一国，名耶婆提。其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不足言。”[14] 作为佛教僧侣的法显，在爪哇亲眼目睹了婆罗门教比佛教兴盛的事实，并把它作为非同寻常的事情记载下来。可是，公元16世纪以后，随着爪哇岛逐渐伊斯兰教化，印尼的印度教徒便集中到巴厘岛，并坚守住这块最后的地盘。据印尼官方统计，1985年巴厘岛人口265.9万人，其中印度教徒248.8万人，占全岛人口的93.57%。相当于印尼全部印度教徒的2／3。[15]   

笔者到巴厘岛看到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神庙多。全岛总面积5，560平方公里，却有神庙1，250座。神庙的大门称为坎迪班塔（CandiBentar），呈对开式，外观像被切成两半的塔。平民住宅的大门，机关学校的大门，也多采取这种样式，几乎成了巴厘岛的一种标识，若不仔细辨认，外来的人一时难以分清哪是神庙？哪是住宅？迈进神庙的第一座大门，是一宽敞的庭院，其中散置着几个用茅草盖顶的凉亭，是准备供品的地方，亦是乐团练乐的场地。第二重大门叫帕杜拉沙（Paduraksa），通常有两个凶猛的石雕巨人守护在两侧。进去是第二层庭院，里面有大殿、神龛和宝塔。大殿里供奉着印度教的石雕神像、希林伽（男性生殖器）、珠宝、古老的手稿等。巴厘岛上实行的是宗教历法，宗教节日和庆典特别多。政府为了表示对宗教信仰的尊重和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凡属重大的宗教节日都规定为全民的公假。所以，巴厘大概是世界上放假最多的地方。加之，印度教徒除了重大的宗教节日外，还有许多属于私人的祭祀活动，例如，从母亲怀孕到出生、满月、剃度、结婚等人生各阶段都要举行祭祀仪式，人死后的奠祭、火化仪式，不同种姓人的不同拜神仪式，等等。宗教活动很频繁。

印尼实现了民族独立以后，实行了较好的宗教信仰政策，印度教也受到较为平等的待遇，有资格跟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并列为印尼的六大宗教之一。印度教的教徒人数亦有增长趋势。据印尼宗教部统计，1957年全印尼的印度教徒为1，387，349人，1980年增加了一倍多。[16] 印度教理事会（Majelis Umat Hindu di Indonesia）是印度教的组织和领导机构。为了争取华人信徒，自1990年1月16日起，在《印度尼西亚日报》上开辟“印度教专栏”，用汉语向华人宣传印度教教义。同时，报纸上还经常刊登各地印度教教徒举行宗教活动的有关报道和消息。巴厘的首府登巴刹办了一所印度教大学，政府同意将这所宗教大学改为国立大学，除了保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