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佳
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于200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奖委员会致颁奖词：“帕慕克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帕慕克以一种向死而生的态度，运用多重叙述角度的变换，将多种因素融为一炉，讲述了十六世纪伊斯坦布尔细密画家的谋杀事件，并探索了艺术生存的状态与价值。
一、死亡叙述，叙述死亡？
小说是一个关于谋杀和死亡的故事，是由一件谋杀案引发的复杂故事。故事的叙述方式独特而新颖，全体人员都充当了第一叙述者，生者或者死者，植物或者动物，甚至是一种颜色——红、一种物品——金币、一个抽象概念——死亡、一个宗教形象——撒旦，都在书中畅所欲言，诉说着故事的进程，也评论着故事的进程。帕慕克采用了独特的书写方式，每当一个事件发生，则不同的叙述者便站出来，把自己眼中看到的，心中想到的如同讲故事又如同自我独白一样表述出来。故事每到一个关键时刻，一个叙述者停止，则令一个叙述者接下去从自己的角度把故事连缀。帕慕克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平台，创造了一种叙事方式，不是由一个身于事外的叙述者或者一个身于事中的叙述者讲述，而是处于文本中的各个人物自由的说话。没有主讲述者，这似乎避免了一种主观的立场，也为读者提供了更大的自我判断空间。故事中的叙述者经常会用“你们看见了吧”类似的疑问语气提出问题，好像读者都是高高在上的观摩者，观赏他们演出的一场戏。运用这样的方法叙述，可以说是一种革新，然而仔细想想，却又和文本中的地域环境有特殊的关系。土耳其本就处于欧亚大陆的交接地带，是连接欧亚的纽带，在那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文化互相碰撞和交流，每一个声音都在讲话，每一个声音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每一个声音都有充分的理由，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没有别的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都发声，都公平的将自己的意见传达到读者耳中，让读者自己做出评判。这是一种创新的叙述方式，或许任何的创新叙述都是防止死亡的发生，而帕慕克对于叙述新方式的这种探索是不是也是一场抢救小说的运动？将悬疑、现代主义、实验小说等众多的因素融入，也许便是在小说叙述的绝境中寻找新的拓路、新的归属。或许也正是如此，面对死亡的叙述，才使得帕慕克如此淋漓畅快地书写，才有了如此慑人心魄的故事。
《我的名字叫红》（以下简称《红》）是一个谋杀故事，也是一个恋爱故事，两条看得见的主线在叙述者不断的交替中行进，交叉盘旋。故事的开头，陈述者是一个死人，“如今我已是一个死人，成了一具躺在井底的死尸。”一笔将叙述语境打开，将读者带入了一个死亡的环境：谁死了？谁杀死了他/她？怎样死的？因为什么原因而死？一连串的问题被引发，类似悬疑侦探小说的开场白，读者的兴趣被调动。紧接着，故事的主人公黑出场，爱情的叙述开始。谋杀，关乎细密画家们之间的斗争还有细密画法与威尼斯画派的斗争，谋杀叙述的是赤裸裸的死亡。而爱情的叙述可以称之死亡叙述吗？故事中有两对主要的爱，女主角是同一个，男主角则不同。一个是哈桑对于自己嫂子谢库瑞的爱，这显然是不被允许的禁忌之爱，也是死亡之爱，是没有出路的爱。而另一对则是黑与谢库瑞之间的爱情，同样，他们的爱也是绝境中的爱，是将要死亡却没有死亡的爱情，是如果不行动就会真正失去的爱情。当黑再一次回到故乡时，甚至连曾经恋人的脸孔都似乎忘却，他对于谢库瑞的爱本来已经死亡，或者说暂时被埋葬。女主角谢库瑞12岁的时候爱上24岁的黑，而12年后当黑再次回来时谢库瑞已经身为人母，她的丈夫参军打仗4年未归，她一直在等待，我们却无从知晓她是在等待黑或者是自己的丈夫。二者的再次相遇，四目相对，谁都明白爱情已经复活或者说从来没有死亡。而二者却面临着难以逾越的障碍。最初的麻烦，是谢库瑞无法离婚，重焕光芒的爱情头一次遭受打击；接下来的烦恼，是结婚了而无法享受婚姻的正常生活更别提什么幸福快乐，黑必须调查出杀害姨父的凶手，谢库瑞才同意和他圆房；最后，一切的调查终于使真相大白，而黑也因此成为了有残缺的人，谢库瑞形容他“右肩比左肩低，脖子始终怪异得倾斜到一边”，在幸福了26年后黑由于心脏病突发死去。他们的爱情就是如此“处于生与死、禁忌与乐园、绝望与羞耻的临界点”，一次次面临绝境又一次次复活重生。当黑流着血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谢库瑞用极大的热情爱抚并惊心动魄地将肉体和灵魂完整奉献给黑的时候，他们狂澜一般的热浪击退了死亡的阴冷，黑从死亡的边界上一步步回阳，这是对死亡的藐视和超越，是爱情与死亡的对抗和转化，这是文本内部的另外一层死亡叙述。作者一次次让书本中的人物面临死亡再一次次将其从死亡中解救出来，构成了张弛有度的叙述结构和速度，如此的死亡叙述为文本增添了无尚魅力。
二、画法之死和艺术之生
除了动人的爱情，故事中恐怕令人着迷的，还要数议论画法的精彩。《红》看起来复杂的原因，不是来自结构，而来自它浓厚的文化底蕴。故事中涉及历史的真实事件，涉及宗教信仰，带有浓郁的民族风韵。高雅先生和姨父大人的死，都是因为奥斯曼传统的细密画法与威尼斯画派的透视画法的冲突，整个故事都以画派的争斗故事为基础伸展。细密画法强调用真主的眼睛看世界，将真主看到的事物画下来，画面中的事物并不是实际成像的大小，而是按照真主对于世界划分的等级画事物的大小，神圣的则大而庄严，卑劣的则小而猥琐，画面是平面的效果；威尼斯画派则强调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采用透视法，构造一个立体的三维世界；细密画法，其精髓在于不断地模仿前辈大师的画法，连续的模仿和重复而达到熟练，一个细密画大师是不需要看到事物才作画的，事物的影响深深印入脑中，画的事物都是真主眼中完美的事物或者事物的完美状态；威尼斯画法则是写实，注重事物的特征和特殊状态，同时也注意画家的个人风格，画面融入了画家的自我意识。
这两种画法在书中画界引发了一场争斗，一面保持传统，另一面则接收。姨父大人奉命编纂一部引用威尼斯异教徒画法的绘画手稿，这无疑是挑战以奥斯曼大人为代表的传统派。而作为凶手的橄榄，他对于画法的态度是比较模糊的。他杀掉高雅先生，而高雅先生正是想要去告密，将他们秘密利用异教徒画法的消息宣传出去，看来橄榄似乎支持异教徒的画法；而姨父大人对于威尼斯画法有着疯狂的热爱，他却也将姨父大人杀死，又看似支持传统画法；而最后人们发现他是真正的凶手时候，他的一段自陈又迷惑了人们：
我们这些想靠技艺和尊严为生的细密画师，而今在伊斯坦布尔已经没有容身之处了……降低身份去模仿法兰克大师，也会缩手缩脚，不只是因为有像埃尔祖鲁姆教徒或高雅先生这些人的阻挠，更是因为我们内心不可避免的怯懦，使得我们无法走到最后……我们终究会失败……即使姨父大人的书完成了，送到威尼斯画师手中，他们看了一定会轻蔑地冷笑，而威尼斯总督也将附和他们的奚落——别无其他。他们会炒风奥斯曼人放弃了神威奥斯曼人……
看似橄榄又变成了一位完全支持传统画法的画家，而最后人们在姨父大人负责编纂的书的最后一页却发现橄榄将自己的自画像画在了本来应该安放真主安拉的中央地带。其实橄榄这种摇摆的状态即艺术方式间相互冲撞的正常状态，不止橄榄如此，其他的画师其实也都处于“摇摆”状态。细密画法与威尼斯画法两种艺术形式，用两种不同的方式观察世界，前者更多的是用心灵来看，而后者用个人的眼睛多些，和难评判到底哪一种艺术形式才是高级的，哪一种才是应该被淘汰的。艺术本就没有高级和低级之分，书的末尾，一切都风平浪静以后，似乎人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画法是不会死亡的，或者说画法的死不是消失，而是在冲撞与融合中产生更新的艺术形式并与它而共生共荣，这或许才是艺术的法则。文末谢库瑞借小儿子奥尔罕的话点明艺术的真理
一方面，能停止时间的赫拉特画师绝对化不出我（谢库瑞）的模样；但另一方面，善于描绘母与子肖像的法兰克画师，则永远停不住时间。他说，我（谢库瑞）的幸福之画无论如何都画不出来。
作者借小奥尔罕出场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像他在自己的访谈录中说的一样“我希望读者意识到，我并不相信这种冲突（东西方的冲突）。所有好的艺术都是来自不同的根和文化的东西融合的结果，我希望《我的名字叫红》正好能说明这一点。”
帕慕克的笔在生与死之间穿梭，死亡的可怕和静穆，生命的欢愉和伟大，都在书中各种声音的交错中揭示。他细密的笔触将艺术转型期人们的迷惘和彷徨细腻的写出，不仅仅人有莎翁借哈姆雷特之口道出的“to be, or not to be”的困惑，甚至艺术的发展道路也是如此。帕慕克用一种向死而生的态度书写艺术，绝境或许并不可怕，或许只有在绝境中，才更能激发生命的潜能，由此死而复生决不仅仅出现在童话中，它就是艺术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