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晨

《我的名字叫红》[1]是一场文字叙述的盛宴，由于作品内涵的丰富性、涉及知识的庞杂性、叙述角度的多样性，使得读者对其的解读千姿百态，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理解这个故事，分别从中读到侦探、爱情、宗教、艺术种种元素，可见一部成功的作品之包罗万象。其中最被重视的，恐怕也是最吸引读者的，应该是作者独树一帜的叙述方式。这种叙述的技巧性有三点最为突出，正是这三点特征使得作品可以被无限解读。

如果说读者从一开始关注的是这一场谋杀的真相，究竟是谁杀了高雅先生，继而又杀了姨夫，并把自己冠冕堂皇地包裹起来，不在任何人的怀疑眼光中泄露蛛丝马迹，那么在作者一层层的抽丝剥茧中，我们对于谋杀的真相已经十分了然，以至于已经渐渐漠然，而对于真相——小说的真相，却更加地茫然了。究竟谁是主人公？谁是叙述者？哪来的全知视角？以致谁是“红”？我们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作者的明确回答。可以说这是一次由谋杀的真相到谋杀真相的过渡——真相已经在帕慕克缜密又不露马脚的叙述中被谋杀了。

《我的名字叫红》的庞大的叙述圈套从第一章的第一句话开始：

如今我已是一个死人，成了一具躺在井底的死尸。[2]

这使读者不免被这种坦诚的欺骗吓一跳，木然看着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讲述自己如何被杀，甚至揭示出凶手是熟人的线索。读者此刻会打算随着作者一步一步推进，把凶手在最后一章揭露出来。然而作者却并不着急，在接下去的第二章，出场的人物是个带着爱情的向往刚刚回乡的男人，似乎和凶杀案并不相关，下面一章又忽而转换角度，成了一条狗的叙述，更与故事似乎脱节，使得读者几乎为谁是凶手而焦急困扰。而随即，在第四章，作者出乎意料地坦诚，在这一整部第一人称主观叙述的书中，安排了首次的凶手自述，仿佛故意给人破案的启示。在惊讶之余，读者恐怕在作者的默许下个个都充满了破案的信心，于是在字里行间考察凶手的蛛丝马迹成了留给读者的艰巨工作。随即在前两章的延宕之后，侦探故事继续。读者或许设想能像读一般侦探小说一样早早在心里有一个轮廓，却在凶手不露痕迹的对犯罪现场的讲述中迷失方向，并在猜想中不断往回查找，企图在刚才没加注意的前两章中得到暗示。然而一切徒劳，读者马上就会被扑面而来的人事纠葛、绘画术语以及纷繁线索所充斥，仍无法理出一点头绪。

接下来便是数十章布满迷雾的多角度第一人称叙述，其间一一展示在读者面前的角色包括黑、黑的画师姨夫、黑的情人谢库瑞、布贩媒人艾斯特、奥斯曼大师及其三个画师鹳鸟、蝴蝶和橄榄等人，人物设置可以说并不复杂，人物之间关系也清晰明白，但作者却把这些简单的元素相互穿插，通过叙述者的不断变化，以及画上物如金币、马、树、女人、苦行僧、死亡、撒旦等的插入（这些元素也构成自成视角的叙述，并对故事情节有一定推动，对顺畅阅读有很大干扰），把整个故事变成了一个多线并存，时空交错的叙事迷宫，另外还有一些至关重要的、却并没有单独设置章节而是通过其他人的第一人称叙述道出的人物，如谢库瑞的前夫及其弟哈桑（谢库瑞的追求者）、姨夫的女仆哈莉叶、谢库瑞的两个儿子奥尔罕和谢夫盖（奥尔罕在第六章单独成章，恐怕是作者有意安排）。这些人物加强了故事的立体性，使得整部书并不是简单的侦探故事或爱情故事，也给了文本叙述无限的可能性。

作者正是精心安排了这种第一人称为叙述者的叙述方式——虽然是第一人称，但每个第一人称所代表的人物都不一样。每一章都是每个不同的人的主观叙述。当然，一旦涉及主观二字，可信性就立刻成为一个值得怀疑的话题，这是此类“超距的叙述”所必然产生的信任度问题。于是，在各个章节的冷静叙述中，作者操控了所有发言人的叙述权力，在转换中显得游刃有余，使得整部书并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人公，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缺陷，每个形象都并不完满，作者并没有刻意去制造一个可依赖的英雄形象，黑有黑不讨人喜欢的地方。这样的设计显出，虽则是一种由当事者自行叙述的自由叙述方式，但起到的作用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首先每个人都有粉饰、夸大的可能，若我们默认他们都是可信的，则会出现相互矛盾，于是他们中必有隐含的叙述，这使得现实真相不得而知；同时，他们相互之间的叙述又互为佐证，建构起一种可信的叙事过程，这种从始至终的印证又构成了客观效果，每个人的形象呼之欲出。这种技法运用之成熟，可以从作者安排了凶手作为凶手的叙述和凶手作为橄榄的叙述两种叙述看出。若非自然顺畅操控两种语言体系，很容易露出案情的蛛丝马迹。

通过对同一细节的重复描写，作者也把“众多视角的主观叙述”发挥到极致。以霍斯陆与席琳的故事为例，书中出现这个故事很多次，且在不同的叙述者口中几乎都有提到——黑与谢库瑞、艾斯特、姨夫、奥斯曼大师、细密画家们，甚至在非人物的叙述视角中亦有涉及。然而在不同的叙述主体那里，通过这个故事所要表现的意思并不相同：首次提到这个故事细节的是凶手，它在第四章便讲了霍斯陆与席琳的故事，用以阐释细密画大师的风格问题；而后姨夫借此说明黑跟随自己学画；黑和谢库瑞以及艾斯特是为了点明两人的爱情，以霍斯陆来到席琳窗下与她相会、美丽的席琳凝视着英俊的霍斯陆的画像而坠入情网这两个细节说明二人相爱笃深，通过霍斯陆和席琳的爱情喻两人之爱情。而细密画师以及奥斯曼大师则是以学术的眼光看这些爱情画作，通过画面的布局、色彩的设置来讲解他们的艺术理念。由此可见，众多视角的主观叙述可以将同一题材反复利用，却每次都有其不同之处，每次细节的出现都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上文已经提到，全书中除了有主要人物黑、谢库瑞、姨夫、奥斯曼大师等的叙述，还不时地插入一些非人物的主观叙述，例如一棵树、一条狗、一枚金币。事实上，作品中曾试图对这些叙述角度做出解释——无论是动物、植物、还是撒旦、死亡、红这些非生物，都是小咖啡馆中的挂画，说书人以其口吻讲述故事。

在这些章节中有非常有意思的部分：首先从形式上，这些属于画的一部分的成分本身具有讲述故事的能力，这就是一种新奇的体验，让我们看到除了人物叙述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另外，有趣的是，这些非人物的叙述大多会采取一种近乎民间文学的讲述方式，它们或用粗俗口语讲述，或采用大故事套小故事的结构，非常符合小咖啡馆说书人的立场，在整部严肃、冷静叙述的小说中显得颇有特色，无疑是起到了一种缓解行文紧张的作用，使得全书雅俗穿插，很有趣味；当然，它们所起到的作用绝不仅限于此，除了调节行文节奏，这些部分担当起了阐释观点的作用——全书的许多艺术、宗教看法，除了被熟知它们的学者（细密画家们）揭示出来，更被这些细密画本身所揭示，且这种解释方式显然更容易被读者所接受，就像在小咖啡馆中的观众会轻易接受一样。普遍理解是：帕慕克有关爱情与谋杀的布局其实都是为了阐发他的艺术理念，对细密画以及伊斯坦布尔的发自内心的异乎寻常的爱。这种理念在他精致的笔下通过一棵树、一只狗、一块金币等的自述表现出来，它们的出场都是“我”，仿佛你就是它们最可亲近也最信任的人，它们在自述或述他的过程中，不断地提示着你去关注谋杀事件的进展，留意黑与谢库瑞的爱情，吸收作者对细密画的见解。这是一种最易打动人也最能俘获人心的表述方式。此外，这些别样的叙述角度还会引发读者的联想——与整部书遗落的最后一幅画相连，很可能是这幅画上的每一个部分都在争先恐后地发言，讲解自己的身份问题。此时，就拉伸了整个故事发生的时空感，仿佛是经多年战乱的纷飞的画卷重新在书中汇集，借咖啡馆说唱艺人的口，讲述自己的历史，而这是一部和在它们的叙述之外的历史同时发生的历史，甚至比其还早。这造成了一种时空的交错感，增强了故事的神秘多义性。直至最后小咖啡馆的被毁，象征着画作历史的失落，令人不禁唏嘘心痛。

说到非人物角度的叙述，就不得不说到“红”。这是一个非常神秘的角度。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被作者设置为题目，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全书的关键。在众多叙述者的身份中，作者选择了“红”的视角，在未翻开书目的初始，就向读者宣称——《我的名字叫红》。而作为书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章节，“我的名字叫红”却被安排到了第225页才出现，成为第31章，在共59章的小说中，排在中间甚至偏后的位置。这是一种匪夷所思的安排，呼唤着读者思考“红”的真实身份——它究竟是谁或者是什么？它是否暗指凶手橄榄？又为何与叙述上的相对主人公“黑”形成“红与黑”的对照（只有红和黑的叙述采用“我的名字叫……”的格式为题）？抑或者它指的仅仅是一种颜色？还是它有什么别的深意？在这些猜测中，只有作者的叙述能给我们些许提示。在“我的名字叫红”这一章节中，通篇是“红”人物化的自述，它是一个如此活泼的存在，用自己生动又得意的语气讲述它的无所不在，宣称自己在各种画作上充当最重要的角色，渲染最活泼的色彩。它如此形容自己：

我身为红色有多么的幸福！我炙热、强壮。我知道人们都在注意我，我也知道没人能够抗拒我。[3]

在这样骄傲的叙述语言中，我们或许能参悟出一些作者的企图：作为一部书写西方对东方强大入侵的作品，《我的名字叫红》用艺术的死亡来表现整个奥斯曼的衰败。而“红”这个充满活力的叙述主体，表现出自己作为新生事物代表的强大生命力，个人理解它代表为了完成这次“代替”而付出的鲜血，又同时标志着一次重生与新生——如此，在整个宏大主旨的意义上，作者选取了“红”作为整部小说的题目，以说明自己小说的终极含义并非在谋杀或是爱情，而是细密画作以及其背后掩藏的替代与重生，正如“红”自己所说：

生命从我开始，又回归于我。[4]

而安排在书的中间，恐怕恰恰是因为此处最适宜表达他的主题：谋杀故事和爱情故事都发展到一定程度，读者已经从中发掘出一些更深层的主题传达——从各种角度来说都为“红”此刻的出现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们可以想象若开篇便是“红”的叙述，读者自然很难进入，不容易被吸引，且很容易忽视这样味趣索然的章节。而在书中间，则使得读者已经做好了接受“红”的阐释的准备，在传达主题上，相对来讲显然会更轻而易举。而在“红”的讲述中，我们深深感觉到，正如它所说的：

仿佛我正命令这个世界：“变红！”而世界也就真的变成了我的血红色。没错，那些看不见的人会否认，然而事实却是，到处都有我的存在。[5]

书中描写的整个奥斯曼世界正在“变红”、变强壮、变炙热，这是一种不被人意识到、不被人承认肯定，但却最不能抵挡的改变。是通过细密画师之间的争斗所牵连出的宏大变化。“红”的确无处不在，它静静却高调地贯穿全书，这一整部书都是它的传记，自然应该取名为《我的名字叫红》。

《红》作为一部包罗万象的小说，并不仅限于任何一种题材，若读者希望从中看到任何一个故事完整的来龙去脉，都是徒劳的。例如在一番读者与作者的智慧争斗之后，凶手终于逐渐显形，虽然一开始便限定范围，在三个画师里面找，却并未减小查案的难度，整个过程扑朔迷离又异常艰辛。然而到了水落石出的那一刻，作者却突然颠覆——千辛万苦寻来的凶手脱离法网，眼看要逃之夭夭，此刻哈桑突然出现并出于误会杀了凶手：

他挥舞着一把泛着奇异红光的闪亮宝剑，暗示他有许多恩怨必须跟我算账……我多么想说：“求求你，住手。”

可是他已经出手了。……

布包飞了出去。一气呵成，动作流畅而毫无窒碍。长剑首先砍断了我的手，接着贯穿我的脖子，切下了我的脑袋。[6]

一个狡猾掩盖真相一部书之久的凶手立毙当场，没有丝毫挣扎，他的故事也到此为止。由此很多读者对作者如此浅显简陋的安排深感不满，大家认为作为整部书的重要人物之一，智慧如橄榄，不应如此不费周折地被杀掉。但这样的叙述安排很可能是作者刻意为之，为的是减弱整部书作为侦探故事的诡秘性，凸显文本解读的多重性。费心掩盖事实的凶手在真正的凶杀面前并不强大，而一剑杀掉他的也并不是贯穿始终的人们期待中的英雄（黑），而是另一个根本不知道这其中纠葛的游离于争斗之外的难缠的人（哈桑）。这使得作者精心营造的这个侦探故事结局有些突兀，却在情理之中地延续着——爱情故事还没有结束。解决了疑案的黑终于得到了谢库瑞，两个相爱的人名正言顺地结合。这种漠然的处理使得一心把《红》当作侦探故事的读者感到失落，却很恰当地表现出了题材的驳杂与不被限制性。有很多读者反映，在阅读时并不十分关注凶手到底是谁，或者说不管是谁对全书的叙述都没有干扰性。有人认为这说明了《红》作为侦探小说的失败，但既然帕慕克的主旨并不在于此，这种颠覆就恐怕不应该被看做是一种失败，反而是一部宏伟、庞大的小说的成功。

而书的最后，只在最后一页上，作者为他整部书的叙述补充了一个有力而使人莞尔一笑的细节——谢库瑞自述把整个故事告诉了小儿子奥尔罕，希望其把故事写下来。并评价其：

为了让故事好看并打动人心，没有任何谎言奥尔罕不敢说出口。[7]

只这最后一页，使得整个故事有了一个看似圆满的解释，所有的叙述与作者奥尔罕·帕慕克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并为其或许会有偏颇回护的笔法做出了明示，叙述中作者对黑的散漫的夸张、对谢库瑞美丽的着墨都有了合理解释的契机，整本书由此忽然活泼起来，成了一次调皮的、关于家事的讲述。这种看似以此把严肃叙述消解的做法，很容易引起读者的理解和认同，同时也在读者心中引发出疑问——作为小说人物的孩子奥尔罕如何知道一些连谢库瑞也不可能了解到的细节，比如高雅先生在死的时候经历的一切，或是艾斯特背着谢库瑞做的事情，虽则谢库瑞是一个贯穿全文并至关重要的线索人物，但毕竟她并不具备全知视角，那么那些出色的人物心理描写、关于绘画的广博的知识就只得归功于小说家奥尔罕了。这种颠覆又是作者的一大成就，初看来如此一解释是把小说的客观严肃性消解了，所有的关于凶杀、宗教等的宏大题材忽然归于孩子的视角，但仔细读来，又否定了孩子奥尔罕的叙述可能性。如此小说人物奥尔罕和小说作者奥尔罕就在读者一番推敲之中若即若离，这无疑增加了《红》作为流行小说的趣味性，也增加了其作为严肃小说的哲思性。应该说好的小说应该具有能吸引读者做出推敲、给出不同解读的能力，《红》的敢于自我颠覆、自我解构，实在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尝试。

把整个画派衰败、被取代的无可挽回的历史，通过这样一个融合了侦探、爱情等众多元素的故事伸展开来，简直是一个天才的壮举，这当然也是必须得到妥善的全面的安排的，否则整个故事将会显得杂乱无章。而如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我的名字叫红》，文笔冷静而细腻，虽则纷繁复杂，但却有条不紊，不得不说是作者精心设计的结果。这种设计必得通过特殊的书写方式达到，而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帕慕克式的天才叙述，由众多视角的主观叙述、非人物的叙述视角插入、对故事体系的自我颠覆的特征组成，不仅使得书本身具有无限解读的可能，更为当代的文学创作创造了新的无限可能性，应该说是整个东方文学史上的骄傲。就像小说一开篇讲述了一个死亡的故事一样，整本书就是一次向死的叙述，关于死亡和谋杀的写作，要面向死亡才能写作。于是小说似乎就处于一种将死的状态，作者必须用多种手法让小说得以起死回生。由此，这篇“越界”的小说，融合了现代主义、实验小说、博尔赫斯式的智性小说、大众读物的悬疑小说等众多因素，就像是一场拯救小说的运动。正是因为意识到要去死，叙述上才能不死，形成了写作虚无的辩证法。这种多样新奇的叙述方式，莫不是给当代小说写作打了一针强心针？

[1] 以下简称为《红》。

[2]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我的名字叫红》，沈志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

[3]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我的名字叫红》，沈志兴译，第226页。

[4]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我的名字叫红》，沈志兴译，第226页。

[5] 同上，第228页。

[6] 同上，第490页。

[7]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我的名字叫红》，沈志兴译，第5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