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晓静

《我的名字叫红》是土耳其作家柏慕克200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该书开篇即以“死”的叙述开始，并且以“我是一个死人”开篇：“如今我已是一个死人，成了一具躺在井底的死尸。”所以这是一次关于死亡与谋杀的写作。作为世界庇护的苏丹命令秘密制作一本书，是一本穆斯林第一千年历史的书，里面有最珍贵最重要表现力（为了彰显伊斯兰的实力以及奥斯曼王朝的强势）的十幅插图，其中有一幅是苏丹国王的画像，这次制作的书将会成为与威尼斯的外交赠礼，同时在过程中其中插画家之一的姨父采用了法兰克的透视法以求威尼斯总督渴望与苏丹建立友好关系。而引发这次谋杀的主要是赫拉特前辈大师与法兰克大师风格的冲突，参与制作的细密画家之一橄榄杀死了镀金师高雅先生，因为他阻止姨父向法兰克画家学习，后来橄榄又杀死了姨父，那是因为不能容忍他因个人虚荣而给细密画带去冲击。橄榄最后在姨父家偷来的苏丹陛下肖像位置上置换了自己的肖像。死亡的背后隐含着一个骇人的阴谋，“极有可能瓦解我们的宗教，传统，以及世界观。”这正好印证了柏慕克瑞典文学院在颁奖公告中说，柏慕克“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显示的是一种文化冲突的悲剧，将各自的绘画价值都撕毁给人看。

《我的名字是红》写出了一种生活，一种献身于艺术的悲剧性生活。在我看来，这种悲剧性是以苏丹陛下所承载的权力体系有关，那里存在着一种权力的建构统治，细密画家正是由于服从苏丹制作插图而面临绘画方式的抉择。除此之外，也当与安拉有着密切关系。如果画家拥有了自己的签名，彰显了个性，是需要被刺瞎的，按照安拉的旨意而绘画出属于安拉创造的时间万物。在他们看来，使用异教手法如法兰克是一种罪恶，犯了亵渎罪。法兰克挑战了安拉的世界，挑战了伊斯坦布尔人们的宗教信仰，画中的马：“他们试图描绘真主眼中的世界，而不是他们亲眼看见的世界。细密作家们在其统治下，丧失了个人的生活体验，在黑受到酷刑试探时“黑被恐惧哭喊与尝试性的拷问弄得筋疲力尽，伤心不已 ”，高雅先生与姨父更为此而失去自己体验生命的权力。

其实，“究竟要依循赫拉特前辈大师还是法兰克大师的风格，这个导致细密画家们争论不休及疑难困惑的冲突，始终没有得出什么结论。因为绘画被彻底地遗弃了，画家们画得既不像东方也不像西方。细密作家们也没有因此而愤怒或鼓噪，反倒像任命屈服于疾病的老人，带着卑微的爱上和顺从，慢慢接受了眼前的情势 ”，一切都总归平静，波澜壮阔的冲突过后是涟漪荡漾的平静，甚至你会认为那些冲突是可笑的，“红”一直在窃笑。

“红”究竟是什么？诡异的却是在全书以59节第一人称叙述的过程中，“我的名字叫红”只占了其中一节。它代表的仅仅是一种颜色吗？不。“颜色不是被知道的，而是被感觉的”，我认为，“红”代表的是一种生命的热忱，人出生时获得“红”的生命力，在离开人世间时，也触碰了红，这种生生不息的循环只有人在死后，才明白原来往往“红”是一种抹除任何界限的缝合体，姨父在死了之后说：“东方与西方”皆属于“红”。而那些细密画家之间的种种冲突是没有必要的，甚至于橄榄为了自身的一些风格的彰显而杀害了姨父和高雅先生（红），明知法兰克是异端却抵挡不了异端的诱惑，也是没有必要的。画坊总监奥斯曼说：“更荒唐的是，他们竟然为了这种垃圾而自相残杀。”在他眼中，赫拉特前辈大师的精致高深的绘画作品才是具有永恒价值的，这与姨父运用法兰克透视法应当是没有冲突的。“生命从我开始，又回归于我”正是“红”的意义所在。

另外，有意思的是，本书以59节各自不同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我是一个死人”、“我，谢库瑞”、“我的名字是黑”、“我是你们的姨父”……）为读者全方位地描述伊斯坦布尔的生活，描述了赫拉特前辈大师与法兰克大师风格冲突所引发的谋杀，描述谢库瑞与黑及哈桑的爱情故事，描述姨父与工人哈莉叶不为人知的苟且关系，描述生者与死者的自白……这种第一人称叙述方式，彰显了“我”的美学特质：距离控制。距离控制一方面透过“我”的自白让读者更了解人物的心理思想，另一方面则与读者进行对话，以本书几个例子说明：谢库瑞在得知父亲死去时，对着读者作了这样的表述：“听着，从你们闭嘴不语和冷血无情的反应看来，我想你们早已知道房里发生的事情了”，读者在文本“接受”的同时也与谢库瑞产生了对话，“甚至你们以为我对你们隐瞒了什么，别不承认了，唉！我真是可怜哪！我是那么的不幸。”这种距离控制使读者与叙述者进行对话，形成互动的关系。

最吸引我的是谢库瑞：本书的女主角，以“我，谢库瑞”作为叙述者出现了八次，仅次于十二次的“我的名字是黑”。在我看来，谢库瑞更引起我注意乃是她坚韧不拔地爱护疼惜两个儿子：奥尔罕和谢夫盖，在与哈桑及黑的爱情中努力地生活，我感受到的是她对生活的热忱！虽然父亲因为绘画的事而被杀害，但她能冷静地面对处理面前的生活，当回忆起父亲时：“我记得我在父亲的怀里是那么的开心，紧紧搂着父亲，闻者彼此的气味”，感受到她揪心地承受着失亲之痛。然而，她认为真正的目标是快乐，透过“爱”来实践，事实上，“我们并不在幸福的图画里寻找微笑，相反，我们在生活中寻觅快乐”，所以，谢库瑞是独立于赫拉特前辈大师于法兰克大师风格冲突之外真正懂得生活的人。她希望有人为她画一幅“我自己的画像”和成为两个孩子母亲的“一幅幸福之画”，谢库瑞已经用她的生活实践了这两幅真正的画！

《我的名字叫红》这本书难以全面深入理解，它所涵盖承载的文化内涵太厚重，也只有留待日后多花时间再慢慢琢磨、品味及作更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