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倩

《伊斯坦布尔》——一部用城市的名字命名的作品，如果没有看到出版商似乎为寻找商业卖点在书封上赫然标明的 “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罕·帕慕克自传性作品”的话，我恐怕不会认为这是一部个人传记。就像我们无法想象用“北京”两个字命名的一本书是某个人的传记，哪怕他是老舍或者王朔。这并不是我以“貌”（书名）取人，而是在一气呵成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分明感受到的是伊斯坦布尔的帝国斜阳，而不是帕慕克的天才成长史。

可是它的作者毕竟是帕慕克，他那纤细得要命的神经感受到的是自己“灵魂注入了城市的街道，如今仍住在其中”，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他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

如果读过帕慕克的其他作品，你一定会明白，伊斯坦布尔对于帕慕克来说意味着什么。在我有限的知识储藏库里，我已经找不到第二个作家像帕慕克一样，用他所有的作品来诠释对一个城市或言国家的哀伤，即使是帕慕克的个人传记，亦或推理小说，而且都是如此哀婉深沉。莫言说：“先有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然后才有了帕慕克的小说”。我无法想象脱离了伊斯坦布尔的帕慕克是不是还会成长为这样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家，帕慕克家族往日的荣光，与伊斯坦布尔往日的荣光缠绕在一起，两种失落与哀伤盘根错节地纠葛着。这是一个命中注定的个人与城市的悲情传奇，一如这本书的灰白色封面一样。

在这篇文章里，我想用几个关键词串联起我对《伊斯坦布尔》这本书的阅读感受。这些关键词都是在书里反复重现的意象，一如帕慕克诗意却又极具凋零感的语言，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诉说这个城市的忧伤一样。

“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与交错”

2006年10月12日下午1点，瑞典学院秘书长霍雷斯·恩达尔像往年一样走出自己的办公室，穿过甬道，进入演讲厅，面对等候在那里的众多记者宣布：本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因为：“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

伊斯坦布尔是典型的双重性城市，它位于欧亚大陆的分界线上，在这里，不仅历史与现实相重叠，欧洲与亚洲、西方和东方的文化也难分难解。作为欧亚大陆分隔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也是帕慕克的心灵地标，这是分隔亦是融合的象征：文明会改变，城市会改变，但博斯普鲁斯不会变，它在同时拥抱欧亚大陆。而博斯普鲁斯海峡成为他的命运之海，“生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帕慕克在书中写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随时都能漫步在博斯普鲁斯沿岸。”

伊斯坦布尔曾经是历史上的东罗马，辉煌的奥斯曼帝国，但随之而来的是帕慕克及其家人亲眼目睹的整个帝国的衰微和覆灭，以及土耳其凯末尔当政之时在奥斯曼帝国废墟上创建的崭新的土耳其，一种全盘西化的土耳其文化。全面认同西方，于是被一些伊斯兰国家攻击为“亵渎神明”；而在西方眼里，土耳其从来就不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众所周知，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愿想一直就没有实现。“欧洲对于土耳其来说是一个非常敏感脆弱的话题。我们站在门口，充满希望和善意却忐忑不安地敲打着你们的大门，期待着你们能批准我们的加入。我和其他土耳其人一样怀着热切的希望，但是我们都有种‘沉默的耻辱感’。土耳其敲打着欧洲的大门，我们等了又等，欧洲向我们许愿后又忘记了我们。”这种“沉默的耻辱感”使帕慕克不断地回到他故乡的灵魂中，不倦地聆听和表达对往昔岁月的追随。帕慕克一直努力寻找的就是在东西方文明冲突与交错中的自我认同与城市认同。诺贝尔文学奖近年来似乎也颇为青睐这样具有文化交叉和文化杂合背景的作家，譬如奈保尔。

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在伊斯坦布尔显而易见。帕慕克几乎是最后一批看见奥斯曼帝国的雅骊、宅邸、破木屋彻底被焚毁的人。“在我们急于让伊斯坦布尔画虎类犬地模仿西方城市时突然毁灭，我们感到内疚、失落、妒忌。”帕慕克之所以迷恋奥斯曼的辉煌过往，是因为在那样的年代与那样的城市里，伊斯坦布尔是纯粹的，可以清晰地感知到她的状貌与灵魂。可是如今的伊斯坦布尔更多是“黑白照片”、“墙面剥落的建筑”、“凋敝的城市”、“幽灵在照片的黑暗处望向你我，再从它空旷的胸腔里发出一声空洞的叹息…… ”这些都属于帕慕克的童年记忆，衰败的历史从他的童年时期就已经酝酿。

书中贯穿始终感受到的是彻骨的凄凉，伊斯坦布尔的一切都渐次在眼前消亡，那是属于这座城市的记忆。与其说帕慕克是在关注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不如说他在关注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关注这个城市的命运。“我不愿抱怨，我接受我出生的城市犹如接受我的身体。这是我的命运，争论毫无意义。这本书的内容是关于命运……”所以，伴随伊斯坦布尔衰败的是作家观看更潦倒、更破落、更凄惨的伊斯坦布尔，使他忘掉了自己的痛苦。“我多么渴望属于这片诗意的骚扰！”这不是一种无奈的自我认同，而是帕慕克看到仅属于伊斯坦布尔的特质，一种废墟上的被帕慕克称作“呼愁”的东西，他选择了拥抱“呼愁”。

“呼愁”

帕慕克生于一个日渐没落的家族，家门外是一个日渐没落的城市。这是一个命中注定的哀伤，也是在这本书中始终存在的哀伤的基调，帕慕克称之为“huzn”或“hazen”，译者何佩桦将其翻译为“呼愁”，这是土耳其语“忧伤”的音译，借用了宋诗元曲，算是兼顾其义。宋代陆游有“一窗残日呼愁起，袅袅江城咽暮笳”之句。

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我想说明的是伊斯坦布尔整座城市的“呼愁”。用帕慕克自己的说法，“呼愁”作为一种混乱、朦胧的忧伤，“它带给我们安慰，柔化景色，就像冬日里茶壶冒出蒸气时凝结在窗上的水珠”。帕慕克笔下的呼愁已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成为上百万人的群体忧伤，充斥于街道、房屋、树木、空气，还有人们的头脑当中。

在伊斯坦布尔，呼愁无处不在，笼罩于城市街头和人们身心。究其来源，呼愁是伊斯坦布尔这座古老、伟大、衰败的城市那挥之不去的“帝国斜阳的忧伤”。于是，伊斯坦布尔的集体忧伤，内化为个人心灵的呼愁。伊斯坦布尔的呼愁，不仅来自昔日的辉煌，如今的寥落，更来自对一种在东、西方的挤压下产生的挣扎。位于东西方这种地缘政治的威压之下，伊斯坦布尔人的忧虑与恐惧经过长时期的积淀，演变成了随时随处都在释放的忧伤。“倘若是冬季，嘉拉塔桥上的每一位路人都会身着同样苍白、单调、黯淡的衣服。我这个时代的伊斯坦布尔人规避他们富庶傲岸的祖先所喜爱的明丽的红色、绿色和橙色……他们似乎在说，在一个黑白的城市里，你只能这么穿戴；面对一个衰颓已近150年的城市，你必须这么哀悼。”对于衰落的文明，很难再找到比这更沉痛的文字。

如果你阅读了这本书，你会在帕慕克的节奏中感受到随处可以拾见的忧愁。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本身是一本忧伤之书。帕慕克在扉页上就引用别人的话作为题词：美景之美，在其忧伤。忧伤是这部回忆录的主旋律，它贯穿了全书……但是“呼愁”可以是阴暗的情绪，让人陷落在忧伤之中，却也可以是创造性的情绪，带领人进入诗意的人生氛围。“‘呼愁’让伊斯坦布尔人不把挫败与贫穷看作历史终点，而是早在他们出生前已选定的光荣起点。”在整本书的结尾处，帕慕克这样写道：“我慢慢懂得，我爱伊斯坦布尔，在于她的废墟，她的呼愁，她曾经拥有而失去的荣耀。”于是，呼愁成为伊斯坦布尔的一种独特的文化表征，浸入伊斯坦布尔的身体与血液中，因为呼愁，伊斯坦布尔才成为今天的样子。因为所谓的西方式的生活几乎是以极度的缺乏灵魂与矫揉造作为代价的，而拥有呼愁的伊斯坦布尔才是帕慕克一直未曾离去的那座带有回忆的城市。

“另一个奥尔罕”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便相信我的世界存在一些我看不见的东西：在伊斯坦布尔街头的某个地方，在一栋跟我们家相似的房子里，住着另一个奥尔罕，几乎是我的孪生兄弟，甚至我的分身。”帕慕克用这样极具苏菲神秘主义特征的文字开头，有着《我的名字叫红》的开篇：“我是一个死人，是井底的一具尸体”虽不同但同样令读者震惊的效果。

书中还有这样的描述：小时候，帕慕克的父母常常吵架，于是小帕慕克就会自己做起一种“消失游戏”，他会坐在母亲的换衣桌上，摇动着三面镜子，直到“奥尔罕反射出奥尔罕反射出奥尔罕”，无穷的反射出现。后来帕慕克发现可以把这种游戏运用到小说写作中去。的确，阅读他的小说就可以发现里面存在了无数的叙述者帕慕克。于是另一个奥尔罕就在《伊斯坦布尔》这一文本中不断出现。

“我幻想跟另一栋房子里的奥尔罕交换位置，我渴望另一种生活。”

“至于住在伊斯坦布尔另一栋房子里的另一个快乐的奥尔罕，在我的想象中，宗教并未对他造成任何不安。每当厌倦了宗教内疚感，我便想找到这个奥尔罕，知道他不会浪费时间想这些事，宁可去看电影。”

“跟另一个奥尔罕见面，逃往我的第二个世界。”

“我深切地渴望灾难、大火，另一个城市，另一个奥尔罕。”

帕慕克有一个他生活的想象的世界，在他的自我言说中，之所以他不曾有过离开伊斯坦布尔的想法，是因为他发现自己是那种可以永远穿同一套衣服、吃同一种食物，一百年也不会厌烦的那种人，只要能在个人的想象世界中构梦狂想就已足够。这样说来，另一个房子里的另一个奥尔罕是他想象世界中的一个重要的元素。所谓“分身”就演变成一个自我“他者化”的过程，在我的理解中，另一个奥尔罕是帕慕克可以赖以追寻的精神慰藉。帕慕克借此得以体验虚拟化的另一个自我，体验另一种可能的生存。因为在日渐残败的土耳其，帕慕克不断的生活与精神探寻本身就一直是在体验不同的生存可能。可是，眼下生存体验让帕慕克感觉到城市的忧伤正在渗入他的身体，却从未在他的心里闪现过希望。

“西方人的眼光”

帕慕克关注作家眼中的伊斯坦布尔，尤其是西方作家视野下的这座城市，于是《伊斯坦布尔》在不断重复着的是西方的作家如何展现伊斯坦布尔的图景。

我们说，外人看一座城市的时候，感兴趣的是异国情调或美景，而对当地人来说，它始终掺杂着回忆。可是帕慕克希望看到来自西方的视角：“我的城市在西方人眼中是什么样子，我关心西方人如何看待我们的城市。”

帕慕克终究不是那种固步自封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接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他和父亲一起读托马斯·曼、卡夫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对欧洲的兴趣不仅仅来自于一个西化的家庭，而且还来自欧美文化最主要的基础——小说。他对西方的态度是复杂的，他想在融合东西方于一体的伊斯坦布尔找到一种平衡。在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中，西化的魅力以及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兴起，使得他与西方“眼光”之间的爱恨关系也更加错综复杂。值得深思的是，帕慕克的叙述语调几乎是在东方与西方之间旋转游移。美国作家理查德·伊德尔在《纽约时报书评》的一段话可以看成是对帕慕克的画像：“帕慕克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他的书里有最辉煌也最撼人的内在东西方战争，他的书本中溢满了无限的圣洁与罪恶。”

虽则有“战争”，但对于西方“眼光”， 帕慕克明显表现出了宽容。“伊斯坦布尔最伟大的美德，在其居民有本事通过西方和东方的眼睛来看城市”，然而其间占主导地位的毕竟是西方的眼睛。帕慕克一方面提醒自己警惕西方观察者“太过分”的评价，另一方面则依旧断言“一个城市的性格就在于它‘太过分’的方式，一个旁观者可能对某些细节过分关注而歪曲事实，但往往也是这些细节定义了城市的性格”。于是在书中分明看到的是，一二百年以来，西方作家尤其是法国作家福楼拜、纪德、奈瓦尔、戈蒂耶，都曾经在伊斯坦布尔留下过自己漫游的足迹。如果说1843年带着忧伤来到东方，“令人觉得他将在伊斯坦布尔找到忧伤”的法国诗人奈瓦尔只在尼罗河岸看到“忧伤的黑色太阳”，那么，随后奈瓦尔中学时代的朋友，身为记者、诗人和小说家的戈蒂耶则“忧伤地走过”伊斯坦布尔的贫困城区，“在脏乱之中发现了忧伤之美”。当帕慕克集中阅读诸如戈蒂耶这类西方作家对伊城的描述的时候，他发现这种“废墟的忧伤”的审美情调其实正是被西方人最早的观察和描述所奠定的。而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赐予的文学灵感惟有西方作家以文字表达，却缺失了来自伊斯坦布尔自己的声音。

“我要成为作家”，全书结尾处的一句话，似乎是帕慕克的一声呐喊。用文字捕捉这个城市，应该是他最想做的。他也确实做到了。

以上是我着力评介的几点在《伊斯坦布尔》中较为集中的意象，事实上这样的意象还有很多，譬如黑白世界、譬如我的家庭、譬如我与画画等等，不再一一列举。最后我想谈一点我的阅读感受：当我第一遍读《伊斯坦布尔》的时候，能很轻易地捕捉到这个城市的衰败凋零所营造的凄凉，呼愁、忧伤、哀愁这样的同义等位词语是随着城市的命运以及作家的命运贯穿始终的，哀伤是淡淡的，如丝般涌现的。这是一种情感的契合。而当我再次翻阅这本书的时候，哀情依旧，帕慕克笔力的深邃更让我感慨良深。整本书就是一座互文的巨大磁场，虽则语词偶有重复，可却并不繁复，阅读中我是不断向前翻书的过程，就是因为几乎所有重要的叙述在前文都有所隐喻。《伊斯坦布尔》是我所看过的帕慕克的作品中颇为喜欢的一部，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为书中的感情所牵动，或者说，他帮助我勾勒出了一个未曾去过的伊斯坦布尔的城市图景。我会想到北京，想到不断现代代的中国城市，那些古老的遗迹不也在被驱策着重蹈同样的悲剧吗，但却从未诞生一个帕慕克帮助我们感时伤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