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笑飞

帕慕克的作品是忧伤的。这是一种看似不露痕迹，实则沉重、凝滞的忧伤。这种忧伤，在《黑书》、《新人生》、《我的名字叫红》的字里行间，或深或浅都有流露，有时还饰以犀利、幽默、反讽甚至自嘲的外衣。而他的长篇回忆录《伊斯坦布尔》和散文集《别样色彩》，更是集中体现了他的这一特点。帕慕克似乎对之迷恋之极，它使他领略到近乎残忍的美感，并由此体味到真实的存在。一旦忧伤消失，他就会失去重心、陷入空虚。在《伊斯坦布尔》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词汇反复出现：“忧伤的喜悦”、“甜美的忧伤”、“笼罩在家中的灾难气氛确实令我甘之如怡”等等，而属于集体记忆的“呼愁”则早已融入了帕慕克的每个细胞。它伴随其成长、成熟。同样，在《别样色彩》中，帕慕克常对自己的忧伤不加遮掩，他说“如果我可以这么和衣躺下，一个人欣然自得地品味沮丧、痛苦和不幸的人生，该有多好。没有什么比面对面审视你自己的悲惨和痛楚更让人高兴的事了。没有什么比独处更让人高兴的事了。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渐渐听不到内心的这种声音了。这才是最糟糕的，因为这时我是孤独的、被遗弃在喧嚣的街道上的。”
由此，我们可以推想，帕慕克的忧伤多少成了他难以摆脱，甚至赖以生存的一种情绪。如果没有这种情绪，对他来说，那是最糟的时刻。他的忧伤有产生的集体和个体因素。我的感觉是，帕慕克的忧伤首先来自于“失落的集体记忆”。记忆是帕慕克赖以宣达忧伤的第一要素。而它的丧失则是其忧伤的重要源头。二者相辅相成。在他看来，记忆是珍贵的财富。而“集体记忆，是最可珍贵的财富”。但帕慕克出生、生长的年代，正是整个土耳其在轰轰烈烈的西化进程中不断抹杀回忆、抹杀民族特色的年代。土耳其自1923年建立共和国以来，全面推行西化政策，在政治上，实行政教分离，在经济上推行资本主义体制，在语言文化上，取消过去土耳其语的阿拉伯字母，代之以拉丁字母。这些西化进程，几乎一夜之间就给土耳其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变，给他们的心灵带来了长久难以适应的错位和迷乱。在《新人生》中，帕慕克说“这个人随着东渐的西风，带着一种叫做遗忘的瘟疫，腐化人心，迫使我们建立懦弱的人格，清除我们的集体记忆。”要想更好地适应变革中的生活，使自己不再惶惑、迷失，人们开始或主动、或被动地遗忘集体记忆。有时甚至采取神经质的，难以控制的极端行为，或许他们在内心深处能够意识到这种行为的乖谬、荒诞之处，但面临土耳其不可逆转的西化狂潮，很少有人能够理智的控制自己，抵抗这样的前行步伐。于是，就有了帕慕克在其随笔《火灾与废墟》中描写的这一段：“伊斯坦布尔的历史，就是火灾与废墟的历史。……火灾造就了城市和它街巷的容貌。”人们为了改善生活，尽快搬出年久失修、日渐腐朽的宅邸，常常在无人察觉的一夜之间将其一把火烧毁。“这些有钱人，烧掉了三代人曾经居住于此的房屋，这些房屋充满了回忆，而摧毁它仿佛只是一个小小的过失。” 如今的土耳其人，生活在一个不断进行急剧扩张的无情城市中，“共和国企望抹去城市内的基督教和世界化的建筑、拜占庭乃至奥斯曼的遗迹”，他们生活的房屋、花园、街巷以及那些塑造了记忆和灵魂的墙垣似乎早就被注定了毁灭的命运。但城市多样的回忆，才是它真正的灵魂，对帕慕克来说，更让他忧虑的，“不是看到别人的房屋和回忆被摧毁一空，而是看到伊斯坦布尔在诸如此类的扭曲之中，改变了形貌”看到孩子们在断壁残垣间玩闹时捡到的木头碎片“代表了多少失落的记忆，某些时刻，这记忆甚至就是我们的第二本性。” 看到 “城市的废墟有助于遗忘。开始，我们失去了记忆，但还知道我们失去了它，并渴望唤回它。后来，我们会连忘记本身也已经忘却，城市也不再记得自己的过去。废墟会引起我们如是的哀伤，最后打开忘却之路，使他人可以在此发现新的梦幻。”这些哀伤的描写，有着众多似曾相识的感觉，它使我们再次看到，每个西化过程中的东方国家，都曾经历并还在经历着的切肤之痛。半个多世纪来，甚至可以推往更早时期，从1826年，迈哈穆德二世开始实行西化改革以来，土耳其人尽管内心或许有着不情愿的情结，但在渴望于物质、军事方面获得强大实力的欲望推动下，都在用急切摧毁一切历史遗迹的举动，来印证着他们急急奔向西方的脚步，或许这种疯狂的摧毁行为，只是为了掩饰他们在奔向西方、抛弃历史的过程中，内心的怯懦和虚弱。而这种内心的怯懦和虚弱、惶惑与迷乱，就滋生了遍及土耳其人民心中的“呼愁”。
与这种“呼愁”相关，中心感的丧失可谓其忧伤的第二源头。作为西化进程的见证人，帕慕克是这样生活在一个布满历史废墟，同时又被丑陋的水泥军团一路掠劫的城市，他看到沥青道路的足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近，掩盖了人们曾度过仿佛永恒，天堂般岁月的花园。于是帕慕克不可避免的感到了一种失落感，这是一种强烈的失落中心的惆怅感，是滋生帕慕克忧伤的第二因素。帕慕克生于一个富有之家，幼时充裕的物质生活，或多或少的赋予了他一种优越的贵族意识，也使他曾经是一个坚定的现代主义者。但随着西化的过程，自己的家族和众多大家族一样逐渐衰落，而国家也在西化进程中，失落了中心地位，在欧洲、亚洲，甚至整个世界，都越来越处于边缘化而无所适从的境地，于是他开始格外缅怀奥斯曼帝国兴盛时期的历史过往。在作品中，他对帝国遗迹、对辉煌历史的缅怀与忧伤的描述，皆可使我们看到他对那段奥斯曼帝国雄踞世界中心的历史那看似淡然、实则浓厚的自豪。帕慕克对伊斯兰教的态度，我们或可说其是有褒有贬，但那更多的是基于政治角度的。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来说，帕慕克内心深处，对那段“世界中心”之历史与伊斯兰文化有着深深的认同和留恋。他曾多次提到，伊斯坦布尔曾是世界的中心，而伊斯坦布尔的中心时期，正是奥斯曼帝国及其文化彪炳于世的时期。但他忧伤地看到，“如今，它只处在边缘，我们也更像是生活在偏远郊区的乡下人。”对于辉煌历史的遗忘，在他的描述中，体现为对细密画的残忍遗忘、抛弃，他曾说“这就是历史的残酷——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后文艺复兴风格的绘画与透视法，特别是肖像画。这仅仅是因为，西方透视和绘画方式更有吸引力。我的小说（指《我的名字叫红》）讲述的即是这种遗失、抹杀的哀伤与凄惨。它是遗忘历史的悲痛与苦楚。”但我们也发现，正是基于这种贵族情结式的寻求中心感的缅怀历史，使他对伊斯兰化后的奥斯曼帝国历史情有独钟，而对更早的与土耳其人起源、兴盛有着密不可分联系的突厥文化则很少提及。
正是这种失落中心的惆怅感，使众多土耳其人开始了一种寻找中心的历程。政府竭力带着众多民众效仿西方，企图通过西化使他们兴盛，实现往日的强大，恢复往日的辉煌，甚至胜于往日，他们想要找寻的，是军事、经济等物质层面的“中心”。他们急切地抛弃过去，但与过去血脉相连的记忆、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却在脑海中盘根错节，终于使土耳其人走进了东不东、西不西的两难而又尴尬的境地。帕慕克敏锐而又哀伤地看到，如今的西化，只能使他们追寻的中心，特别是文化、精神层面的中心，离他们越来越遥远，最终成为一个幻影。然而，向后追寻历史，回到伊斯兰时代的奥斯曼帝国，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因此， 他所缅怀的其实并非过去帝国状态下的伊斯坦布尔，而是集体记忆中的伊斯坦布尔，正如对童年生活异常留恋的他，所留恋的也并非过去的童年，而是自己记忆中的童年，因为过去的生活，并不等同于“记忆中的过去生活”，它总是美于生活本身的。推而广之，所有“呼愁”笼罩中的土耳其人，他们所哀叹的，也并非过去的生活，而是他们“记忆中”的过去生活。
未来既不乐观，过去又不可复归，那么帕慕克在忧伤之中，所要寻求的中心，究竟在哪里？透过帕慕克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伊斯兰文化中的苏菲思想对其影响很深，他曾说，“我对苏非思想很感兴趣，并将它视为文学源泉之一。作为一门学科，它在内心修炼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我不敢完全苟同。但我仍视其为文学珍宝。” 1992年——1994年，帕慕克创作了小说《新人生》，小说男女主人公在不停更换巴士，寻找新人生的过程接近尾声时发现，他们寻找的新人生，其实并不是一方现实的乐土，男主人公奥斯曼说，“我无处不在，无处可寻，所以才会觉得自己置身世上根本不存在的一块中心区；而这个故作可爱又令人厌烦的旅馆房间，就位于这个世界的中心。” 曾经也以同样方式疯狂寻求新人生的穆罕默德，最后表达的也是如果要超出心灵世界去寻找乐土，根本就是徒劳的这一观点。小说中的嘉娜，应该是伊斯兰文化中“天堂”一词的音译。小说最后，奥斯曼失去了他内心深深渴求的嘉娜，所有这些，都使我们看帕慕克在苏菲思想影响下，对“中心感”的一些再认知过程。他透过所有外在追寻都是荒诞、谬误的这一描述，表达了中心只能向内追寻这一观点。向内寻求，才可找到本质，找到中心，因为，内在的本质存在才是中心。因此，无论是完全向西方效法，还是追寻古老历史，都是一个外在的追寻过程，无益于一个人找到他的自身定位，获得心灵的宁静和坚定不移的存在感。我很赞成波斯文学学者穆宏燕从苏菲思想的角度对《黑书》的分析。而《新人生》就是帕慕克对苏菲思想“中心感”的一个初步探知，在《黑书》中，他更是对其进行了更成熟的发展和运用。
尽管“呼愁”或许是当今世界每一个在现代化经济进程中的想要摆脱过去传统，步入以物质标准来评判“强大”的民族和国家都有的共同情愫，但更多的人都只是沉浸在“某种满足、某种深情”和几乎幸福的感觉之中。帕慕克却是在“呼愁”的同时，通过自己的阅读，对传统文学遗产的挖掘与继承，对西方文学的借鉴与深思，对失落的中心感的反省与再认知，并最终使自己超越了无病呻吟的忧伤。他与其“戏耍”，使忧伤从一种无意识的控制主体的状态，变成有觉知、有观察、有意识的受主体控制的状态。因此，尽管从小的性格特性使他喜欢去品味忧伤，甚至有意识的希望自己的哀伤达到极致，还会在幼年时挑起给自己带来极致忧伤的事端，但他最终超越了这一层面，开始用极致的忧伤刺激写作的欲望，使他从体味者变成觉知者、观察者，使他来分析自己的忧伤，获得向内追寻的勇气，开始一段心灵追求的路程，让他的忧伤成为促使他发现另一内在自我的动因，执着的走上文学艺术之路。
我记得中国翻译家傅雷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人类历史上，理想主义者永远属于少数，也永远难以真正快乐，艺术家固然可怜，但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人类也许更渺小，更可悲。”在这里，我想把这句话送给帕慕克先生，以此对他和他的文学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卓绝的艺术魅力表示敬意。而且，他的忧伤使我想起了另一位东方作家——川端康成以及川端康成的阴柔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