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敦煌学研究跨世纪的领头人季羡林教授
柴剑虹（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中华书局编审）
（笔者按：此文写于2000年初，其时有感于各高校正应命忙碌于挑选“跨世纪学术带头人”的工作，却似乎忘掉了一大批虽年逾古稀，也健康地迈进了新世纪，依然在学术园地辛勤耕耘的老专家；时恰逢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因此命笔。《北京日报》的记者曾索去此稿，但最终并未刊发。现在，95岁高龄的季老虽然还在301医院疗养，仍然神思清爽，坚持读书写作。这对于整个东方学界的鼓舞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故遵嘱将此文交《东方文学研究通讯》刊登。）
新世纪的第一天,和往常一样，在朦胧的晨色中，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一栋普通公寓底层书房的灯光依然格外明亮。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正在伏案写作。他就是九十高龄的季羡林教授。作为学贯中西的教育家、东方学家、翻译家，季羡林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我的这篇短文只能简要地介绍他在敦煌学研究上的贡献。
尽心竭力，倡建敦煌吐鲁番学会
众所周知，作为“世界学术新潮流”的敦煌学，是伴随着我国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大量珍贵文物流失海外的“伤心史”而形成的。在20世纪上半叶，我国老一辈专家学者筚路蓝缕，或远赴英、法等国搜寻遗珍，或潜心整理留存国内的劫余写本，比勘考订，编制目录，在敦煌文献研究上取得了初步的成果。然而，十年浩劫，又致使研究停顿，落后于日本及欧洲一些国家，到70年代末，有的学者声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中国学界感愤于此，决心急起直追。但是，当时的现状是总数不足百名的散兵游勇各自为战，力量单薄。国内唯一的敦煌学研究机构敦煌文物研究所经过“文革”也元气大伤，百废待兴。于是，季羡林先生尽心竭力地联络与团结学界同人，争取各级领导支持，经过将近一年的艰苦筹备，克服了许多困难，终于在1983年8月创建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并成功地举办了全国敦煌学讨论会。与会学者一致推举季先生为学会会长。会后，季先生、常书鸿等22位专家又联名写信给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制订了近期敦煌学研究的6项具体任务，提出：“我们完全有可能用较短的时间迎头赶上和超过海外的学术水平。”中央领导很快对此信作出批示，决定拨专款支持学会开展工作。从此，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健步迈进了崭新的历史阶段。十多年来，全国举办了十多次大中型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和敦煌建立了两个敦煌学资料中心，创办了多所相关的研究机构，设置了专门的博士点和硕士点，培养了数以百计的专业人才，发表的专著与论文举世嘱目，与国外同行的交流合作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1988年，就在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蓬勃发展、扬眉吐气之时，季先生又在一次研讨会的开幕式上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新的口号：“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此言一出，好似高扬起一面大旗，举世响应。中国学者的广阔胸怀，令世人钦服，世界敦煌学研究也树起了新的里程碑。
孜孜不倦，研治绝学成就卓著
敦煌藏经洞所出文献中，有不少古梵文及西域地区早已消亡的吐火罗文、于阗文、粟特语写本，释读和研究这些写卷，遂成敦煌学中难度极大的绝学冷门。季羡林先生早年赴德留学及任教十年，曾在哥廷根大学师从著名语言学家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和西克教授学习梵文、吐火罗文，成为全世界屈指可数的几个能解读甲种吐火罗文（焉耆语A）的学者之一。从80年代初起，季老勇敢地承担了释读新疆出土的88页吐火罗语残卷的任务。古老的文字如同天书，加上几乎没有一行是完整的，要辨认谈何容易。季老经过多少个日日夜夜殚精竭虑的钻研，并找到相关的回鹘文写卷加以比勘，终于将它释读清楚，确认它就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戏剧剧本《弥勒会见记》。季老为之撰写了十多万字的中、英文论著，引起世界学术界的轰动，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季羡林先生是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的权威，但他从不满足已取得的成就。如他为撰写《糖史》，十余年如一日，几乎天天跑图书馆，查阅了几千万字的资料。他从一份仅残存9行字的敦煌写卷入手，探寻到古代印度甘蔗种类及制糖方法的源流，为中印科技交流提供了新的佐证，既丰富了制糖史的内容，也拓宽了敦煌学研究的范围。现在，70万言的煌煌巨著《糖史》已经出版，这是季老对科技史研究的巨大贡献。还特别要指出的是，季老对敦煌学的研究，不管是热门课题，还是冷门绝学，都能用登高望远的眼光去审视，用统领全盘而又融会贯通的思路去驾驭。他曾不止一次地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从人类发展的远景来看，文化汇流的研究更有特殊的意义。”举世无双的敦煌石窟艺术与敦煌文献，都是文化汇流的产物。季老精辟而独到的见解为新世纪的敦煌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春风化雨，奖掖后进育新人
季先生在燕园从教半个多世纪，耳提面命亲自培养的弟子何止数十百千，北大校外得到他指点扶植的年轻人又不知有多少，大家都有一个共同而真切的感受，就是季老对学生后辈的教育既严且慈，平实简明。他和学生谈话，总是要言不烦，往往寥寥数语即点拨迷津，很少侃侃而谈，学生则每有如沐春风之感。五年前，受过季老教诲的后辈学子写文章畅谈亲身感受，庆贺先生85岁华诞，编成《人格的魅力》一书出版，里面有许多生动的事例，兹不赘述。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后，季老将培养中青年敦煌学者作为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来抓，具体落实在三个方面：一是十分关注和协助各地高校相关硕士点与博士点的学科建设，二是热情鼓励和支持撰写、发表学术论文与专著，三是全力帮助专业人才解决工作岗位、职称、家庭等困难。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如原杭州大学姜亮夫、蒋礼鸿等先生的敦煌语言文字研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季老就多次关照杭大校领导，尽力培养和扶植姜先生等老专家的接班人，建立高水平的学术梯队。现在，这支梯队已初步形成，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大家知道季老的时间尤其宝贵，每天笔耕不辍，但只要有年轻学者请他为自己的论著写序或鉴定、推荐文字，他都会在认真审读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予以指导和评述。北大的王邦维、荣新江、段晴、王小甫、林梅村、朱庆之、孟华教授，四川大学的项楚教授，中山大学的姜伯勤教授，浙江大学的卢向前、张涌泉、黄征教授，首都师大的郝春文教授等等（还可以举出一大堆名单），都在成长的过程中得到季老的关怀，现都已成为我国乃至世界敦煌学和西域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笔者因工作与学术研究的关系，多年来也不断得到季老的谆谆教诲和诚挚关怀，又因为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协助工作，对季老扶植青年、奖掖后进感受尤深。曾有好几个国家的敦煌学专家对我说：“你们真幸福，有季羡林教授这样好的跨世纪领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