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青亭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本科生）
儿童电影王国
近年来，伊朗电影在纯净朴素、温柔含蓄中蕴含了深刻的东方美学情怀和本土文化的力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在世界影坛上硕果累累。20世纪80年代是伊朗电影的复兴时期，伊朗新电影曾出现两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出现在伊斯兰革命前的20世纪70年代，以达鲁什·默赫朱为代表的导演开拓了伊朗乡土写实电影的先河。第二次浪潮发生在伊斯兰革命之后的80年代中期，伊朗涌现了一大批著名导演，如阿巴斯·基阿罗斯塔米、贾法·潘纳西、马吉德·马吉迪、穆森·马克马巴夫等，伊朗电影从此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新阶段。
观众在看伊朗电影时不像是在看一部电影，更像是在伊朗亲身旅游，自然的户外风光、缓慢推进的情节发展、主人公的第一视角等拍摄方式让我们在短短一个多小时的影片中能够完全静下心来，跟着故事的主人公走过一段苦难中带有温情，困境中仍有希望的旅程，从故事本身思考到自己的生活，不得不说伊朗电影超越了国界让观众自发地进行了一次心灵的洗礼。
在伊朗电影中，儿童题材的电影星光璀璨，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质量更是上乘。 “由于伊斯兰教的影响很大，伊朗穆斯林大多严格遵守伊斯兰教教规和伊朗民族的传统观念，因此伊朗影片的题材和表现形式受到很大的束缚，特别在描述男女相爱以及妇女装束方面的内容都是相当敏感的内容。”[1]但是各种严格的政治审查却没有阻碍伊朗电影的蓬勃发展。著名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次访问中说：“我不想用‘压制’这个词来描述我所处的环境，我想说它是‘限制’。限制是我们东方人生活和文化中的一部分，生活就是在限制和自由的矛盾和对立中发展和变化的。我并不是说这些限制是应该的，我是说，我们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并形成自己的思想观念。而且并非电影才是这样，各行各业都是如此。但正是有了限制，才让我们变得更有创造性，激发我们创立新的风格。”于是，众多优秀的导演将目光投放到审查制度相对宽松的儿童电影上，其中引领风潮的就是阿巴斯。
伊朗的儿童电影反映的是成人世界以外的纯粹的儿童世界，在那里成人制定的种种标准不再是唯一的准则，孩子面对问题的时候以他们的天性进行判断，他们一时大哭一时又大笑，直率地将自己的喜怒哀乐表现给观众，诚实而直接地展现对生活的态度。阿巴斯说：“儿童的生活观吸引着我的兴趣，这种观念既狡黠又神秘，接近于伊朗神话的观念，特别是海亚姆的观念：现实生活中的儿童想象着另一个世界，他们对日常生活抱有很好的态度。他们在感情方面不欺诈，喜怒哀乐毫不掩饰，打归打骂归骂，相互之间没有仇恨。他们建设，然后很快就破坏自己建设的东西。他们对生活的理解比我们好。”但是，儿童所有的反应最终又将观众引向了对现实社会的思考，其中也包含了友谊、亲情、责任等基本观念。比如，阿巴斯“把镜头对准儿童的纯真世界，透过孩子的形象来折射人类的良心和社会的苦难，并最终将伊朗电影推上国际影坛。”[2]近年来，伊朗的儿童电影屡获国际大奖，下面列出了几位著名导演的部分获奖作品以供参考：
l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1987年德黑兰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最佳录音奖、评委会奖；1989年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铜豹奖、评委会奖、费比西特别推荐奖；1989年戛纳国际电影节艺术电影奖。
《过客》：1975年第9届国际儿童电影节评审团奖等。
l 贾法尔·帕纳希
《白气球》：1995年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第八届东京国际电影节青年电影樱花金奖。
《谁能带我回家》：卢卡诺影展最高荣誉金豹奖，以及纽约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
l 马吉德·马吉迪
《继父》：伊朗影展最佳影片，北美洲圣保罗影展、突尼斯影展等。
《小鞋子》（也叫《天堂的孩子》）：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导演、观众票选最佳影片；代表伊朗首次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天堂的颜色》：1998年蒙特利尔电影节最佳影片；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
l 伊卜拉欣·法鲁泽
《水缸》：第47届瑞士卢卡诺电影节大奖；法国贝尔福电影节大奖。
从这些优秀的伊朗儿童电影作品中，我们惊讶地发现原来孩子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老师：他们在经历磨难的时候，充满希望、锲而不舍，带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憨劲儿敢冲、敢闯；在实现了渺小的心愿以后，他们会在田野、山间放声大喊，用最夸张的方式向世界宣布自己的成功，快乐地与小伙伴一起分享胜利的果实；当他们受到老师的批评、被父母责骂或是跟小伙伴吵架过后，他们也会调皮地耍点儿小聪明，以玩笑地心态对待自己惹下的小麻烦，最终总会用各种机灵古怪的招数度过这些小风波；当他们发现别人的困难以后，他们会用灵透善良的心灵去感受对方难过的心情，尽自己的最大程度毫无条件的帮助对方，以对方脸上重绽的笑容为自己最大的满足……
立意深刻，情节动人
伊朗儿童电影能够征服亿万观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独特的表现内容。在影片中你不仅可以看到在伊斯兰文明影响下的当代社会，比如，斋戒的老人，披着黑纱的妇女，做祷告的旅客，以及鳞次栉比的清真寺和不计其数的宗教旗帜；而且，你还可以看到伊朗独具特色的传统风俗习惯、历史传统，比如，婚丧嫁娶的方式，民族节日的庆祝，饮食穿衣的习惯等等。在这些主题之中，电影为观众展现了一个充满魅力和神秘感的东方国度。此外，伊朗儿童电影也将视角转向了全人类所共同关注的话题，比如疾病和贫穷，并用一种温馨感人的方式关怀人性，对千百年来人类共赞地美德和良知进行热情的讴歌。
1. 感人肺腑的人性演绎
以《天堂的颜色》（马吉德·马吉迪导演）为例，我们可以充分地观察到在单纯质朴的人物形象、简单平实的故事背后，一个盲童的内心世界是多么丰富细腻，他对待生活的态度是多么值得我们称赞和学习。
影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小主人公默罕默德是一个失明的小男孩，在盲童学校的学习结束之后随爸爸回到了山清水秀的故乡，与久违多时的奶奶和姐妹相聚在一起。可是好景不长，他的爸爸为了续弦又要把他从家里送出去，默罕默德好不容易获得的平静与幸福又将离他而去。奶奶因此十分伤心，最终抑郁而终，父亲再娶的计划也落空。在父亲带默罕默德回家的途中，默罕默德从桥上掉了下去被洪流冲走，父亲为了救他也奋不顾身地跳进水中。最终，父亲找到了默罕默德，抱着昏迷的他放声痛哭……
主人公默罕默德无法用眼睛观察这个世界，因此他用双手触摸、用双耳聆听、用语言交流，在每一分每一秒钟中用自己的心灵描绘这个世界。荧幕中的小男孩始终微微抬着头，挂着浅浅的微笑。他在树林里拣到一只雏鸟，把它放在口袋里艰难地爬上树，然后把它放回了鸟窝。其实默罕默德正如那只无法自救的小鸟一样，在生活的每一天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正是这样的磨难让他可以充分理解到弱者对于帮助的渴望，让他以一颗单纯而善良的心去对待生活中的一切。所以，导演马基德·马吉迪说：“《天堂的颜色》是一个关于盲童发现大自然与世界万物的故事。”
也许我们会这样认为，默罕默德的年幼与失明让他看不见父亲紧皱的眉头和寒冷的目光，让他感受不到家人因为他的存在而起的争执，甚至让他少了同龄人的烦恼、可以快快乐乐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我们忘记了，对于默罕默德来说，感受世界所依靠的从来就不是双眼而是听觉和触觉，从别人迟疑的反应、忧郁的回答、沉重的脚步他都可以极其敏锐地察觉到事物的变化。比如，在影片开头，父亲迟迟不来接他回家，老师安慰他说爸爸就要来了，可是他却留着眼泪说爸爸并不想来接他，甚至在“见”到爸爸以后，他拉着爸爸的一只大手，一边哭一边不停地念着，“我以为你不来了！”尽管他没有听到父亲与老师的对话，也没有看到父亲徘徊的身影，但是他却感受到了父亲对于接他回家的犹豫与不情愿。这样纤细而敏锐的情感对一个普通人来说也许不是坏事，但是对一个因为身体残缺而不仅要承受外人异样的目光甚至是家人暧昧态度的孩子来说，就绝对算不上好事了。当父亲再次把他从家里送出去的时候，他所有隐忍的痛苦终于爆发了：
“没有人爱我，连奶奶也一样。他们都因为我是瞎子而离开了我。若我能看得见的话，我就可以跟别人一样上学，但现在我必须上盲人学校，就像在世界的另一端一样。老师说主比较疼爱瞎子，因为他们看不见。但是，我说若是真的如此，上帝不会让我们瞎掉，所以我们见不到上帝。老师回答说：‘主是不可见的。无所不在，你能感觉到。你用指尖了解。’现在，我不停地伸出手，直到有一天我感受到上帝的存在为止。我要告诉他每件事，甚至是我内心的秘密……”
当所有人无所顾忌地流露出同情、烦躁、厌恶等等情绪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带着怎样的伤心与无处诉说的秘密依然灿烂地笑着。带着只有自己了解的寂寞与无助，他闭上了探究人世的双眼，却张开了触摸大自然的双手。他虔诚地用双手膜拜冰凉的溪水、流动的山风、葱翠的庄稼、鲜艳的花朵……他真诚地用双手抚摸亲人的面颊，他既“看到”了妹妹愈加明媚的笑颜，也发现了奶奶增长的皱纹，尽管失明，但是他却一直细心地“观察”着家人的变化，牵挂着他们的生活。他从学校回来，给奶奶带回了一只漂亮的发卡，给妹妹带来了自己用瓶盖做的项链和魅力的画片，有意思的是这些礼物全都色彩鲜艳，难以想象一个盲童竟然如此执著于这些明快的色彩。或许在他双手抱起的世界里，万事万物都是美好而绚丽的，他以最美丽的想像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2. 民族性与本土文化的展现
伊朗儿童电影总是将镜头朝向贫穷的农村，以自然光和灰暗的色调表达出了一种淡淡的苦难和忧伤。伊朗在历史上曾遭到希腊人、阿拉伯人、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等外民族的猛烈入侵，在近代国内也曾长期被列强控制，而后持续八年的两伊战争和大地震使伊朗人民饱受生活之苦。伊朗有足够的理由通过艺术表达在贫穷、落后社会中产生的失望和痛苦。但是伊朗在困境中却始终不曾绝望，他们为民族灿烂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而自豪，他们“在苦难中磨练出的顽强的生存意志和伊斯兰宗教那种对现世苦难的忍耐精神同时铸就了伊朗民族忍辱负重、乐观豁达的民族精神”[3]。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在《〈鲁拜集〉英文版序》中说：“未能找到别的世界，只找到了这个世界，于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它；用眼中所见的事物，经由感官再到默许，来抚慰心灵；而不是用徒劳的忧虑，追随事物应当如何，去迷惑心灵。” “伊朗电影寻找的是贫穷中的诗意，灾难里的生命力，破败中的力量，逃难里的美，绝望中的自由。”[4]
在导演马吉德·马吉迪看来，社会底层中的人物是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的，他们的愿望注定要经受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比如在影片《小鞋子》中：刚刚补好了的鞋又被弄丢了，唯一的一双鞋又掉进水沟，找到旧鞋却无法拿回，参加比赛却没有赢得新鞋，父亲赚到钱却出车祸……正如梅里美曾经写道的那样：“在早晨的时候感受到的希望，到了夜晚就有可能变成绝望，我们每个人都在希望与绝望间辗转徘徊。”那双鞋就像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不断推动的巨石，每一次快到山顶时又滑落下来，但是只要巨石一天没有到达山顶，西西弗斯的努力就不会停止，孩子追求梦想的脚步就不会停下。导演在真实地反映了苦难如影随形这一沉重的事实后，又通过若干充满童趣的画面让我们感到一点温馨，重新燃起希望：
画面一：阿里弄丢了鞋，害怕父母责骂于是和妹妹约定不告诉父母。两个小孩趁父母聊天时悄悄传起了纸条，在平静的表面下两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开始的时候，妹妹生气阿里把自己的鞋弄丢了，在画面中，她飞速地写下自己的控诉，但是阿里苦苦哀求她的原谅。最终妹妹也不忍见到哥哥受罚，她那只紧握短铅笔的手松开了。这时，哥哥把自己的长铅笔放到了妹妹的手边说：“这是我的，给你吧。”这是儿童在发生矛盾后常见的和解手段。
画面二：两个孩子坐在水边洗鞋时，两个人吹起肥皂泡。五彩斑斓的泡泡缓缓飞向空中，孩子们开心地大笑，他们在游戏中抛下烦恼。
画面三：妹妹发现一个女孩脚上正穿着自己遗失的鞋，就叫来哥哥想办法。结果却发现小女孩的父亲是一个盲人，她的家境更加悲惨，于是兄妹俩放弃了要鞋的打算，垂头丧气地回家了。而那个穿走妹妹小鞋的女孩，尽管生活贫困，但是她捡到妹妹的新笔后还是还给了她，妹妹露出了感激的笑容。两个女孩各有各的不幸，但是不幸却并没有淹没善良的本性，她们依然有关怀、帮助别人的热情，这让观众在苦难的忧伤中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
画面四：阿里在比赛中赢得了第一，但是由于没有拿到第三名的新鞋而万分沮丧。他脱下了破烂不堪的旧鞋，把磨出水泡的脚伸进了水池，几尾鲜红的金鱼调皮地围绕着他的双脚嬉戏，似乎在安慰着这个不断遭受困境却始终坚持不懈的男孩。
伊朗本土的文化和动荡的社会直接反映到了电影的画面，主人公始终在不停的奔跑——人们为了艰难的理想而四处奔忙。这 “在这个贫瘠的国家，经济的压力及连年的战争给孩子们带来了心灵上的紧张和压抑，他们的追寻不仅隐喻着伊朗本土文化所面对的困境，也象征了伊斯兰文明面对现代压力的无奈。”[5]在《小鞋子》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兄妹俩为了赶时间换鞋子上学，总是在一条一条的街道中飞奔。又如：父亲带着阿里费力地蹬着自行车四处找工作。赚到钱后，他们骑着自行车轻快地在公路上飞驰时，忽然车闸失灵了，自行车不受控制地撞在路边。显然，“路”被导演赋予了“生活”的意象，而在路上前行的姿态则是经历生活的态度，有忧伤沮丧的时候，也有开心振奋的时候。再如：故事结尾，阿里喘着粗气不停地奔跑，用尽全力超越对手，即使被撞倒，依然立刻起身继续前行。镜头很少注视远方，而是始终紧紧跟随着阿里。生活的前途是不可知的，生命就存在于行程中，在失望和痛苦的寻找中也充满美，一个终点过后又将是另一个起点。阿巴斯认为生活和经验带来的结论是：“尽管我们是悲观主义者，但是我们活着不能没有希望。”
伊朗社会存在着严重的城乡贫富差距问题，儿童电影的导演并没有为了回避这一问题而构建一个虚假的世外桃源来讨好观众，而是以委婉柔和的方式展现了这一社会现状。导演细心地安排自己的人物，用简单的语言表达出人们对贫富差距的看法。《过客》和《小鞋子》采用了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小鞋子》中，阿里的父亲带着阿里在富人区找工作时，一次又一次遭到冷遇。正当他们对富人的冷漠感到失望的时候，一个孤独的富家小孩向父子俩敞开了大门。父亲在花园工作的时候，阿里和富家小孩就在一旁愉快的游戏。孩子乐观、善良的天性让他们无视社会等级、经济差异的问题，穷孩子和富孩子同样可以在一起开心地游戏。但是，穷人和富人的生活界限终究是难以跨越的，孩子有一天也是要进入充满了限制和不平的成人世界，那时他们还是要无奈地面临身份、地位的问题。当父子俩要离开富人家的时候，富家小孩玩累了已经睡着了，阿里把一只小熊玩具放在了他的身上，微笑着离开。富家的孩子可以无忧无虑地等待下一次游戏，但是穷人家的孩子却又要忙着寻找下一个工作。
相比之下，《过客》对城乡差距的反映没有就没有那么温情了。主人公卡齐姆说：“当我说要和德黑兰的孩子一起玩的时候，他们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都市里的孩子可难相处了。”在游泳馆外，卡齐姆隔着一扇窗户试图跟里面的小运动员交谈时，对方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漠然地摇摇头走开了。经济上的巨大鸿沟使城乡孩子之间的距离有如这扇窗户，看得见，但是跨不过。
风格质朴，形式开放
伊朗儿童电影的成功除了有赖于其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与众不同的电影风格也是一项关键的因素。每一个观众在看过一部伊朗儿童电影之后，都会清晰地感受到电影的“伊朗味”是如此地让它不同于欧美、中国、印度等等其他国家的电影。有别于好莱坞的“大片”，伊朗儿童电影没有绚丽的科幻效果，也没有直接明确的思想方向，而是体现了一种内敛、深沉的电影风格。
1. 亲切平易的对话方式
伊朗儿童电影往往用通俗大众的故事情节、传统的叙事方式来拉动导演与观众的距离，并且尽可能地减少华丽繁复的拍摄手法，以求展现出一种独特的清新纯朴的戏剧魅力。导演为了让演员能够更好的演绎真情、传达观点，对台词没有严格的设置，而是由演员按照大致的框架自然地推动情节发展，而且很多时候，导演还会运用非职业的小演员。导演往往通过纪录片的拍摄手法来真实地表达儿童的内心世界。
以影片《继父》（马基德·马吉迪导演）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孩子的情感从压抑到释放最后归于平静，内心激烈的斗争过程。影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主人公莫罗拉在父亲去世后，为了家庭生计被迫到遥远的港口工作，然而当他回乡以后却发现母亲已经改嫁，于是他想尽办法跟继父作对……
莫罗拉总把自己当成大人，他觉得有责任照顾母亲和妹妹，为了挑起家庭的重担，他在外地辛勤工作。他在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挫折时，始终以坚强和乐观的态度度过难关，展现出了超出年龄的成熟。但是另一方面，他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判断，他认为自己一直在辛苦地维护家庭的稳定，而母亲的再嫁不仅对不起去世的父亲，更加辜负了自己的努力，而那个介入他们家庭的警察，正是破坏他们家庭幸福和安宁的元凶。于是他听不进母亲的苦苦哀求、看不见继父的容忍和付出，他执意要拆散这个新家，并把妹妹夺回来，这时冲动让他彻底忽略了他人的感受。这些偏激的想法让观众意识到，不管莫罗拉再怎样坚强、懂事，他毕竟还是一个孩子，不成熟地思考问题是一个孩子的本性同时也是他的权力。面对生活的苦难，我们无法要求一个孩子用媲美大人的勇气和力量每时每刻都能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在影片中，导演为了表现对莫罗拉错误的宽容，在塑造其他人物的性格时都故意使他们的性格有所缺陷。母亲改嫁了一个警察却没有告诉莫罗拉，埋下了家庭不和谐的隐患。继父没有足够的经验处理和莫罗拉的矛盾，在发生争执的时候，总是显得冲动、暴躁，激化了莫罗拉的反抗情绪。这些人物或多或少的缺陷让观众觉得人在生活中是脆弱的，人生中的不幸不是由某一个人单独造成的，而是由自然的外力、社会的推动、周围人的影响激发的，所以导演没有对任何一个人物进行道德谴责，他只是给观众展示一个贴近真实生活的故事，然后让观众进行思考。
关于这一点，还有下面的例子：影片《过客》（阿巴斯导演）中的主人公阿齐姆是一个不喜欢学习，却十分喜爱足球的小男孩。为了去德黑兰看足球比赛，他想尽了各种办法凑钱买票：他偷了家里的钱，受到老师的责打，又去当铺卖东西。
这里导演突出表现了孩子特有的狡黠的想法——他要卖的东西竟然是不值钱的钢笔和笔记本！可能他认为卖掉学习用具刚好有一举两得的效果：既处理掉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又可以赚到钱。在遭到所有当铺老板拒绝以后，卡齐姆决定卖掉家里不能用的旧相机，但是在卖之前他想再用旧相机赚一笔，于是他装成摄像师给同学照相骗钱。最后，他又擅自决定把自己球队集资买来的球和球门卖给对方球队。卡齐姆为了去看比赛，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但是这些不择手段的伎俩并不让人讨厌，相反这个单纯、调皮、爱耍小聪明的男孩赢得了我们的喜爱。对于卡齐姆犯下的错误，导演并没有刻意地安排其他人物对他进行道德规劝，只是在影片结尾让他意外地愿望落空，这说明做错事情的人还是要接受教训的。
儿童难过的时候毫无顾忌地大哭，高兴的时候自由自在地大笑。伊朗儿童导演认为眼泪与笑容是孩子天性的标志，于是在影片中反复重复这一主题。影片《小鞋子》（马吉德·马吉迪导演）正是上述主题的一个典型例子。哥哥弄丢了妹妹的鞋，不敢告诉父母，于是兄妹俩每天轮流穿一双鞋上学。后来哥哥得知长跑比赛的第三名可以得到一双新鞋就参加了比赛，但是却意外成为第一名，于是得到鞋的愿望再次落空。在影片《小鞋子》中，阿里和妹妹总是由于各种原因常常挂着眼泪：阿里弄丢了妹妹的鞋，受到爸爸的责骂，被老师批评，不能参加运动会，比赛没有拿到新鞋；妹妹没有了自己的鞋，把哥哥的鞋掉进了水沟……孩子常常没有大人坚强，他们在受到委屈、遇到挫折、不知所措、愿望落空的时候，都会用眼泪发泄情绪。但是在每一次遭遇困难后，他们很快就擦干了眼泪，脸上又洋溢出灿烂的笑容，孩子们用自己的方式疗伤。眼泪如果代表了伤心，那么微笑就是战胜苦难的希望。
2. 没有答案的结局，无限的思考
伊朗电影常常是开放式结尾。阿巴斯说过：“所有影片都应该是开放性的和提出问题的，应该给每一位观众留下自由想象的空间，以形成自己的观点，如果忽略这种自由就回到教训观众的老路子上去了。”这样的结尾不仅留下了无限的思考空间，而且拨动了观众的心弦，在情感上能激起更大的共鸣。斯汤达说，艺术应该是给人们带来幸福的诺言，艺术应该使人们看到生活的美好前景。不确定的结尾让观众参与到影片的创作中来，通过自己的情感经历想象出主人公的结局，创造出属于观众自己的世界。阿巴斯说：“观众成为自己的主人，就能以更加自觉的眼光看待事物。……当我们不再屈从于温情主义，我们就能把握自己，把握我们周围的世界”。影片《继父》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引人无限深思的结尾。
莫罗拉和继父趴在水边。这时，一张照片从继父口袋里掉了出来，顺着水流飘到了莫罗拉的脸庞。这是母亲新家的全家福照片，继父、母亲和妹妹都在幸福、快乐地笑着。莫罗拉脸上没有了往常的愤恨，只是一动不动，趴在水里静静地注视着照片。
他在想什么呢？也许他终于认清了这样一个事实，母亲和妹妹现在拥有的幸福是自己无法给予的，尽管他尽力去挑家庭的重担，但是作为一个孩子他还是无法满足家人在精神和生活上的全部需求。长期以来，他总是强迫自己成为大人而忘却了自己孩子的身份，但是最终继父的到来打垮了他对自己的身份定位。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他承认了继父存在就等于把自己原来一家之主的地位让给了继父，而他为此曾经忍受的磨难就没有了任何意义，他长久以来坚持不懈的动力也将随之消失。这才是他始终无法接受继父的一个重要原因。
也许他在回想他和继父在沙漠中遇险的经历，难道那不足以恢复他对自己的认可吗？在沙漠中，继父换下了总是令人产生距离感的警服而穿着便装，他像任何一个普通的生命一样，在自然强大的力量面前显得脆弱渺小。曾经莫罗拉觉得继父是靠钱财敲开了他家的门，因此无论继父怎样宽容忍让地对待他们一家，他都觉得继父是在以救世主的姿态施舍他们，这对于一个有强烈自尊心的孩子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当在莫罗拉心中一向强势的继父倒地不起、奄奄一息的时候，莫罗拉的内心开始颤动，瘦弱的他支撑起了继父肥胖的身躯，把他拖到了水源，拯救了他的生命。也许正是在这个时候，莫罗拉重新认可了自己的能力而不再感到自卑，在心理上他获得了与继父的平等。
那么他会与继父和解，回到新家吗？也许他会觉得加入那个已经为他敞开大门的新家是一个好主意。新家的每一个成员，继父、母亲包括他，甚至是年幼的妹妹都没有屈服于任何人，是真主慷慨的恩赐，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最真挚最朴实的爱把他们团结在了一起。生活中随时会有把人逼向绝望的灾难，比如亲人的离去、沙漠中的风暴，但是只要身边依然有相互关心的亲人，那么就没有什么会把对美好生活的信心夺走。
伊朗电影最想表达的是生活中真实的故事，观众通过人物朴素而生活化的表演进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感受到的是一个个平凡的人物在经历困境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精神力量，他们顽强勇敢、乐观向上，同时他们对待亲人、朋友甚至是陌生人充满了热情和爱心，在他们贫穷的世界里人性的光芒璀璨夺目。伊朗电影在对人性主题的表达过程中，融入了神秘的宗教气质和固执、坚韧的民族个性以及温柔、含蓄的东方审美情怀，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魅力。
[1] 张铁伟《伊朗》（列国志系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38页。
[2] 黄献文《伊朗电影巡礼》1994-200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3] 同上。
[4] 安燕《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伊朗电影美学观初探》1994-200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5] 张怡《奔跑中追寻的那片天》1994-200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