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景奎（北大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印度是一个以印度教为主的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根据1991年的统计，其82.41%的国民信仰印度教，11.67%的国民信仰伊斯兰教，2.32%的国民是基督教徒，1.99%的国民是锡克教徒，0.77%的国民是佛教徒，0.41%的国民是耆那教徒 。加之锡克教、佛教、耆那教等与印度教有着某种程度上的渊源关系，其文化背景多与印度教文化背景相似。因此，印度教文化是印度最主要的文化，在印度社会中有绝对优势。但在印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印度教文化遭到长期的压抑，印度教信仰者遭到长期的某种程度上的文化歧视，这在穆斯林统治时期和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都有相当明显的反映。这是印度教民族主义产生的直接原因。印度教民族主义正式产生以来，印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其中有好的变化，也有负面的表现。
一、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产生、发展
从历史角度看，南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很早就萌芽了。早在公元七八世纪伊斯兰教民族入侵印度次大陆时期，印度教徒就奋起反抗，掀起过轰轰烈烈的印度教民族反抗伊斯兰教民族侵略的斗争。那时，印度教民族主义就有了产生的合理原因 。不过，真正意义上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产生较晚，大体形成并发展于英国取得南亚统治权之后的印度教民族和伊斯兰教民族的觉醒时期。
英国在南亚取得统治权以后，印度次大陆基本上维持着一个松散的由印度本体和许多土邦组成的集合，各组成部分分别向英王负责。当时最有影响的宗教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为了复兴印度并赶走殖民者，不少信奉印度教的仁人志士开始行动起来，他们利用印度教进行民族启蒙宣传。也就是说，“复兴印度教”成为印度觉醒的最为重要的内容。不少民族运动领导人也力图把民族爱国主义安置在印度教的基础上，在民族独立运动中利用印度教团结群众。1885年，印度历史最悠久的现代政党印度国大党成立。该党虽然自称没有任何宗教倾向并声言代表全体印度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其党员、高层领导等多是印度教徒，它还是具有某种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的。1906年成立的印度穆斯林联盟就是对国大党的反动。印度穆斯林联盟指责国大党代表的是印度教徒，维护的是印度教徒的利益，声称自己才是代表印度穆斯林利益的政党，并在各个方面与国大党分庭抗礼。印度教极端分子也指责国大党，认为国大党替穆斯林说话，根本维护不了印度教徒的利益。于是，他们于1925年成立了印度教教派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该组织是准军事组织，是30年代产生的“印度教国家理论”的积极倡导者。后来又有不少印度教组织和政党产生。这类组织和政党一方面积极参与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另一方面和其它教派、特别是和伊斯兰教民族斗争。由此，印度教和印度民族主义走到一起，构成了印度教民族主义；而且一开始就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南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正式形成。
1947年印巴分治后的最初15年，印度实行了宪法中规定的“世俗主义”政策，宗教对国家影响不大，印度教民族主义一度无声无息。70年代以后，由于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 ，印度教民族主义重新抬头，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开始行动起来，鼓吹大印度主义。1980年印度人民党的成立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该党的前身是1951年成立、1977年并入老人民党的人民同盟，而人民同盟是印度教大会的领袖之一希亚玛·普勒萨德·穆克吉在国民志愿服务团的领袖高瓦克的帮助下成立的。成立以后，印度人民党与印度教大会、国民志愿服务团、湿婆军等印度教组织相互支持，提倡印度教文化，宣传印度教至上主义，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印度教民族主义阵线，给印度政治“抹上”了极其浓厚的宗教色彩。1987年以后，印度人民党通过选举逐渐成为印度政坛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在1996年的大选中成为印度第一大党，其领导人瓦杰帕伊一度坐上了内阁总理的宝座。1998年二三月的大选更使它一枝独秀，继续稳坐第一大党的交椅，再一次成为执政党。在1999年九、十月的大选中，它和盟友又取得了胜利，成为当然的执政党。有分析家认为，印度人民党这一次将获得长期执政的机会，印度政治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将更浓，南亚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影响将更大。
因此，70年代以来，特别是印度人民党成立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发展迅速，印度教国家理论的影响日益扩大。其后果是印度的印度教国家意识越来越强烈，印度教文化意识越来越霸道。在印度国内，这一意识主要表现为：印度教小视其它教派，认为其它宗教必须服从印度教文化；在国际上，这一意识表现为印度在南亚地区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以及要成为世界大国等方面。
需要指出的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产生及发展与南亚的伊斯兰教民族主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人认为南亚不存在伊斯兰教民族主义，或存在而影响甚小。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实际上，在公元七八世纪伊斯兰教民族侵入印度次大陆以后，南亚的伊斯兰教民族主义就已初露端倪。但和印度教民族主义一样，现代意义上的南亚伊斯兰教民族主义产生较晚。
在印度教民族开始觉醒历程不久，伊斯兰教民族也开始了觉醒历程。他们和印度教民族一样，也不满英国的殖民统治。但在共同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斗争中，伊斯兰教的不少人士逐渐意识到本教信仰群体和印度教信仰群体的区别。1867年，赛义德首次提出“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是两个民族”的观点，并于1886年成立了伊斯兰教大会。南亚的伊斯兰教民族意识由此逐渐增强。1885年声言没有宗教倾向的印度国大党成立，但穆斯林不予接受，于1906年成立了上述提及的印度穆斯林联盟，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与国大党抗衡。1930年，著名哲学家、诗人伊克巴尔提出要在南亚“建立穆斯林自己的国家”，1933年阿里为这个国家取名“清真之国”（Pakistan）。1940年，穆斯林联盟在真纳主持下于3月23日通过了建立巴基斯坦国的“拉合尔决议” 。这一决议在1947年英国退出南亚次大陆后得以实现。
实际上，南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民族主义是南亚人民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国家独立过程中的两支力量。他们一支高举以印度教文明复兴印度的旗帜，一支以为南亚穆斯林谋利益为基本前提。虽然他们努力的大方向——赶走外国统治者——相同，在血统、部族等方面却有各自的宗教利益集团。从历史角度看，如果没有奇迹出现，这两个集团很难走到一起。因此，印度教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民族主义的产生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甚至是不可避免的。1947年印巴分治以后，南亚的伊斯兰教民族最终有了自己独立生存发展的空间，伊斯兰教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此外，独立后的印度仍然有比例很高的穆斯林人口，他们经常与印度教徒发生冲突，形成当今印度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印度的穆斯林活动还常常得到其它南亚伊斯兰教国家穆斯林的积极支持，这更加促进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发展势头。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南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民族主义是“相辅相成”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壮大与伊斯兰教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壮大是密不可分的：绝大多数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如国民志愿服务团等是在1906年印度穆斯林联盟成立以后、伊斯兰教教派组织活动日益活跃的背景下成立起来的；独立后印度的印度教组织、政党也大多是在其本国及周边国家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日趋壮大和激进的影响下成立起来的。反过来，南亚的伊斯兰教民族主义势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的反动。
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积极作用
宗教的存在有其合理积极的意义，民族主义的存在也有其合理积极的理由，宗教和民族主义结合后形成的宗教民族主义当然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印度教和印度民族主义结合而构成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就有其积极作用：
首先，印度教民族主义是在反对英国殖民主义压迫和争取印度独立的运动中产生的，其目标是实现国家独立和追求印度文化的复兴。所以，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印度教民族的觉醒进程，使一大批信仰印度教的仁人志士为国家民族的前途着想，走上了爱国救亡的道路。他们以印度教为团结广大普通百姓的旗帜，以赶走英国殖民主义者、取得国家独立、民族自强为最高目标，在印度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不仅如此，许多印度教的有识之士还发起了社会改革的运动，他们站在历史进步的高度，对印度教文化中的落后成份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为印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方面，摩亨达斯·甘地、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等都是值得提及的人物，他们都是虔诚的印度教徒，都是印度独立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所以，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没有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印度的独立可能不会那么顺利，甚至可能会推迟好长时间。
其次，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使印度免于分裂，成为一个联邦国家。印度是一个大国，其幅员辽阔，地理、气候、人种、生活习俗等都有较大差别，但由于绝大多数人都信仰印度教，绝大多数宗教、政治组织的参与者都是印度教徒，加之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活动、宣传，印度在上个世纪中叶的动乱年代并没有四分五裂，保持了相对的统一性。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正如上述提及的，英国殖民下的印度是由印度本体和许多土邦组成的松散的集合体，而根据英国退出印度前抛出的《蒙巴顿方案》 ，土邦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决定归属独立后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而且，《蒙巴顿方案》并没有规定土邦不可以独立建国，这就自然地为印度制造了分裂的前提。笔者认为，印度之所以有今天的疆土，与印度教及印度教民族主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二，有些人认为，中国的疆域比印度还大，而中国没有宗教照样是个大一统国家。笔者要提请注意的是，自秦朝以来，中国基本上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有大一统的思想，他们不允许国土分裂，国土分裂对他们来说是无能软弱的表现。印度则不同，在印度历史上，除孔雀王朝、笈多王朝、莫卧儿王朝等少数几个王朝外，印度基本上处于土邦割据的分裂状态，国家没有大一统的传统、政治家也没有大一统的强烈概念。因此，印度教民族主义在上世纪中叶对印度的相对统一几乎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第三，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印度文化的发展和保持了印度文化的整体性，这不仅对印度是一个贡献，对世界文化也大有裨益。印度之所以成为一个国家，之所以在异常动乱的年代没有四分五裂，印度教及印度文化的作用不可低估。反过来，印度的统一状况、印度教民族主义对印度文化也有很大的促进发展作用。印度教民族主义宗教组织、政党等积极宣扬印度教文化，大力倡导印度传统文化（即印度教文化），不仅提升了印度教文化在普通国民心目中的地位，而且使延续了五千年的印度文化传统得以继续生存下去，使这一古老文明在新时期继续为人类服务，成为人类共有的宝贵财富。
第四，从某种意义上讲，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升了印度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促进了印度国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可以说，在英国殖民者统治时期，印度文化是遭到西方甚至某些印度本土人士的否定的，他们持有强烈的西方文化优越论的观点，认为印度文化是低级的，是落后的，是应该全盘抛弃的。但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那里，印度文化是优秀的，是至高的。他们为拥有延续不断五千年历史的文化而自豪，并进行大力宣传，使印度国民有了归属感和荣耀感。实际上，这也是对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否定，是对东方文化的肯定。
三、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消极影响
印度教民族主义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有时候甚至会超过其积极的一面。
首先，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加剧了南亚伊斯兰教民族主义的发展势头，两者在上世纪初就形成了对抗态势，在反抗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中时常发生冲突。终于，在上世纪中叶发生了两教信徒间的宗教大屠杀，其间近50万人死于非命，甚至圣雄甘地也成了宗教屠杀的对象，成了无谓的牺牲品，令世界震惊，给国家、社会带来了空前的不幸。
其次，印巴分治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民族主义对抗的直接后果。虽然，我们承认英国人“分而治之”的巨大作用，但如果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教民族主义者能和睦相处，能从整个国家、民族的大局出发，印度就不可能分裂。这是整个南亚的不幸，是东方的不幸，也是世界的不幸。
第三，如上面所述，印度独立后的最初15年，宗教对国家影响不大，印度教民族主义一度无声无息。但70年代以来，特别是1980年印度人民党成立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重新抬头，印度教国家理论的影响日益扩大，结果是印度教民族意识越来越高涨，印度教国家意识越来越强烈，印度教文化意识越来越霸道。这自然招致其他宗教派别如伊斯兰教、锡克教的反对，80年代前半期，印度教和锡克教严重不和，两教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流血冲突，人员、财产损失无数，当时的英迪拉·甘地总理在冲突中遭到杀害，成为冲突的最大牺牲品。伊斯兰教方面也具有相似的特点，70年代初期，印度各地的穆斯林开始组织起来，并召开政治性大会，有的组织甚至鼓吹穆斯林从印度分离出去，这更加激起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发展气势。针对这种情况，以声称直接代表印度教徒利益、印度教色彩非常浓厚的印度人民党和国民志愿服务团积极活动，组建了一支庞大的具有广泛性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主力军。这支主力军始终以捍卫印度教为首要任务，对其他宗教实行某重程度上的歧视政策，他们多次发起宣扬印度教的“神车游行”等活动，还主张拆掉阿约提亚的巴布里清真寺并在原址上重建罗摩庙，由此酿成了轰动一时的“寺庙事件”，甚至一度引发了印度同周边伊斯兰教国家的紧张状况。
总体说来，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印度国内的表现是惟我独尊，认为印度是印度教的印度，印度文化是印度教的文化，如果其他宗教信徒要在印度生存下去，就应该接受印度教和印度教文化。这自然是不合理的，是会遭到其他宗教信仰者的反对的，其结果就是宗教冲突，致使印度国内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影响国家建设。
第四，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国际上首先表现为在南亚地区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认为，南亚次大陆就是印度次大陆，印度次大陆就是印度的大陆，只有印度，也唯有印度才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而印度是印度教的印度，是以印度教文化为基石、以印度教大神为最高主宰的印度。所以，在对待南亚各邻国方面，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从不谦虚，向来以老大自居。它曾经派兵进入马尔代夫，也曾驻兵斯里兰卡，在恒河水问题上要挟过孟加拉国，在许多方面也挟制过尼泊尔，不丹的国防权和外交权在它手上，小国锡金70年代初就成了它的一个省邦。我们可以从印度前总理拉奥于80年代末评论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关系的谈话中充分体会到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南亚老大姿态，他说，“尼泊尔可以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但再好他们也只能是朋友关系。而我们不同，我们印度和尼泊尔是兄弟关系，兄弟关系当然要近于朋友关系。”拉奥是在尼泊尔希望与中国发展更密切的关系的情况下说这番话的，他当时是印度的国防部长。不讲自明，他是在提醒尼泊尔，要尼泊尔行事小心，不要不经印度同意就随便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
第五，印巴冲突不断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民族主义对抗的直接表现形式。从独立起到现在的50多年来，印度教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民族主义基本上处于对立状态，这是印巴两国相互敌视的主要原因之一。“据印度内政部统计，印巴冲突从1968年至1969年共发生865次，从1970年至1971年共发生842次。从80年代到90年代，教派斗争愈演愈烈，武装冲突成了主要斗争形式。”1992年发生的“寺庙之争”和1999年两国间的武装冲突也使世界震惊。
从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心态上，他们从不愿意人们把巴基斯坦和印度并列，认为印度是大国，巴基斯坦是小国，小国巴基斯坦没有任何资格与大国印度平起平坐！所以，巴基斯坦的桀骜不驯一直令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恼火，一直是他们的一块心病。但作为一个有强烈伊斯兰教民族主义情节的国家，巴基斯坦当然不会在任何方面服软。两国曾在1947-1949、1965和1971年发生过三次战争，并在1987、1991年两次濒于战争，1999年4-7月间还发生了局部战争。两国间的最大顽症克什米尔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已经成为两国宗教民族主义者发泄宗教民族主义情绪的试验场。不仅如此，其他南亚国家的穆斯林对此也持强硬态度，也就是说，南亚的伊斯兰教民族主义者也非常气盛，他们始终以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为斗争对象，大有永不退缩之意。从目前情况看，这两种宗教民族主义势力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增强，印巴克什米尔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很难得到圆满解决。如果双方仍不改变政策，其后果不仅威胁到两国本身的稳定，也会威胁到整个南亚地区。
第六，在与中国的关系方面，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同样有自己的看法，他们一向把中国看作印度潜在的最大对手，他们附和国际上的所谓“中国威胁论”，配合某些国家对中国采取不友好的政策。这方面，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中有少数极端分子对中国极为敌视，不顾事实地认为中国在1962年侵犯了印度，认为中国与巴基斯坦的正常友好关系是对印度的大不敬，还莫须有地认为中国在国际事务的许多方面打压印度。这些人不仅附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还极力宣扬“中国威胁论”，并恶意攻击中国，唯恐中印搞好关系。
第七，印度教民族主义不仅在南亚地区称霸，还积极主张走出南亚，力争成为世界强国。为此，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府即以印度人民党为首的执政联盟政府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于1998年挑起了南亚核危机 ，强行跨进了核门槛，成为有核国家之一。“目前，其陆军正在实现常规武器的现代化，海军已进入世界十强之列，空军更是位居世界第四！” 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倡导的这种强国做法得到了巴基斯坦的当然回应，随着印度的五声核爆炸巨响，巴基斯坦也发出了响声，而且比印度多一响，是六响。不仅如此，两国的导弹试验也是此起彼伏，大有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势。毫无疑问，这种军备竞赛是不正常的，对国家建设、社会经济等是有害的，对南亚安全、亚洲安全甚至世界安全都是不利的。
四、结束语
毫无疑问，印度教民族主义有其合理的一面，它在印度反抗英国殖民主义争取印度独立的运动中起到过非常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在提高印度文化地位、增强印度民族自豪感等方面也做出过非常重要的贡献。但它也有诸多消极面，它有时带有某种侵略性、进攻性，对印度国内其他宗教信仰者、其它类型文化具有某种歧视、压制作用，对其他国家怀有某种不信任甚至敌意，这自然不利于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
所以，如何扬弃印度教民族主义、如何发扬优点排除错误就成了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迫切任务。可以想见，如果印度教民族主义能自新，印度将会大受裨益，世界也会受益匪浅；否则，印度将跳不出现在的以军事强国的怪圈，将给经济发展带来负担，并将给地区安全带来威胁。
就中印关系而言，那些敌视中国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应该放弃自己的顽固观点，为中印和睦友好努力。实际上，中国和印度同为大国，两者都需要发展，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而且，两者可以同时强大，两者的强大不仅不会相互构成威胁，反而会促进和平，成为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再则，在新世纪里，中国和印度没有理由不进行合作，双方相互借鉴、相互合作的领域非常广阔。两国应该而且也能够携起手来，共同发展，为世界五分之二的人民谋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