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慧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苏非主义（Sufism），源于18世纪欧美学者对伊斯兰神秘主义[1]①的称谓，是伊斯兰教内部发展起来的一大思想派别，强调的是一种个人宗教修行方面的主张和实践。它产生于公元7世纪末8世纪初倭玛亚王朝统治时期的阿拉伯库法、巴士拉地区。“苏非”是阿拉伯语，原意指“穿粗羊毛衣服的人”，后用来称呼苏非派信徒。
早期的苏非派是指修炼苦行的穆斯林，他们通过苦行、守贫、禁欲等方式，力求达到个人与真主的直接沟通。8世纪后期开始，苏非派涌现出大批的理论家，他们提出了“神爱”、“神智”、“灭寂”等理念，逐步建立和完善苏非主义的理论体系。由此，苏非派由苦行禁欲主义逐渐发展为神秘主义。阿巴斯王朝时期， 随着翻译运动的兴起，伊斯兰文化吸收融合了古希腊、波斯、印度的各种哲学、宗教思想，如古希腊神秘主义哲学，新柏拉图主义，景教、波斯琐罗亚斯特教和摩尼教教义和印度瑜伽修行术等。这些思想理论对苏非神秘主义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苏非派的学者以《古兰经》和《圣训》为依据，兼收各种外来思想，提出了以对真主安拉的爱为核心的“一神论”、“造化论”、“神爱论”、“神光论”、“神智论”、“照明论”、“泛神论”、“完人论”和“人主合一论”等九大理论，形成了一种诸说混合的苏非神秘主义。
苏非神秘主义因其起源于民间，理念和主张契合普通民众，尤其是贫苦百姓的心理，在伊斯兰世界广泛流传起来。11世纪，著名的大苏非安萨里撰写《圣学复苏》，把苏非神秘主义与正统信仰相结合。从此，苏非主义得以合法化，并逐渐成为伊斯兰社会思想的主流，并在伊斯兰宗教生活中占统治地位达5个世纪之久。
作为一种强大的思想潮流，苏非主义传入伊朗后，迅速兴盛起来，成为伊朗社会的主导思想。波斯一些著名的苏非派代表为苏非神秘主义理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如比斯塔米（？～875）提出“万一单有论”的泛神论观点，哈拉智（858～922）提出“人主浑化”的观点等。与此同时，苏非神秘主义思想也深刻影响了波斯文学，形成了独特的苏非文学潮流。苏非文学是指苏非信徒或受苏非思想影响的文人创作的富有苏非思想的作品。苏非信徒在寻道的过程中，利用内心的直觉和情感的自省，经过长期苦修，最终达到“人主合一”的境界。这是一个内省和个人体验的艰难的精神历程，个中的感悟是特殊的，非常人能理解，也非常言能表达。当时的伊朗，许多著名的大诗人本身就是苏非，甚至是苏非长老。他们以诗人的敏感细致，将自己修道过程中感悟到的苏非神秘主义玄理，转化为诗歌的语言，创造了神秘主义和诗歌的完美结合。苏非主义的玄理是深奥的，但信徒却大多是平民百姓。为了能使信徒们普遍理解和接受苏非思想，苏非诗人们把自己对苏非玄理的领悟和认识，通过通俗的民间故事、典故表达出来，创作了融文学性和哲理性为一体的苏非说理诗。这种文学形式又称苏非诗歌，以鲜明的教化目的、准确明快、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深刻的寓意为特点，成为中世纪波斯诗歌的主流。波斯文坛上的几位巨匠，如内扎米、萨迪、哈菲兹、阿塔尔、莫拉维都是蜚声世界的苏非诗人，可以说，苏非主义哲学思想的表述和传播是通过苏非文学来完成的。
莫拉维（公元1207～1273年）把苏非诗歌推向了顶峰。莫拉维的全名是莫拉纳·贾拉鲁丁·穆罕默德·巴尔赫依·莫拉维·鲁米。他出生在今天阿富汗境内的巴尔赫，由于长期生活在当时隶属东罗马帝国的科尼亚，西方人习惯称呼他为“鲁米”。 “莫拉维”意即“苏非长老”，是人们对他的敬称。
在莫拉维生活的时代，苏非主义已经完全成为伊斯兰教主流思潮的一部分。莫拉维与同时代的其他伊斯兰正统学者一样，接受过正统伊斯兰经院教育，修习伊斯兰教法学、神学、哲学、科学与文法修辞，同时，他进行苏非神秘主义的修行，是著名的苏非大师、精神导师，还创立了莫拉维苏非教团，即西方所熟知的“旋转的苦修僧”。集诗人与神秘主义者为一身的莫拉维通过诗歌、音乐等艺术形式，向苏非信徒们阐述深奥的宗教哲理，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中，创作了诗歌巨作——叙事诗集《玛斯纳维》。《玛斯那维》以寓言、传奇和故事的形式阐释了苏菲教派的神秘思想的精华，被誉为“波斯语的《古兰经》”、 “知识的海洋”。
一、苏非思想中关于“爱”的理论
苏菲派通过宗教修持和神秘体验形成了一套独特而完整的世界观和哲学体系。苏非主义的基本主张是“通过一定方式的苦行和修道，滤净自身的心性，修炼成纯洁的‘完人’，在‘寂灭’中和真主合一，在合一中获得永存”[2]① 。 “爱”（波斯语中的Eshgh）是苏非主义哲学的基石，也是九大神秘主义理论的核心。
在苏非思想中，爱分为三类。一类是自然之爱，即俗世之爱，一种对外在的躯体的爱，所以“爱者只有肉体而无精神”[3]②。第二类是精神挚爱，这是一种建立在自然之爱基础上的，同时兼有躯体和精神的爱。这两种爱都属于低级的爱。第三类是苏非派心中最高尚的爱，即神性之爱，是指爱者对被爱者（真主）的深情、狂喜与着迷，是一种全神贯注的爱，纯精神的爱。根据苏非教义，爱是真主的完美德性，真主以它的爱创造了人类，并赋予人以爱的属性。只有摒弃俗世的一切欲念，以对真主的时刻赞念和喜爱，通过精神修炼和自我净化——自身存在的“寂灭”，获得“神智”（即“源自真主的，关于真主的神秘的、直接的知识。”[4]③），才能达到“人主合一”的永生境界。
在苏非神爱论出现之前，伊斯兰教义中人与真主的关系是主人与仆人的关系，真主是信仰的对象，人应当敬畏真主、服从真主和期望真主。苏非主义神爱论彻底颠覆了这种关系，它把人与真主之间的关系改变为爱慕者与被爱者、认知者和被认知者之间的关系。真主从敬畏的对象变为爱的对象，爱也自然成为接近真主、认识真主、最终同真主在意识上同一的唯一途径。
最早提出神爱论的是8世纪末的女苏非拉比尔·阿德维亚（约公元717年～801年）。拉比尔认为真主是永恒的爱的对象，应该爱真主，不是因为恐惧它的愤怒或期望得到恩赐，而是纯粹因为真主本身，爱使人与真主相接近，是引导人通向真主的道路。她是这样阐释自己的观点的：“噢，真主！如果我敬拜你是因为害怕火狱，那么请再火狱里焚烧我；如果敬拜你是因为你自己的缘故，那么请让我看到你永恒的美丽。”拉比尔对真主神秘之爱的表述，把苏非苦行和禁欲主义带入了神秘主义发展阶段，构成了苏非神秘主义的基础。“由于神秘爱的对象是真主，是主的真、美、恩、慈……。因此，不管后来的苏非们把真主的现实看成是一切知识的普遍本质，还是比喻为无限的、期待的对象，他们均以深情的爱的语言来表述这种思想。”[5]
二、《笛赋》对爱的诠释
爱（Eshgh）同样也是莫拉维诗作最突出的主题。在莫拉维的诗作中，万物皆有情，他描述万物众生的泣诉、空虚的叹息、失恋的哀歌以及对真爱的期待，以看似的人间情爱来比拟追求真主、接近真主的神秘体验。巨著《玛斯纳维》的序诗——伊朗文坛称其为《笛赋（نی نامه）》就是阐释苏菲神秘之爱的典范之作。
《笛赋》的主角是一支充满苦痛与渴望的芦笛，它倾诉了一个关于分离，确切地说是关于被拆散的故事。莫拉维在诗中借助芦笛之口，道出了从无常空虚到感悟真理的体验真主的艰苦过程。
"بشنو از نی چون حکايت ميکند از جدايی ها شکايت می کند
کز نيستان تا مرا ببريده اند از نفيرم مرد و زن ناليده اند
سينه خواهم شرحه شرحه از فراق تا بگويم شرح درد اشتياق
هر کسی کو دور ماند از اصل خويش باز جويد روزگار وصل خويش "
请听这芦笛讲述些什么，它在把离愁和别恨诉说：
自从人们把我断离苇丛，男男女女诉怨于我笛孔。
我渴求因离别碎裂的胸，好让我倾诉相思的苦痛。
任何人一旦远离其故土，会日夜寻觅自己的归宿。
在《笛赋》中，芦笛被赋予了灵魂，这是一个爱慕者的灵魂，通常被莫拉维作品的解读者们认为象征功修完美的苏非（苏非主义称之为“完人”）和莫拉维自己，而芦笛心中渴求的故土苇丛则喻示苏非神秘主义者爱慕的对象——真主的精神世界。
苏非神秘主义者们相信：生命的本源和创造者是真主，万物存在有两种：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人类真正的存在是由精神组成的，人类的精神源于真主的精神。人类的灵魂在到达物质世界之前是处于精神世界当中。他们认为，人的灵魂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是同自己的源地分离的，进入了物质世界的牢笼，受躯体的束缚。因此，人的灵魂在一开始经历了一个下降的过程。 在认识到这一点后，人类必须使自己的灵魂上升，把自己从躯体和物质世界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再次使自己回到本源（归宿），即绝对自由的精神世界。芦笛被迫从苇丛中分离，就像“完人”的灵魂在真主的指示下从精神世界分离，来到物质世界。这种分离是痛苦的，就像爱人远离自己的情人，深受相思的煎熬。芦笛作为一种乐器，一直被人们用来抒发内心的感伤情怀，它发出的声音空远而忧怨，形象地比拟了“完人”因与爱人（真主）的分离而发出的哀叹和哭泣。
那么如何才能使自己从世俗中解放，使灵魂上升，实现无我的精神境界，与真主的灵智交融呢？莫拉维在《笛赋》中指出了一条途径，即“爱”。
"جسم خاک از عشق بر افلاک شد کوه در رقص آمد و چالاک شد
عشق جان طور آمد عاشقا طور مست و خر موسی صاعقا"
泥身因爱情升上了天空，山峰跳起舞来迅速塌崩。
恋人啊爱使图尔获声明，雷电啊图尔穆萨皆酩酊。
伊朗著名的伊斯兰哲学家沙布哈丁·苏赫勒瓦尔迪在《爱的使命》一书中是如此描述爱的：“Eshgh”(عشق爱)是阿拉伯语词，来源于“Eshghe”（عشقه），一种常青藤植物，它缠绕着树生长，汲取树的养料，最终使其干枯。爱对于人类也一样。它进入人类的身躯，占据人类的生命，并使其躯体干枯和消失。苏非神秘主义者把“爱”定义为“追求真主的神智”，这是一种全神贯注的专一的认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爱慕者承受着各种艰辛，抛弃所有的贪婪和欲望，脱离现实世界的束缚，使内心除了所追求的“情人”之外，空无一物，除了期望和“情人”团聚之外，对任何其他事物都无所欲求，甚至忘却时间。“无所欲求”是爱的本质。
"روزها گر رفت گو رو باک نيست تو بمان ای آنکه چون تو پاک تيست"
时光随逝说去吧不可怕，只要纯洁无比的你留下。
" هر کرا جامه ز عشقی چاک شد او رز حرص و جمله عيبی پاک شد"
谁的外衣因爱情而碎裂，他就会免于贪婪和病缺。
莫拉维选择芦笛作为阐释苏非思想的媒介，其寓意是深刻的。芦笛的的生命始于一支芦苇，它脱离了植物的肉身修炼成空，而苏非派的“完人” 通过实践修行，排除思想意识里的各种欲望，摒弃尘世的诱惑和羁绊，实现了自我意识和存在的消解与毁灭，因而内部也是空的。可见，芦笛正是灵魂实现了自我消解过程的象征。
在《笛赋》中，莫拉维还清晰地指出了“爱”的重要性。
"آتش است اين بانگ نای و تيست باد هر که اين آتش تدارد تيست باد
آتش عشق است کاندر نی فتاد جوشش عشق است کاندر می فتاد"
这笛声是火焰不是妄念，泯灭吧人若没有这火焰。
倾注芦笛的是爱的火焰，注入美酒的是爱的沸腾。
他强调使芦笛发出声音的，不是喻示物质世界和肉体的“风”，而是神爱的火焰。神爱之火让芦笛行动实践，爱的热情浸入神爱的酒里，让人类陶醉并失去自我。在莫拉维看来，心中没有神爱之火的人应该消失，因为这样的人同其他的动物没有差异。
莫拉维在短短35联句的《笛赋》中，用多重的隐喻和形象生动的诗歌语言诠释了苏非神秘主义关于爱的基本理念，将宗教思想与诗歌的艺术魅力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让我们读到了他的激情与智慧。《笛赋》奏出了《玛斯纳维》的主旋律，为读者开启了理解苏非哲学的大门。
文明对话——《玛斯纳维》的当前意义
穆宏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玛斯纳维》被誉为“波斯语的《古兰经》”，在伊朗宗教文化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玛斯纳维》是苏非神秘主义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涵盖了苏非神秘主义思想的方方面面，比如：神爱、修身养性、泯灭自我、人主合一等等。这些思想在笔者以往的文章论述中多有涉及。最近，重读《玛斯纳维》，从中体悟到一个以前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重要思想即：主张摈弃宗教偏见，不同信仰的人应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伊朗前总统哈塔米先生在任期间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出“文明对话”，主张不同文明之间应展开对话，促进相互了解，以避免冲突。哈塔米先生的主张得到了世界各国普遍的赞同和支持，联合国因此把2001年定为“文明对话年”。哈塔米先生“文明对话”的主张无疑是与伊朗自身的宗教文化思想传统一脉相承的。因此，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重新释读《玛斯纳维》，彰显《玛斯纳维》中的“文明对话”思想，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一、不同宗教之间的同一性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贯穿于信仰者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使信仰者产生一种归属意识，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宗教产生于人对一种超自然力的认知，而人认知能力的局限性使人对这种超自然力的认知千差万别，因此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发展史，从原始宗教到民族宗教和世界宗教，产生了林林种种的不同宗教。人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和强烈的归属意识，使自己所属宗教的正确性被强化。“自我正确”意识被强化就容易滋生排他性，衍变为“唯我正确”。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这种排他性是因信仰者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和强烈的归属意识而产生的，并非宗教本身的必然特性。国内有学者认为产生于叙利亚文明的一神论宗教（包括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具有“唯我正确性”和“排他性”，因而容易因宗教分歧而引发矛盾和冲突，而中国的儒家文明具有包容性，是一种平和中道的文明形态，较少可能引发冲突，从而认为儒家文明对缓和当前紧张的国际局势是有利的。[6]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本身就是在一种强烈的归属意识下产生的，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就是一种“唯我正确性”和“排他性”的反映，只看到了一神论宗教的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其内在实质。就伊斯兰教而论，在西方话语霸权的渲染下，伊斯兰教被描绘成一种“排他的”、“好战的”、“不宽容的”宗教，乃至很多不了解伊斯兰教的人都如此误认伊斯兰教。笔者曾在另一篇论文中辩驳了西方世界对伊斯兰教“好战”和“不宽容”的指责，阐明了伊斯兰教的宽容精神，这里不再涉及。笔者在这里想要阐述的是，在世界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中，伊斯兰教是完全彻底的一神论宗教，恰恰是其彻底的一神性质、一神眼光和视角把其他宗教包容到了自己的麾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不是穆斯林，也不信仰伊斯兰教，因此这样的论点不是出自笔者的归属意识，而是出自笔者在长期从事伊斯兰教和伊朗文学研究中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和了解，是纯学术性的。
《古兰经》[7]49：13说：“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相互认识。”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伊斯兰教认为世界上的众多民族和众多宗教是真主造物的结果，信仰不同宗教的不同民族之间应当相互了解，相互认识。不同信仰者之间进行相互了解的前提必须是放弃“唯我正确”的意识，在恪守“自我正确”（这是人的生存之根本，是不能放弃的。一旦对“自我正确”产生怀疑，人就会产生归属意识危机）的前提下，接受“他人亦正确”。那么，如何才能让信仰者接受“他人亦正确”？因此，要把《古兰经》的这一精神灌输给普通信众，需要宗教学家们高屋建瓴的阐释。《玛斯纳维》在这方面体现出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的伟大，高瞻远瞩地阐释了不同宗教之间的同一性。
作为苏非神秘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莫拉维吸收并发扬光大了苏非神秘主义的“光照说”。“光照说”最先是由苏哈拉瓦迪（1153—1191）提出，认为真主乃绝对的终极之光，世间万物仰赖真主的光照而存在。其经文依据是《古兰经》24：35：“真主是天地间的光明，他的光明像一座灯台，那座灯台上有一盏明灯，……真主引导他所意欲者走向他的光明。”莫拉维花了不少的篇幅来阐述这种“光”的哲学，几乎在《玛斯纳维》每一卷中都有涉及。莫拉维认为不同宗教对真主这一绝对存在的认知，就如同七色光与光之间的关系。终极之光幻化为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光，因而七色光表面上颜色各一，但实质上是同一。《玛斯纳维》[8]第三卷“达古吉的神奇故事”中达古吉在海边看见七支明烛，转眼间，七支蜡烛又合为一支明烛，不一会，一又化为七。阐述的即是这种一与多的关系。《玛斯纳维》第四卷416—417联同样说道：“这情形正如天上本来只有一个太阳，当它照进千家万户，就变成千万道光亮。假如你拆掉挡住光线的所有墙壁，就会发现千万道光线都融为一体。”因此，在一与多的关系中，一是绝对的，多是一种幻化，是一种表象，本质上是同一不二的。因此，正是伊斯兰教的这种一元性质把其他各种不同宗教认作在本质上是同一不二的，这就为在坚守“自我正确”的前提下接受“他人亦正确”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这种“同一不二”的理论依据下，莫拉维明确指出伊斯兰教之外的其他宗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乃至多神教——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玛斯纳维》第六卷1862—1863联说：“托那伟人之福，犹太人、麻葛、基督徒和多神教徒全成为一色。在那充满机密的太阳的光芒里，千万或长或短的阴影全成一体。”这样的思想使摈弃宗教偏见、不同宗教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成为可能。
针对不同宗教所各自承认的先知，莫拉维认为不同的先知在本质上也是同一不二的，因为他们所获取的都是真主的终极之光。《玛斯纳维》第一卷1947—1950联说道：“当灯盏取得蜡烛之光束，谁见那灯盏定也见那蜡烛，如此这般传递百只灯盏，看见最后一盏即见本原，不论从最后的灯光获取，或从精神之烛并无差异，不论从最后的灯盏获光，还是从最久远的烛获光。”各先知之间的差异，如同灯具的差异，而光的本质是无任何差异的。《玛斯纳维》第三卷1254—1258联说道：“复活日之前，穆萨现象仍将出现，穆萨之光如初，其载体灯却在变。陶质的油壶和灯芯在不断更换，其光始终如一，因它来自彼岸。对着镜子照，可能会产生错觉，镜中影像繁多，令人大惑不解。若专注其光，抓住事物本质，既可摆脱二元或多神论限制。众信士与祆教和犹太教徒的分歧，睿智者啊，在于对世界看法不一。”
因此，当我们认识到各种宗教各位先知在本质上的同一性，还有什么样的分歧不能消除呢？还有什么样的理由让我们死抱着“唯我正确、他人皆错误”的狭隘思想？还有什么样的理由不让我们张开怀抱去接受“自我正确、他人亦正确”这一真谛？
二．分歧产生的原因
然而，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宗教分歧和教派分歧比比皆是。莫拉维用各种各样的故事来阐述这种分歧产生的原因。笔者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想当然的推测。《玛斯纳维》第一卷“聋子探望生病的邻居”的故事讲一个聋子的邻居生了病，他想去探望，又担心因耳聋而无法问答，便事先把可能发生的问答推测一番。他推测：我先问：“你病好些了吗？”病人肯定会回答说：“好些了。”我就说：“托真主的福。”又问：“吃了些什么药。”病人肯定会说：“吃了什么什么药。”我就说：“祝你吃药吉祥。”又问：“哪位医生给你看的病？”病人肯定会说：“是某某医生。”我就说：“祝他出诊吉祥。”聋子如此推测一番，便去看望病人了。结果全乱了套。聋子问：“你病好些了吗？”病人说：“快死了。”聋子说：“托真主的福。”又问：“吃了些什么药。”病人说：“吃了毒药。”聋子说：“祝你吃药吉祥。”又问：“哪位医生给你看的病？”病人说：“死神。”聋子说：“祝他出诊吉祥。”差点没把病人活活气死。因此，推测只是把想象的东西当本质，往往导致谬误。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就是根据一些表面现象对别的宗教进行想当然的推测，结果导致对别的宗教的错误认识。
第二，偏执，钻牛角尖，揪住表面现象不放。《玛斯纳维》第二卷有个小故事，语法学家为讲语法而举例说：“李四被张三殴打。”一个听众却一个劲地问张三为何要殴打无辜的李四，无论语法学家如何解释，该人都揪住这句话的表象不放，而不看语法学家说这句话的真实用意。这就如同在现实生活中，某些人抓住别的宗教教义中的某些词句，阐发出一些与该宗教本质不相干的所谓“真知灼见”。
第三，固执己见，形成纷争。《玛斯纳维》第二卷“四个人因对葡萄的叫法不同而产生争执”这一小故事讲述了一个波斯人、一个阿拉伯人、一个突厥人、一个东罗马人四人结伴而行，途中得到一枚硬币，四人都想买葡萄吃，但因各自语言对葡萄的叫法不同而产生误会，又互不相让，最终厮打起来。这种因对同一事物的表述方式不同又固执己见而引起的误会是不同宗教不同教派之间产生分歧、形成纷争的根源。这是典型的“唯我正确、他人皆错误”的思维方式。
第四，固执己见加上不宽容若发生在权力者身上，很容易形成宗教迫害。《玛斯纳维》第一卷中“犹太国王因宗教偏见杀害基督徒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犹太国王阴谋屠杀基督教徒，他的一个大臣献计说，来自内部的自相残杀更为致命。于是，这个大臣乔装成基督教徒，打入基督教徒内部，获取了他们的信任。基督教徒们把他奉为精神领袖，而他却对基督教徒中的七位长老分别传授不同的教义。在他自杀身亡后，基督教徒中的七位长老皆认为自己所受教义是正道，其他长老所受教义乃谬误，于是导致基督教徒分裂成不同派别，终致相互厮杀，血流成河。莫拉维指出，这个犹太国王的谬误就是在于把穆萨（摩西）与尔撒（耶稣）二位先知割裂。这个故事同时也说明，不同宗教不同教派之间教义上的分歧实质上是一种人为的结果。
第五，人在认识上的局限性，以偏概全。莫拉维在《玛斯纳维》第三卷“人们对大象的看法不一”这个故事中，把人们熟知的“盲人摸象”的故事改为了“人在黑屋子中摸象”，这一改变是有着深刻喻义的。苏非神秘主义认为，人的灵魂来自真主吹入人祖阿丹（亚当）体内的精神，因而人在本质上是具有神性的，只是这种神性被后天尘世所遮蔽。人只有通过修身养性，获得真主的光照，才能重新寻回这种神性。因此，莫拉维并不认为是人因天生眼瞎而不能认识到大象的全貌和本质，而是因人在黑暗中缺乏光照所致。尘世犹如黑屋子，人在尘世的黑暗中无法认清绝对精神的全貌，结果往往是以偏概全，各执一词，产生分歧。
正因为人认识上的局限性是受尘世的遮蔽所致，因此分歧又几乎可以说是与这世界共存的。《玛斯纳维》第三卷1496联说：“每种造物都有自己特殊的祈祷，对此，它们相互之间并不知晓。”正因为互不知晓，互不了解，所以产生分歧。同卷1498联说：“世界上七十二种宗教大同小异，只是信众互不了解，多有猜疑。”同卷1501—1503联说：“逊尼派不明白宿命论者的祈祷，宿命论者亦然，不知对方祷告。逊尼派自有其特殊的祈祷礼仪，与之相比，宿命论者祈祷迥异。这个派别说其他派别误入歧途，因为全然不了解人家的宗教义务。”对这样的分歧，莫拉维有着清楚的认识，认为这是尘世本身的局限性钳制了人的认识，要彻底消除这样的分歧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到复活日之时。《玛斯纳维》第五卷3214联说：“宿命论者与意志论者的争辩，会一直延续到复活日前。”同卷3218—3219联说：“对对方的批评，不予承认；对对方的胜利，不能甘心。世界上有七十二个教派，到复活日前都会顽强地存在。”同卷3221联说：“这七十二个教派直到复活日时，都会争论不休，不把观点放弃。”同卷3227—3228联说：“两个对立的教派都各执一词，每个宗派都为自己的教义沾沾自喜。当回答不出对方的诘问，便强词夺理，这种吵闹直到复活日也不平息。” 由此，莫拉维也无比感叹：“这时代众秘密就似花牛一般，各个民族语言之纺锤缠着百色线。现正当百种颜色百颗心之时，一色之世界何时才会显示。”（《玛斯纳维》第六卷1868—1869联）
三、减少分歧的途径
《古兰经》49：10说：“信士们皆为教胞，故你们应当排解教胞间的纷争。”因此，尽管在这个尘世上分歧是难以消除的，但是本着《古兰经》的精神，莫拉维还是在《玛斯纳维》中用了大量篇幅阐释不同宗教之间的同一性，即是旨在帮助广大信众提高认识，减少分歧。莫拉维还用很多故事来阐述信众之间应当彼此尊重、相互理解，这是减少分歧的有效途径。用当前的语言来说，就是要展开“文明对话”，减少彼此的误解，避免冲突的发生。笔者同样将之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应当尽量化敌为友。《玛斯纳维》第二卷2147-2148联说：“即使是敌人，这仁慈也有益，仁慈使大量敌人转变为同志。即使他未成友，仇恨也会减少，因为仁慈是治疗仇恨的药膏。”《玛斯纳维》第五卷3644联前题目中说：“应像易卜拉欣·哈利勒那样对待新的陌生的客人。他的大门永远向尊敬的客人敞开。不论他是异教徒或信士、虔信者或悖逆者，对所有客人都笑脸相迎。”在原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