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月（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

战争对黎巴嫩人民造成的痛苦是难以估量的。有一句话说：“愤怒出诗人”。黎巴嫩战争不仅使老一辈的作家和诗人们奋笔疾书，还直接催生一批年轻的诗人，作家和诗人们在他们的作品中表达黎巴嫩人民的愤怒和悲伤，表现战士的勇敢和战争的残酷。不仅是黎巴嫩的作家和诗人对战争有所表示，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作家和诗人们也对黎巴嫩的战争有所反应。一些年轻的诗人甚至借助现代化的网络，直接在网站上贴出自己的诗作，以表达胸中的愤懑之情。

对于以色列人在黎巴嫩打响的战争，黎巴嫩和其它阿拉伯的诗人和作家们或愤怒不已，或痛苦不堪，有的甚至感到了绝望，剩下的只有悲伤。在一首题为《为什么？为什么是黎巴嫩？》（Why? Why Lebanan?）的诗中，绝望的诗人吟道：

有一些小孩站在这里

双手伸向蓝天，

脸颊上泪水涟涟，

兄弟躺在浅埋的墓穴

父亲消失得了无踪迹

一个民族看不见他们的耻辱，自从他站在这里

一间间房屋被烧毁得无法修复

死亡的气味在空中弥漫

一个女人绝望地哭泣，说他曾站在这里

       曳光弹照亮了整个天空

       轮到另外一个家庭去赴死

一个孩子恐惧得不敢哭出声，却说他曾经站在这里

       而我再也没有看到勇敢

              没有勇敢

在你的眼里别无他物，唯有悲伤

              唯有悲伤

       作为黎巴嫩人民的兄弟，其它阿拉伯国家的诗人们也无法置身事外，他们对黎巴嫩人民的痛苦遭遇感同身受，为之泪洒胸襟。巴勒斯坦诗人伊勒亚斯·赛阿德在其长诗《黎巴嫩的眼泪》中吟道：

天空在号啕大哭，泪水滂沱，

墓群中的枯骨在嘤嘤而泣

冬季在啼哭，泪滴凝结于天际

啊，燃烧的黎巴嫩，泪水浇湿你的悲剧，

无处过夜的海鸥为你涕泣不已

无法自我忍受的命运也为你哭泣

……

死亡是每一个人的权利，

但随便杀人又是何样的权利？！

……

烈士太多并不意味着尊严失去，

每一个烈士的归属在天堂，

而暴虐者则必然走向火狱

不仅在诗歌领域，文坛人士对战争做出了反响，在小说领域，也早有作家以黎巴嫩战争作为创作的题材。黎巴嫩最为突出的战争文学的代表作家不是一向善于宏大叙事的男作家，而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女作家。她就是哈黛·嘉曼。其长篇小说《贝鲁特梦魇》（1976）就是黎巴嫩战争文学的典型，作品以一个年轻女作家为主人公，写了她在内战最前线的交锋地带，饱受饥饿、惊吓、囚禁的折磨以及在梦魇中所见证和经历的悲惨景象。全书共有198个梦，除了最后一个梦预示了黎巴嫩的未来，不带有噩梦的色彩外，其余的197个都是噩梦，如果再加上嘉曼在书中的后续，即16个以按语形式出现的梦境，那么整部小说呈现给读者的就是一连串接踵而至的梦魇，将主人公和读者一同卷入深渊。黎巴嫩内战的真实场景和嘉曼笔下的梦魇紧密相扣，现实与艺术创作纠结难分。

梦魇中的黎巴嫩处于无序状态，一切都匪夷所思。“我”被囚禁于一方天地，与世隔绝，在枪炮声中过活，挣扎于生与死的边缘。每当黎明到来，都要惊讶于自己竟然能从死神的利爪中夺得生命。断水、断电、食物减少，外面腥风血雨，内心激烈冲突，“我”的无边梦魇由此开始，贝鲁特疯狂的景象也逐渐铺陈：“疯药”的交易（梦魇14）、内战时的贝鲁特沦为屠宰场（梦魇45、63、94－96）、民众集体自杀（梦魇64）、名为“死亡”的老者在贝鲁特疲于奔命收走人们的灵魂（梦魇117、143）、塑料模特儿被赋予了生命（梦魇142）、耶稣来到贝鲁特（梦魇158）、尸体从坟墓中爬出并互相交谈，交代自己的死因和经历（梦魇171、175、185）……这一切在现实中绝不可能出现的事物在梦魇中显现，让人触目惊心，感到深切的悲凉和痛苦。

嘉曼敏锐地注意到了内战中最为蛊惑人心的口号——为宗教而战。多少人就是由于对宗教理解的偏差和狂热，不分青红皂白地互相残杀，甚至连死后也如此，他们生前来自不同教派，死后仍然为能在存放尸体的冰库中占据一席之地而划分派别、大打出手（梦魇119）。许多人也因为自己信仰的宗教，成了信奉其它宗教的信徒的替罪羊和牺牲品。“我”的爱人尤素夫就是因为信仰的宗教与别人不同而被无情地杀死，而凶手正是他教过的学生。

    在这部作品中，我们通过女作家的描述可以看到，内战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不稳定。仇恨、猜忌、敌对情绪蔓延。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人的尊严被践踏，生命遭到亵渎。有人妄图独善其身，远离纷争，因而远走他乡；有人物欲横流，发起了战争财；也有人感到了严重的挫败感和无力改变现状的痛苦，于是诉诸于酗酒和吸毒，借此逃避现实……内战对人的束缚不只限于人身，更可怕的是对头脑的钳制，对心灵的禁锢，对自由的封锁，对创造力的扼杀。当动荡充斥了人们的生活时，整个社会的创造力都不免出现大幅度的退化。总而言之，这场旷日持久的内战给整个社会结构以沉重的打击，内战在人们的身心留下的创伤在相当一段时间。

尽管作品主要是黎巴嫩内战的反应，但是这场内战却有着太多的外因。它一方面是巴以冲突在黎巴嫩的具体表现1970年，巴解组织的总部和主要力量进驻黎巴嫩，与穆斯林派别结盟，并积极支持各个穆斯林教派夺权。而由于巴解组织转移到了黎巴嫩，以色列便借口报复，经常在黎以边境出没骚扰。黎巴嫩当局由此迁怒于巴解组织，导致黎巴关系恶化。另一方面，这场战争也是大国插手黎巴嫩事务的产物。对宗教的狂热和权势的纷争，导致外部力量插手其中，早在1958年，美军就曾登陆黎巴嫩，帮助马龙派镇压穆斯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力量支持马龙派，而前苏联则扶植穆斯林的“全国运动 ”等派别。两个超级大国都想将黎巴嫩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宗教纷争成为美苏进军中东地区扩张势力的又一可资利用的筹码。大国的插手，使局势更显错综复杂，愈发动荡不安。再加上以色列势力从中挑拨，当时黎巴嫩政府的立场也颇为耐人寻味。局势越来越危险，黎巴嫩仿佛坐在火药桶上，只要一点火星就能全面引爆。1975年4月13日，黎巴嫩的长枪党攻入巴勒斯坦在黎境内的难民营，以反对巴勒斯坦难民进入黎巴嫩为由，借机打击部分穆斯林教派的武装力量和巴勒斯坦的游击队势力，黎巴嫩全国运动和巴勒斯坦游击队作为回应，立即组成了联军开始反击。黎巴嫩的局势愈加恶化和动荡。黎巴嫩的军队倾向马龙派民兵。叙利亚则从政治调解转向直接派兵攻击贝鲁特。内战硝烟弥漫，仅仅到1977年，就已经造成了极大破坏，黎巴嫩的“直接经济损失达750800亿黎镑，4万多人死亡，10万多人受伤，约几十万人逃往国外。”

嘉曼对巴勒斯坦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是采取同情态度的，她认为黎政府不应该容忍以色列在黎巴嫩领土上对巴勒斯坦人民所犯的罪行，并批评黎政府落井下石的行为。当巴勒斯坦人民在阿拉伯兄弟的土地上惨遭杀戮时，以色列军队却在黎巴嫩土地上安营扎寨，在黎巴嫩的土地上横行无忌！当“敌人在最南边，而我们的军队居然在最北边”（梦魇96）时，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在梦魇里，“我”幻化成一只猫头鹰，去监狱寻找弟弟沙迪。他和一个巴勒斯坦人艾布·萨伊尔被关在一起。艾布·萨伊尔来自那不勒斯，那里正是巴勒斯坦土地上斗争极为激烈的地方。他被囚禁的罪名很简单：“所有的过错就是因为我是巴勒斯坦人！”就因如此，他“不管到哪个国家都会被监禁起来”，“最可鄙的罪行和恶名”都被安在他的头上（梦魇172）“就连监狱里最桀骜不逊的杀人犯都对颂扬以色列诸般好处的新闻嗤之以鼻，这只是以色列给黎巴嫩人下的圈套罢了，这种短暂的和平无疑会带来更多的侵略，说不定会是全盘的占领。”（梦魇140）

几乎所有的社会机构都濒于崩溃，对死亡的恐惧更衍生出及时行乐的末世思想，贝鲁特满目疮痍，只有逃避到虚幻的乐园才能解脱心理压力。这种倾向迅速蔓延，在青年一代中广泛传播，渐成无法遏制之势。毒品，成为他们逃避现实的工具，本该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阶层却在吸毒中逐渐迷失自己。颓废之气蔚然成风，个体的行为扩散到了集体，甚至出现了整个家庭都一起吸毒的场面。据统计仅1987年1月就有约22.6万人吸食毒品，占黎巴嫩总人口的22％。尽管战争是残酷的，给黎巴嫩人民带来巨大的伤痛，但是，作家并未在遭受战争的打击中消沉绝望，她的写作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态度。在嘉曼眼中，贝鲁特也是母亲的代名词，而母性的缺失使她丧失了温情和爱，变得野蛮和暴力。梦魇98（第144－147页）中贝鲁特就是以一个女性的形象出现的，她曾经是那么的优雅，但是她现在却“双唇龟裂如肉干，面庞被灼烧得犹如沙漠的流沙”，她用长辫把孩子一个个地勒死，用项链把爱人绞死，又把她的过去悬挂尸体那样挂在镯子上，任凭秃鹫叼啄她的眼睛和五脏六腑，用荆棘针刺她的肌肤，用火药给她沐浴……她已经摘掉了她的面具，不再公正，也不复美丽。作为贝鲁特的女儿，嘉曼要竭力拯救自己的祖国母亲，而拯救的手段就是通过她的手中之笔。虽然暴力充斥着这个社会，对暴力和知识的选择上她也曾经有过犹疑和彷徨，然而最终理智占据了上风，她还是选择了知识作为武器，建设更美好灿烂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