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锡南（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二十世纪以来，印度的汉学研究颇有起色。遗憾的是，除极少数学者的零星介绍外，中国学术界对于印度汉学研究的具体状况、研究成果、发展趋势等均未进行系统介绍和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就印度独立以来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进行简介。

与对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哲学、中国宗教的研究相比，印度汉学界关于中国文学（狭义上的纯文学如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显得非常单薄。其中原因值得分析。在中国文学某些领域如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方面，印度汉学界至今还是一片空白，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学术界对于印度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梵语诗学不仅已有翻译，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进行了中印古代诗学比较研究。印度汉学界钟情于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宗教的研究，可能既与他们渴望认识和观察中国历史与现状的心态有关，也与他们以宗教情怀倾心阅读和思考中国哲学宗教有关，还与部分印度学者的中文水平不理想和一些大学中文系课程设置有关。印度汉学界许多人研究中国文学、文化往往是通过西方人的翻译文本进入，或最多是林语堂等旅居西方的华裔作家或学者的英文作品，这样就自动过滤了通过阅读中文原文能够感悟的很多文化信息，因此，导致研究数量和质量的双重不理想状态。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哪位印度学者以印度视角出版一部英文版或印地语版《中国文学史》，中国则已经有了《梵语文学史》（金克木）、《印度古代文学史》（季羡林等）、《印度印地语文学史》（刘安武）、《20世纪印度文学史》（石海峻）和《印度古典诗学》（黄宝生）等高水平学术著作。但是，如果对现代以来印度汉学界关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我们还是能够发现一些有价值的著述。不同的是，与印度学者有时以专著形式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宗教哲学不同，他们研究中国文学多是采取单篇文章的方式进行，这客观上体现了印度汉学界研究中国文学的不理想现状。

1947年独立以前，印度汉学界关于中国文学的纯学术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泰戈尔虽然有时就李白的诗歌发些议论，但不是真正的学术探讨。奥罗宾多、尼赫鲁、辩喜、甘地、拉达克里希南等人也没有相关研究。他们对中国的关注主要在于现实政治和中国的历史、哲学和宗教方面。而这一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两部接近于印度文学史性质的著作即许地山（1893-1941）的《印度文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初版，1931、1945年再版）、柳无忌的《印度文学》（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1945年出版）。中国这一时期关于泰戈尔作品的译介和论述更是蔚为大观。1947年独立以后，印度学者开始有人进行中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起初是谭云山和谭中父子及黄漪淑，后来有一些印度学者陆续加入研究中国文学的行列，他们包括尼赫鲁大学的马尼克（Manik Bhattacharya）、邵葆丽(Sabaree Mitra)、拉瓦特（D.S. Rawat）和达雅万迪(Mrs. Dayawanti)；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的恰(Aditi Jha)和杜塔(Kamal K. Dutta)；德里大学东亚研究系的马杜拉(K. C. Mathur)、穆尔提(Sheela Murthy)和罗易( Shreeparna Roy)。除了这些 “学院才子派”外，还有其他一些有兴趣者也正在加入进来。这里仅以谭云山父子、马尼克、邵葆丽等人为代表，对六十年来印度的中国文学研究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介绍。

1952年，谭云山撰写了一篇文章《中国语言文学史》，对中国文学进行阐释。他先对中国语言文字的起源和新近发展做了简单介绍，然后开始介绍中国文学。他的观点是：“广义上讲，中国文学包括所有的文学作品，但严格来说，它只指那些具有形式美或情感效应美的价值的作品。”[1]谭云山这里强调了文学作品的独特价值，将文学创作与其他类型的作品区分开来。他认为，中国文学不仅是世界上最古老、也是最丰富多彩的文学之一。接下来，他对中国古代的文化宝库《四库全书》进行说明。《四库全书》分为经部（文化经典）、史部（历史著作）、子部（哲学著述）和集部（文学类著作）。因此，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作品存在于集部里。谭云山对各部作品进行了简单的解释，这样，将广义和狭义范围中的中国文学概念剖析得非常清楚，以利于印度学者和读者了解陌生的中国文学概况。在他看来，集部里的中国文学作品又可分为许多类别和更小的分支。最重要的类别是散文、诗歌、戏剧和小说。他接着对四类作品进行解释，并简单介绍了中国四大古典小说即《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和《红楼梦》。文章最后，谭云山还把眼光投到现代，介绍了二十世纪初期开始的、与白话文运动、新文化运动相联系的新文学运动。由这些介绍来看，谭云山在印度独立之初对印度学界的中国文学启蒙是非常有价值的，他把中国文学的外延内涵都做了区分，还把时间范围延伸到现代阶段，以使印度学界对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有一个大致清晰的印象。

在谭云山之后，他的儿子谭中继续进行中国文学介绍和研究。因为家学渊源和扎实的中文功底，他是迄今为止印度汉学界研究中国文学视野最广阔、成果丰富、学术质量上乘的学者。他还曾经将中国唐诗译为英文在印度出版。下面就以可参考的有限资料对他广义上的中国文学研究做一简介。

形象学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理论主张之一。作为一位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史学家，谭中并未专门研究比较文学，但他却以超乎寻常的学术睿智发现了形象学研究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他在1985年一至二月号的《中国述评》上发表文章《中国文学中印度形象的历史扫描》（Indian Images in Chinese Literature: A Historical Survey），对自古以来广义上的中国文学（如《汉书》和《后汉书》等）里涉及印度的记载进行分析。它将中国历史上塑造的印度形象第一次完整地展示给印度学界。谭中分析道，中国文学里的印度形象从带有佛法魔力的神奇土地变为“孤独无助的亡国奴”或“心甘情愿的殖民奴隶”，是对印度古代文明的辉煌文化面临现代文化挑战败下阵来的“悲哀评语”。[2]谭中对中国文学中印度形象变迁的历史轨迹和变迁的内外原因的解释是合乎史实的。

次年，印度学者雷(Harprasad Ray)在《中国述评》1986年第一期撰文，就谭中那篇在中印两国学术界皆具开创性质的文章提出一些质疑。谭中的答疑文章也在同一期刊出。雷质疑“天竺”（Heavenly India）能否代表“印度”。谭中认为，在《汉书》和《后汉书》里，并没有以“天竺”之名来称呼印度。他说：“中国古代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形成‘天竺’的印象。到了隋唐时代或稍晚一些时候，‘天竺’这一术语被人接受了。”[3]谭中在文章中还对雷提出的其他问题如中国对泰戈尔访华的反应进行答复。他认为，1924年茅盾批判泰戈尔访华，是因为他不是梁启超、胡适等自由派人士，而代表中共“左派”。他还认为，印度学者应该意识到通过西方材料研究中国问题的局限性。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印度形象，谭中非常着迷。他在不久又写出一篇文章《中国文学中的古代印度》，对此继续加以探索。他认为，古代中国翻译的佛经文学也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其中也有中国人对印度亦真亦幻的印象记录。他说：“如果我们能将这些真实成分进行提纯，就会获得有关印度的许多信息。”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必须花大力气将汉译佛经回译为印度语言。[4]进入新世纪以来，谭中对中国的印度形象一如既往地给予关注，他继续撰文探讨。

此外，谭中还在九十年代的一篇文章《中国小说发展中的印度文化因素》中，从比较文学渊源学角度对中印古代文学交流的一个重要命题进行探讨。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熟悉中国古代文化和佛教文学的双重优势，对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变文、说话等体裁进行跨文化追踪，探索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成长道路，以及印度文化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一千八百年前，中国文学中的小说成分已经具备，一千四百年前，中国已经产生了小说杰作，而五百年前则产生了伟大的小说。这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小说创作首屈一指的国家。然而，在谭中看来：“中国必须感激印度文化使得她赢得这一殊荣。”但矛盾的是，印度文明并未给现代印度小说家留下可以在创作时借鉴利用的小说创作传统。他认为，中印文学发展史上的这一复杂现象的学术原因值得中印学者继续探讨。[5]除了中国古代文学以外，谭中还涉及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他在1998年撰写一篇文章《泰戈尔对中国新诗的启迪》，对中印现代文学交流史上的又一重大学术命题进行探讨。[6]由上介绍可以看出，谭中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探讨主要是在跨中印文明的文化语境中进行的。这也与他倡导中印文化大同、继承谭云山创立“中印文化”的遗愿有关。

如果将中国文学按照学术惯例分为古代、现代和当代文学的话，印度汉学界目前研究现代和当代文学者不断涌现，但由于中国古文艰深，除了谭中和赛思等少数人以外，绝大多数印度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退避三舍。不过，也有少数人通过中国古代文学的英文翻译研究唐代诗歌。S.摩诃巴特拉便是其中一位。他在《与世界亲近：另眼看唐诗》的文章里，对中国唐诗创造的恬适意境钦佩不已。他认为：“唐诗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里，将个体生命和大语境下的人类痛苦失落表现出来，使这一切均处在自然世界的恬淡之中，从而使人类接纳之。”[7]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印度学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例如，伟大诗人泰戈尔的侄子A.N.泰戈尔研究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文学的不同流派，并出版《现代中国文学论战：1918——1937》。尼赫鲁大学的达雅万迪研究著名作家巴金取得了成果。还有印度学者对现代作家如茅盾等人进行专题研究。不过，印度汉学界最倾心研究的现代著名作家是鲁迅。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时，尼赫鲁大学组织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印度各地学者为此撰写了四十多篇研究论文，由此可见鲁迅研究在印度的重要地位。这里简单介绍在谭中指导下，于1997年以论文《鲁迅作品中的创造性过程和革命性话语》(The Creative Process and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Lu Xun’s Writings)而获得博士学位的尼赫鲁大学中文教授马尼克。马尼克于1973年在加尔各答大学开始学习中文。他曾于1978年11月到1980年7月间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中国现代文学，他于2005年夏季携妻第二次访华。马尼克是当代印度研究鲁迅的第一人，也是世界汉学界鲁迅研究不可忽视的著名学者。他曾以孟加拉语翻译了鲁迅小说《孔乙己》（1978）、以英语翻译了鲁迅杂文《文化偏至论》（2004），[8]发表关于鲁迅的研究论文如《阿Q与国民性质疑》（1991）、《鲁迅的“人”的概念》（1995）、《一个作家的辉煌高度：我的鲁迅观》（1998）等。他还于2004年3月在国际大学举行的“汉语与其它语言的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发表题为“中国语言文学中的印度因素”的学术讲演。马尼克还于1999年和2000年分别主编出版了《我心中的中国形象》（The Image of China in My Mind）和《印中外交关系五十年》（50 Years of India-China Diplomatic Relations）两部著作。马尼克的汉学研究成绩突出，这里只对他的鲁迅研究作一简介。马尼克在一如既往的鲁迅研究中不是简单地重复自己，而是力争在每一篇文章中都有所突破。这与他深厚的中文功底和对鲁迅的热爱有关。

马尼克的博士论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序言；第一章：“中国的文化冲突和鲁迅的崛起”；第二章：“鲁迅世界观的形成”；第三章：“变迁：文学形象的演变”；第四章：“支离破碎的旧伦理和新文化因素”；书目。该博士论文大量采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和鲁迅文本，文史结合，述论相兼，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平。马尼克先对鲁迅生活的时代背景和中国文化传统进行详细介绍，再聚焦于鲁迅的一些代表作如《阿Q正传》、《孔乙己》、《祥林嫂》、《野草》等名篇，涉及到《呐喊》、《二心集》等鲁迅文集，引用的中文参考文献包括瞿秋白、何其芳、黄鸣奋等评价鲁迅的文章、王士箐的《鲁迅传》、王瑶的《鲁迅作品论集》、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以及《鲁迅全集》、《鲁迅研究月刊》等。这些中文资料和作品保证了论文上乘的质量。

通过对该博士论文的浏览，发现其对鲁迅评价的重点部分在最后一章。在这一章里，马尼克对鲁迅进行评价：“尽管他自己受过古典文化的训练，他还是成为鼓吹白话文最积极的一位勇士。”[9]马尼克认为，鲁迅之于中国和中国文学的贡献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鲁迅努力帮助中国人醒来，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找回民族自信心。鲁迅一直想塑造“全面的现代人形象”，解决中国“民族性格问题”。他最后终于能够构建一个“独特而被广泛接受的民族文化行为模式，进而成功地指出即将到来的普遍适用的人类文化模式”。第二个贡献是：“他是文学领域里一个具有创造意识的作家，但却逐渐突破了自我领域的局限，为进行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打下了基础……在这一方面，鲁迅超越了社会文化主题而触及政治任务。”（p.214）马尼克这里论述的两方面贡献实际上涉及了鲁迅改造国民性格的政治目的，和将文学与救国救亡相联系，从而使文学与时代主题相呼应的问题。这二者可以合而为一。由以上叙述可以发现，马尼克对于鲁迅文学作品及其复杂人格素有研究，得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结论。但是，有的地方论述似乎不是特别准确，有理想化和想当然的痕迹，这或许是马尼克其时对中国鲁迅研究界的最新学术动向了解和把握不够的缘故造成的。马尼克和顾彬、竹内好等东西方汉学家都看到了鲁迅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社会的革命性、现代性意义。因此，马尼克的鲁迅研究是对鲁迅文学观、社会政治观的一次全面检视。

在《一个作家的高度：我的鲁迅观》的文章中，马尼克将鲁迅小说称为“病理小说”（pathological fiction），因为那些小说具有诊断病态社会的功能。他认为：“如果鲁迅继续塑造孔乙己、阿Q、祥林嫂之类的角色，他不仅会对中国文学，也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作出更大的贡献。”[10]马尼克还将鲁迅“病理小说”的现代意义与当代中国现实相结合进行论述。他相信，在当代社会里，“阿Q精神”和他的“精神胜利法”远未消失。“即使在今天，人们不敢确信，‘精神胜利法’的阴魂没有在中国决策者和其他人脑海里萦绕，否则，中国官方媒体不会一再强调‘不可掉以轻心’。” [11]马尼克将鲁迅作品与中国当代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进行发挥，足以见出他对中国国情了解之深。

1991年，马尼克在一篇题为《阿Q和国民性格的质疑》的文章中，对鲁迅塑造的圆形人物阿Q从诞生的历史背景、鲁迅思想的社会政治背景、鲁迅所理解的阿Q、阿Q的性格和命运以及鲁迅和阿Q亦即作家和人物形象之间关系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对阿Q这一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世界现代文学经典形象进行了深入剖析。从文章后引用的参考文献来看，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鲁迅中文作品及中文参考文献，这些保证了马尼克的鲁迅研究没有多少语言和资料上的学术“硬伤”可言。他在文章中认为，许多论者、包括一些中国学者没有理解《阿Q正传》的积极意义。他说：“阿Q形象提出的问题非常具有世界意义。”他还认为：“鲁迅给阿Q创造了一个别样的世界，在这里他可以梦想和想象一种不同的现实，一种自己理想的生活。”[12]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印度学者也比较重视。谭中的夫人、华裔印度学者黄漪淑女士曾经研究中国古代俗文学中的变文。她在《变文：受印度影响的一种中国文学》 一文中，就变文的发生、发展及其印度文化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13]黄漪淑还向印度学界介绍中国诗人当代臧克家（1905-2004）。她在题为《中国诗歌发展的里程碑》的文章里认为，臧克家是中国诗歌现代转型期里的一座纪念碑。但矛盾的是，外国人谈起中国诗人，往往想到的是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和苏轼，甚至毛泽东等人，想起臧克家诗歌者却很少。虽然臧克家被认为是“五四”运动以来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却没有鲁迅的《自嘲》和毛泽东的《雪》那么受人赏识，而鲁迅和毛泽东的还是旧体诗。作者认为：“这暴露了中国现代诗歌所面临的尴尬。”臧克家的大部分诗歌都是着眼于鼓动人民大众投身到爱国主义的革命行动中去。随着时代的变化，诗歌爱好者要求的是诗艺而非口号式的沟通。黄漪淑认为：“也许，这是臧克家诗歌在今天丧失了魅力的原因之一。”[14]黄漪淑在这里选取命运曲折坎坷的臧克家诗歌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标本，向印度学界展示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一段特殊历史。

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印度学者中，取得出色成绩的是尼赫鲁大学的邵葆丽。她专门从事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1976年以后）。她从后毛泽东时代入手，从文学思潮到具体作家进行广泛考察。例如，1997年，她在《中国述评》上发表文章《三中全会以来的文学政策：变化的十年》。她聚焦于新时期文学的十年发展过程，重点探讨了中国文艺界、文坛和中国政治领导层围绕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精神展开的讨论和争论。她在文章里涉及到八十年代文坛关于“人性异化”、“精神污染”等方面的讨论。邵葆丽承认，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发生了变化，一是将对文学作品的批判质疑和对作家个人的批判区分开来；二是中国文学创作的方针已经从政治挂帅延伸到文学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事业服务。[15]邵葆丽在文章中对新时期十年中国文学政策的观察和评价基本上是客观的，但她忽视了对于那一特殊时期文学政策出台、文学论争的背景分析。

次年，在《1976到1989年间中国文学“百花齐放”的再现》一文中，邵葆丽首先追溯了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政策的由来，然后，分诗歌和散文（包括小说、报告文学和电视文学）两个门类，对1976年到1989年间中国文学的重新繁荣发展进行探讨。邵葆丽准确地观察到，1976年以后即她所谓的“后毛泽东时代”，现实主义诗歌继续存在，但也是从1976年起，两股新的潮流在中国诗歌创作中开始涌现。第一是“抗议诗”，与“四人帮”倒台和所谓“民主墙”紧密相关；第二是与现代派诗歌齐名的“朦胧诗”。这两股诗歌新潮常常交融在一起，创作者多为年轻人。邵葆丽就这两类诗歌分别举例说明。邵葆丽认为，后毛泽东时代的小说创作比诗歌创作要复杂得多，因为创作主题、文学风格、艺术技巧等的互动关系开启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学发展史上“史无前例的令人振奋的景观”。 邵葆丽在这里首先回顾了可以说源自刘心武短篇小说《伤痕》的新文学种类“伤痕文学”。她举了戴厚英的《人啊，人！》、刘心武的《家庭教师》等为例。邵葆丽还把西方的“新现实主义文学”和中国的“伤痕文学”进行比较。接下来，邵葆丽谈到报告文学。她还对一批当时引起争议并受到批判的小说进行分析，这包括刘心武的《如意》和礼平的《当晚霞消失的时候》等作品。张欣欣的《我们这一代人》和《在同一地平线上》也在关注之列。邵葆丽还注意到，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文坛开始出现性描写的文学作品，有的纯粹属于“黄色文学”。在邵葆丽的视野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85到1986年间中国文坛对于创作技法和文学创新的关注。她认为，残雪、刘索拉、莫言、阿城、韩少功等人的创作标明，他们那种对于个人存在的主观、反常和非逻辑的艺术表现，与“朦胧诗”一样，是自我意识的表达，象征他们与过去的文学或社会决裂，以及对当下存在的异化和扭曲描写。邵葆丽的结论是，新时期中国文学的确发生了巨变。作家们不再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出发进行创作，而是让“文学这面镜子真实地反映生活和判断社会体制的缺陷。”[16]可以看出，邵葆丽的研究视野非常广阔，基本上囊括了新时期中国文学许多重要的文学现象。美中不足的是，她未将新时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即“知青文学”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范围之内，而这是任何书写当代文学史的中国学者都不能忽视的重要一章。

与马尼克对鲁迅一如既往的倾心研究类似，邵葆丽对于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研究也在继续着。2004年，她在《中国述评》上发表文章《“个人”在后毛泽东时代文学里的再现》，将研究的范围从1976年延伸到2000年左右。从该文内容来看，邵葆丽沿袭了前一篇文章按时间顺序分析的路数，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重要文学流派及代表作家、作品中的个人主题表达进行了历史探讨。在邵葆丽看来，中国作家创作旨趣已经从政治宣教转移到知识启蒙、普通大众的个人愉悦等方面。“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文学创作政治挂帅是唯一的话，八十年代社会主题占优，到了九十年代，文学又与商业挂钩。”[17]从这里的分析来看，邵葆丽基本上把握了1976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不过，吹毛求疵地看，她没有把近年来一些最新的文学动向如韩寒等“八十后”的“青春文学”、卫慧等人的“身体写作”等列入讨论范围，这是一个不足。这可能与邵葆丽在最新文学文本的搜集和资料掌握上不足有关。

1996年，印度学者H.阿德拉卡在一次文学研讨会上宣读了一篇学术文章《全球化、经济改革和中国当代后现代小说概览》，2000年在《中国述评》上正式发表。作者将探索笔触延伸到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新领域，还涉及到著名学者王宁评价后现代小说的文章、电影导演张艺谋、陈凯歌等人的作品，反映了作者思考空间之广阔。阿德拉卡在文章最后表达了一个看法，即当代中国文坛存在两派作家。一派供奉“延安模式”，但对于写什么感到有点茫然和不知所措；另一派是新潮派，却不知道怎么写。作者认为：“从中国文学发展的漫长道路来看，当前的局面可以恰当地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斗争来描叙。”[18]

在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分析研究的印度汉学界，也有部分学者因为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