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舒宪（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
地球是圆的，地球上的所谓东方、西方的划分显然是相对的。如果遵循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思路，探究一下如今人云亦云、妇孺皆知的东、西方这样的空间语汇的话语建构背景，对于不加思索地跟随着西方人使用这些语汇的我国学人而言，一定是有启示作用的。
欧洲的古典学研究专家瓦尔特·伯克特（Walt Burket）在古希腊神话与宗教方面有高深的造诣，精辟独到的见解。我在写论文《爱神的东方家园——兼及爱与死主题的神话发生》（《东方从刊》）1993年第4姐）和《高唐神女与维纳斯》等书中，多次引用过他的大著《希腊宗教：古典和远古时期》。他在著述中不只一次地提到希腊文明受近东文明影响的问题。该书第3部分“诸神”专门有一节“外来的神”，作者认为多神教具有开放的性质。希腊以前的迈希尼神谱中只有少数神属于印欧系统，而外来的神中以东方神灵为主。象阿波罗、阿弗洛狄特、阿都尼斯等皆非希腊人的本土神。作者认为，“公元前8世纪史诗艺术的繁荣构成一道分界线，在此之后传入的一切外来成分都无法完全同化进来，因此而带有明显的异国特征。”（176页）限于题旨，他未能在该书中全面展开希腊文学中的东方影响问题。
2001年秋季，我应英国学术院邀请在伦敦、剑桥、爱丁堡和伯明翰等大学讲学，一个偶然的机缘在伦敦的维多利亚图书馆读到伯克特教授的又一新著《东方化革命：远古时代近东对希腊文化的影响》（Walt Burket，The Qrientalizing Revolution： 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re in the Early Archaic Age， translated by Margaret E Pinder and Walt Burkc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觉得有必要介绍给国内同行，尤其是从事东方文学研究与教学的同仁，因为它不仅较全面地论述了东方文学与古希腊文学的关系；还清楚地追溯出东方、西方概念区分的语源学与神话学背景。该书德文原版于1984年问世。90年代的英文版经作者增订，多少受到后殖民理论思潮的影响，突出了西方文明起源中的东方文化成分及作用。其参考书目中有1987年问世的《黑色雅典娜》，但未见提及萨伊德《东方学》。原因也许是，《东方学》虽然对西方人所建构的东方主义做了全面的系谱式分析，但其侧重点在于有关中东和阿拉伯学术方面，而《黑色雅典娜》则是直接面对古希腊文明是如何在埃及和近东文明的影响之下兴起的有争议问题，这当然会激发伯克特本人的研究兴趣。 《东方化革命》开篇的导论部分引《古兰经》的话：“神是东方的，神是西方的。”这个说法表明伊斯兰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西方人那种以罗马都城为中心的东西方二分的世界地理观念。那么这种观念是怎样发生的呢？伯克特认为，古希腊人在成功阻击了波斯帝国的进犯后，就开始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身份是和“东方”的身份不同的。但是，东方（Orient）这个词和这个概念实际进入西方的日常语言却是相当晚的，那是在十字军东征的时代。按照《牛津英语词典》1933年版第7卷199页的解释，东方（Oriens）与西方（Occidens）这一对拉丁语词是在罗马帝国时代的行政管理中开始使用的，后来被基督教的拉丁文学所采纳，逐渐流行起来。这也就是说，罗马人以罗马都城为世界中心坐标所炮制出的空间方位词汇随着罗马帝国的世界性扩张而成为欧洲人的地理观基础，又通过基督教文化的广泛传播成为今日全世界各地的人们普遍接受的说法。假如当初在欧亚大陆建立跨文化跨民族的大帝国的不是罗马人，而是中国人，那么现在国际通用的空间方位划分肯定是以长安或洛阳为中心来区分东、西方的。唐玄奘到印度取经的故事在中国叫“西游记”，典型地反映着与罗马人不同的世界空间观念。
一位叫爱德华（R.B.Edward）的学者于70年代末在荷兰出版了一部题为《卡德摩斯与腓尼基人：希腊传说与迈西尼文明研究》（Kadmos and the Phoenician : A Study in Greek Legends and the Mycenaen Age， Amsterdam，1979）的书，它对我们从神话思维的象征符号层面理解东、西方概念的由来很有帮助。书中指出，1646年就有语言学家发现“卡德摩斯”（Kadmos）与闪族语词qdm（东方）等同；而Europa则与闪语的‘rb（日落，西方）等同。我们知道，卡德摩斯是希腊神话中的重要英雄，是他从东方的腓尼基将拼音字母传入希腊的。因此，如果说文明的历史就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那么卡德摩斯便成为象征西方文明起源于东方的最佳见证。而古代地中海文明的整体性则充分体现在卡德摩斯与他的妹妹——象征西方的欧罗巴的血缘关系上。欧罗巴作为腓尼基国王的女儿被宙斯拐到克里特岛的神话情节，非常有趣地提示出自东向西的文化传播方向，而且也将东方文化传播到希腊半岛的中介点显现了出来。
伯克特十分欣赏《卡德摩斯与腓尼基人》的语源学分析，他进一层指出，从大的学术史背景看，这是两个世纪以前在德国开始的一门知识发展的结果。本来在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自我维护作用下，西方知识界的古典学专业的发生就在于建构出一个纯粹的、隔绝的古希腊。在18世纪，语文学与神学发生了交流，希伯来的《圣经》自然与希腊古典并列，二者之间的交叉关系则尚未成为问题。在卡德摩斯的名字中发现东方，又在欧罗巴的名字中发现西方。这一对兄妹是腓尼基人。倘若按照荷马史诗和希罗多德的看法，腓尼基人确实可以认为是东西方沟通之中介者。
随后出现了学术思想的新潮流，打断从东方到希腊的研究路径。这主要体现于如下三方面：其一，语言学从神学中脱颖而出，一种新的带有异教色彩的古典观念引起注意。其二，与赫尔德密切相关的是，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发展起来，把文学或精神文化同某一人种联系在一起。独立的发生与有机生长的概念取代了相互影响。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开始反对东方学，给反闪族主义（包括反犹太人）以壮大的机会。第三，历史比较语言学发现了“印欧语系”，强化了希腊、罗马与日尔曼的联盟，这样就把闪语排斥到另外的世界去了。至少在德国，有人捍卫希腊的纯粹独立性，否认在印欧语系内与印度的亲缘关系，通过建构古典的民族的希腊身份的观念，来认同一种自足的文明模式。这种渗透在学术价值取向中的种族主义因素根深蒂固，一直到19世纪的后期仍然占主导地位。齐勒（E.Zeller）1856年的著作便公开反对希腊哲学的东方起源说；英伦道夫（ 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在 1884年宣称：无论是闪族人还是埃及人都没有对希腊文明做出什么贡献，“东方乃是希腊人的死敌。”敏感的读者也许在这里嗅到了一些当代美国官方学者亨廷顿“文明冲突说”的味道，也很容易使人想到《黑色雅典娜》的对学术种族主义的批判锋芒。
《东方化革命》接着指出，纯粹而自足的古希腊文明观念终于被19世纪的三大发现所动摇。那就是，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的破译带来对近东文明和埃及文明的重新认识；考古学对迈希尼文明的发掘，促进了古希腊艺术中东方化因素的确认；泛巴比伦主义虽然受到教会方面发动的强烈抵制，但仍有专业圈以外的沃司（H.Wirth）写出了《荷马与巴比伦》（1921）这样标题的著作。历史学者大胆打开世界史写作的新格局，梅耶（Eduard Meyer）于1884年开始发表他的多卷本《古代史》（History of Antiquity），开创了剑桥古代史一类集体撰著的普遍史之先河。 由于赫梯语得到破译，印欧人种终于也在近东地区出现了。反闪族主义又要据此建立一条新的文化隔绝屏障。反东方学则以否认腓尼基人贡献的新形式出现。如布洛赫（Julius Beloch）说，腓尼基对希腊的贡献为零。他还说，那个腓尼基人赫拉克利特的幻想色彩并不亚于神话的腓尼基人卡德摩斯。与腓尼基相比，也许小亚细亚更重要。
第一个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近东文明对古希腊的深刻影响的是哚塞夫（Franz Dornseiff）。他通过破译赫梯神话文本，找出了希腊神话若干重要人物和母题的直接来源。如赫梯的库玛毕（Kumarbi）对天父神的阉割，让人们看到赫西俄德《神谱》中乌拉诺斯马克治诺斯争斗的原型。由此在两个神话体系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促进了影响研究的繁荣。虽然赫梯是出现在东方的一支印欧人种，但是赫梯神话与中、近东闪族文学文本的相似性也十分显眼，这就大大激发了古典学者们关注东方素材的兴趣。
《东方化革命》全书分三部分探讨东方文明因素如何在希腊得到接受的。一是移民希腊的手工艺者所带来的文化传播现象。二是东方巫一医之术与占卜术在希腊的接受情况。三是早期希腊文学中的阿卡德影响，包括巫术宇宙论、神话、史诗、寓言、戏剧的对比研究。从结构上看，第一部分是寻找文化传播交往的“事实联系”。第二部分旨在描述宗教世界观的思想背景。第三部分是标准的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个案。三者的递进关系显示了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融合。作者试图通过实证性的揭示西方文明起源中的东方化印记，来完成一种知识和观念上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