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龙余（深圳大学文学院）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侵略和反侵略、掠夺和反掠夺、奴役和反奴役的斗争史，同时也是一部学习、引进、吸收、消化世界各国文化的历史。清末民初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虽然师承明末清初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但它更多地借助于世界各国思想文化的力量。中国新文化在向各国学习、借鉴中诞生。这种学习、借鉴大体可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向对手学习，如英、美诸国；第二种是向自己昔日的学生学习，如日本；第三种是向朋友学习，如印度。向这三者学习，客观上讲都有必要，而且都有收获，但在主观感受上是不一样的。英美等国是打上门来的，霸气十足，关系是不平等的；日本虽是昔日学生，但其发达之后竟然欺师灭祖，对中国造成的伤害最大；只有印度是千年老友，而现在又是难兄难弟，在交流学习中互相都抱着至诚的感情。这就是中国人为何特别看重印度文学，为何会出现“泰戈尔热”的重要原因。
患难思知已。由于共同的命运，中印两国进入近代以后，互相之间的交往变得更加密切了。康有为变法失败后，曾避居印度17个月，与各阶层作了广泛交流。章太炎在东京与旅日印度革命者互相支持，提出中印联合的思想，并建立“亚洲和亲会”。孙中山对印度革命者拉·鲍斯等人更是热诚帮助，并热情邀请泰戈尔访华。在泰戈尔、蔡元培等人的提调下，中印学会和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先后成立。甘地在南非时就同情关心中国，二战爆发前夕，他支持尼赫鲁访华，表明反对日本侵华的立场。他本人虽然终身未能实现访华夙愿，但他的心一直向着中国。由于特殊时代背景，中印两国近代的文学交流与民族解放事业融为一体。
中国新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学和外国文学相结合的产物，从思想、内容、语言到形式，都是崭新的。它既是对传统文学的继承，又是对传统文学的革新；既是对世界各国文学的借鉴，又是对世界各国文学的融化。在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发展史上，与印度文学的关系处于首席地位，非同一般。
在现代中外文学关系史上，印度文学能获首席地位，泰戈尔功不可没。王锦厚在《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一书中，不但将“五·四新文学与印度文学”列在全书首章，而且指出：“我们研究‘五·四’新文学与印度文学的关系，实际上是研究‘五·四’作家与泰戈尔为代表的印度文学的关系。”(1) 应该说是颇有见地的。泰戈尔是蜚声世界的文坛巨匠，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人。诺贝尔文学奖也因此而在东方获得了声誉和影响。
泰戈尔出生在东西方文化和谐交融的书香门第，曾赴英国学习文学和音乐，十余次远涉重洋，周游列国，与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大批世界名人多有交往。他对东西方文明有着深刻的认识，主张向西方文明学习，追求科学进步；但反对盲目崇拜西方，十分珍视东方的优秀文化传统。所以，他毕生致力东西文明的交流和协调。他和他的作品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泰戈尔以诗人著称，创作了《吉檀迦利》等50多部诗集。他又是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作曲家和画家，先后完成12部中长篇小说，100多篇短篇小说，20多部剧本，1500多幅画和2000多首歌曲。天才的泰戈尔还是一位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有大量的哲学、教育、政治方面的论著传世。他将印度哲学与西方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以“泛爱论”和“信爱说”为基础的泰戈尔主义，在当代世界政治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1913年，泰戈尔以诗歌集《吉檀迦利》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于是，他声名大振，风靡西方，人们热烈欢呼，甚至提灯游行集合，以接待帝王般礼节相待。《吉檀迦利》成了欧洲最畅销的书，不断再版，仍供不应求，有时一月之内不得不再版三四次，掀起了一股盛况空前的“泰戈尔热”。西方人喜欢泰戈尔，除了作品给他们带去清新的风格、神秘的色彩和迥异于西方的诗歌内容之外，更是西方人渴求获得精神安慰的需要。当时西方处于一战前夕，人们思想普遍悲观。《吉檀迦利》则如天降甘霖，使他们获得无尽快意。爱尔兰诗人叶芝在《吉檀迦利》第一版的序中说：“当我坐在火车上、公共汽车上或餐厅里读着它们时，我不得不经常阖上本子，掩住自己的脸，以免不相识的人看见我是如何激动。我的印度朋友指出，这些诗的原文充满着优美的旋律，柔和的色彩和新颖的韵律。这些诗的感情显示了我毕生梦寐以求的世界。”(2) 这股“泰戈尔热”不久就东移日本，对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等产生重要影响。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新青年》）第2期上发表他译的《赞歌》4首，并作简要介绍。从此，泰戈尔作品在中国各种报章杂志上频频出现，各书局以出版泰戈尔作品为时髦，评论泰戈尔的文章备受青睐。“泰戈尔热”从日本来到了中国，当时连一般的中学生都以能背诵几首泰戈尔的英文诗为荣。
“泰戈尔热”在中国的兴起，固然受到世界性“泰戈尔热”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中国的内因。泰戈尔作品体现的思想内涵宏富深邃，甚至复杂神秘。这样，给了“五·四”前后的中国文坛各派作家各取所需的机会。他那些表现自我、歌颂自由、弥漫着神秘主义泛神论的作品，被中国的浪漫主义作家引为榜样；他那些清新纯真、批判社会不平等的作品，被中国追求现实主义的作家视为楷模；他那些宣扬“信爱”，充满“童心”、“母爱”的作品，更为大批小资产阶级作家和青年学生视为知音；他那追求正义、光明的理想，博大仁慈的胸怀，独具魅力的人格，更是赢得了无数中国读者的敬仰。
1924年，泰戈尔应孙中山先生之邀来华访问，于是“泰戈尔热”进入高潮。泰戈尔这次访华历时近50天，在徐志摩等陪同下，先后访问了上海、杭州、济南、北京、太原、汉口等地。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在徐志摩家乡时，“观者如堵，各校学生数百名齐奏歌乐，群向行礼，颇极一时之盛。”(3) 他会见了梁启超、沈钧儒、梅兰芳、梁漱溟、齐白石、溥仪等各界名流。他一路上多次发表演讲，表现出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无比热忱。他在欢迎会上说，他这次访华，不是来旅行，不是来传教，而是来求道，“好像是一个进香的人，来对中国的古文化行礼。”(4) 他还说：“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爱的兄弟。”(5) 尽管他来访的目的真诚，可还是引起了一场极大的争论。欢迎和反对两派对泰戈尔的政治倾向和学术观点有不同看法，但对他的艺术成就和人格力量无大分歧。其实两派不顾待客之道，有的更在泰戈尔演讲会上散发逐客传单，是极为失礼的，是当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尴尬的一幕。1956年，中国总理周恩来在访问印度国际大学时，指出：“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人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至今，中国人民还以怀念的心情回忆着1924年泰戈尔对中国的访问。” (6) 这位老资格的中国共产党人上述的这段讲话意味深长，为 30年前的那场争议做了公正的结论。
尽管有争论，但泰戈尔的访华非常成功。首先，通过这次访问，大大促进和加强了中印两国人民的交流和友谊；其二，促进了中国对东方文明的研究，有助于克服一部分人“言必称希腊”的欧洲中心主义；其三，大大增强了对泰戈尔作品及印度文学的认识，在中国出现了一个翻译、出版泰戈尔作品和印度文学的热潮；其四，影响、熏陶了一批中国最有才华的诗人和作家，如郭沫若、冰心、王统照、郑振铎、沈从文、许地山、徐志摩等等。其中郭沫若、冰心受泰戈尔影响最深。 ×郭沫若是中国新诗第一人。他认为自己是中国最早接触泰戈尔作品的人，称自己文学生涯的“第一阶段是泰戈尔式的”。他对泰诗评价极高。并刻意追求。1919年“天·四”运动前后，郭沫若正是把爱国精神、个性解放和从泰戈尔那里接受的泛神论思想熔于一炉，作为“自我表现”的动力，汇集成一股反抗现实，冲决封建桎梏的豪迈激情，写出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伟大的诗集——《女神》，为中国新诗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7) 冰心是中国新文学女性作家第一人。她早期的创作受到了泰戈尔的明显影响，特别是诗集《繁星》和《春水》。她在《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一文中说：“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把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 (8) 郭沫若、冰心等人又以他们的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读者。
正如柳无忌50多年前所说：“他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初期有着深刻的影响。他的诗歌的音奏，他对于人生的深刻见解，他的理想，他的伟大的精神感召，深深地印在中国作家的心灵上，其痕迹也留在他们的作品中。”(9) 泰戈尔是中国读者心目中最具地位的外国作家之一，能与其匹敌的大概只有莎士比亚一人。(10) 他的作品和有关他的论著在中国出版，前后出现三个高潮期。第一个高潮期是二十年代，主要翻译介绍其诗歌、短篇小说和戏剧。第二个高潮期是五、六十年代，除了上述领域之外，对他的长篇小说《沉船》、《戈拉》等作了重点译介，其主要成果为196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泰戈尔作品集》。以1981年泰戈尔诞辰120周年为契机，中国进入介绍泰戈尔的第三个高潮期，其特点是对泰戈尔的译介在全面推进的同时，不断向纵深发展，其中一项代表性的成果是2000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泰戈尔全集》。《全集》由主编刘安武、倪培耕、白开元组织20多位译者历时10多年完成，共24卷，近1000万字，其中一半内容为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相信《全集》的问世，“开辟了完整而全面地认识、评介泰戈尔诗歌的道路，将使我国的泰戈尔诗歌研究得到更深入的发展。”(11) 同时必将全面推进泰戈尔研究，把我国的泰戈尔研究推向新的阶段。
尾注
（1）王锦厚《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页。
（2） ［印度］克·克里拉巴尼《恒河边的诗哲（泰戈尔传记）》，漓江出版社，1995年，第249页。
（3） 《申报》，1924年4月19日。
（4） 《泰戈尔到华的第一记事》，载《小说月报》 1924年。见张光璘编《中国名家论泰戈尔》，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第192页。
（5） 张光璘编《中国名家论泰戈尔》，第140页。
（6） 《新华半月刊》，1956年6期。
（7） 张光璘《泰戈尔在中国》，见《中国名家论泰戈尔》，第3页。
（8） 同上，第4页。
（9） 柳无忌《印度文学》，第8章“泰戈尔”，中国文化服务社， 1945年。
（10） 2000年，教育部制订了《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书目》26种，在12种外国文学名著中有《泰戈尔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教育部同年制订《高等学校中文系本科生专业阅读书目》100种，在其21种外国文学书目中也有《泰戈尔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这足以证明泰戈尔在中国读者中享有殊荣。
（11） 白开元《泰戈尔诗歌译序》，载《泰戈尔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