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晓云（西北大学中文系）
维·苏·奈保尔（V.S.Nai Paul）获得200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一时间成为中国文学界，尤其是外国文学研究界争相谈论的对象。然而在这之前，他却是一个令国人十分陌生的名字。本人1998年在印度德里大学英文系学习时，有幸在著名的达斯教授（G.K.Das）指导下研读奈保尔的作品，从最初的茫然无知到硬着头皮受命而读，直到深深地为其人其作所吸引，从此开始关注这位深沉而睿智、痛苦而又诙谐的“无家园的世界主义者”。
1932年，奈保尔出生在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他的祖父作为英属印度的契约劳工来到这里，属婆罗门种姓。奈保尔从小生活在印度文化气息浓郁的印度人社区，这里的人们从语言、服饰、器皿到宗教仪式，都顽强地保持着母国的印记；有关印度的传说与故事、器物与信仰，构成了奈保尔童年的成长背景，或者说他的“背景书籍”。尽管成年后，作家自称由于他对印度教的拒绝，印度的一切早已向他“关闭”了，但在其作品中，却依然可以时时处处感觉到徘徊萦绕的印度文化气息，仿佛民族文化是“长”在血肉之躯上的东西。奈保尔的父亲是一位新闻记者，他对宗教的疏远、对传统的质询和对文学的热爱，深深地影响着未来的作家。在父亲的鼓励下，14岁的奈保尔就立志要去英国读书。1950年，他终于如愿以偿，拿到该国仅有的四个奖学金名额之一，前往牛津大学求学，并于1953年获得英语文学学士学位。1955年，与英国姑娘帕特里西亚·安·哈勒结婚；1956年成为BBC的自由撰稿人，同时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1957年奈保尔的处女作发表，迄今已出版各种作品二十多部，并赢得众多文学奖项，直至今天摘取世界文学最高荣誉的“诺贝尔文学奖”。1990年，奈保尔以他“对英语文学的杰出贡献”，获得英国女王颁发的“爵士”头衔，获得欧洲主流社会的承认。
奈保尔的早期作品，主要基于他去英伦求学前关于特立尼达的文化和政治生活的记忆。《神秘的按摩师》（The Mystic Masseur , 1957，获“里斯纪念奖”）的主人公加内什（Ganesh），是个印度血统的白手起家的“英雄”。他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认为自己与众不向，是注定要做大事的。他花费数年寻找这样的角色，先是做了一名按摩师，后来又通过学习现代心理学成为一个医学人士，最后，成为了一名政治家。这个人物精明、狡诈、顽强，能够轻松地转换角色，以适应文化大变迁时期的社会需要。《埃尔维热的选举权》（The Suffrage of Elvira，1958）是一出社会喜剧，讲述1950年发生在封闭隔绝的特立尼达印度人社区的选举故事。这里的候选人没有施政纲领，不代表任何思想体系或阶级，选票可以买卖。作者暗示，在这样一个社区中的英式选举，仅仅是对外国惯例的模仿而已，没有实际意义。《米格尔大街》（Miguel Street, 1959，获“毛姆奖”），反映了奈保尔一家从封闭的印度式乡村世界，移居到西班牙港这个有着更多种族色彩的城市这一时期的生活。米格尔大街是一条混杂着各色人等的社区，有黑人、棕色人种、印度人以及西班牙、葡萄牙人等“白人”。在一个几乎不能提供富裕、名声或成功的地方，体面对于男人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是坚持显示自我的一种方式，是表现个性的途径。这里的有色人种人通过模仿欧洲来的“白人”来提升自己的“体面”，这成了他们唯一使自己免于平庸、卑琐的方式。《毕什瓦先生的房子》（A House for Mr. Biswas，1961）是一部特立尼达亚裔印度人的记录，是奈保尔父辈生活的想象性再现，也是一部关于作者如何成长的自传性小说。毕什瓦先生是一个反叛者，他怀着成功的渴望，离开偏僻乡下的家庭，来到首都西班牙港奋斗，成为当地有名的新闻记者。“房子”情结是毕什瓦先生一生奋斗追求的动力，他离开父母的家，离开象征着封闭保守的印度人社区的杜尔希屋，致力于建造自己的房子，哪怕它是简陋寒酸的。该作可以作为寓言来读，毕什瓦先生居住和拥有的每一座房子，都是他处境的象征，也是那个时代特立尼达印度人处境的象征。对房子的需要具有深刻的心理意味，表现了移民对扎根、寻求安身立命之所的渴望。
1964年，反映来保尔第一次印度之行的作品《黑暗之地》问世。它记录了作家的母国寻根之旅，叙述了他到摆脱殖民统治后的印度社会的观察与认识，对自己文化身份和文化归属的追寻与思考，其中充满着冲突的疼痛和呼喊，对母邦流露出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作品有一种深深的幻灭感，印度人的内在世界还在延续着古老的思想意识，而这是一个外人难以进入的“隐秘之地”。他意识到在母国，他依然是一个“外来者”，他已成为新世界中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回到伦敦后，奈保尔完成了《效颦者》（The Mimic Men，1967，又译为《丑角》，获“史密斯奖”）的写作，小说以一个虚构的前加勒比印度政治家，因岛国斗争失败而流亡在伦敦的回忆录的形式写成。主人公辛格与作家一样，是个无根的殖民地居民，一位被放逐者。他常常为文化和种族灭绝的思想所困扰，有一种“在一个空空如也的世界的尽头被弃的感情”。辛格对死亡的恐惧，他的虚无感，他关于“人只是在他人的眼里看见自己”的想法，带有浓厚的存在主义哲学的意味。
《在自由的国度》（In a Free State，1971，获“布克奖”）、《游击队员》（Guerrillas，1975）和《在河流的转弯处》（Abend in the River, 1979）是奈保尔七十年代的三部重要小说。作品背景是六、七十年代的非洲、美洲和欧洲，小说的主人公主要是外来者、放逐者或无家可归的四处迁徙者。奈保尔关注那些来到前殖民地寻找个人生涯或个人救助的欧洲人，关注那些因帝国的撤离而散居海外的印度人，关注独立后新国家中自由与专制的矛盾，以及无序导致的混乱与内战。“黑——白”的对立意象和各种形态的“性”成为奈保尔写作中重要的东西。在他笔下，种族斗争几乎就是肤色政治，而不同肤色人们之间的种族、文化冲突，又往往通过两性关系得到象征性体现：西方的文化政治优势往往以白人妇女对前殖民地男人的性支配表现出来，后者的文化政治劣势则以男人的早泄或施虐表现出来。同时，在施虐倾向的背后，是内心深处强烈的不安全感：性关系中关于冷酷、羞辱和摧毁的意象，与帝国秩序崩塌后的混乱、无序以及生活其中的人的生存状态紧密相连。这个时期的作品心理内涵丰富，思虑深刻：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生活的真实？什么值得存在？更值得关注的是，作家往往通过其笔下的人物来审视自己，如归属问题、家园问题、生命意义问题等。
八十年代的奈保尔，也许可以说处在思想和创作的“变法”阶段，早年的激愤、张扬、愤世嫉俗，渐渐转变为深刻、内敛、宽容，具有反思的性质。此期的作品更加成熟，不仅是文学技巧的成熟，更是思想感情的成熟。这个时期的重要作品有《在信仰者中间》（Among the Believers： An Islamic Journey，1981）、《寻找中心》（Finding the Centre：Two Narratives，l984）、《抵达之谜》（The Enigma of Arrival，1987）、《南方的转折》（ A Turn in the South，1989）以及九十年代的《印度：百万哗变》（India：A Million Mutinies，1990）等。作为一个身处“边缘”（移民身份、海外浪子、第三世界作家），没有“中心”（我族中心、文化中心、价值中心模糊）的人，奈保尔把笔触伸向了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中心在那里？如果说以前他一直努力想寻找一个理想的外部世界，找到一种秩序和安全感，现在则认识到真正的中心是自我的创造和发现，真正的秩序和安全可以在人的内心建立。他意识到自己携带的“背景书籍”和“生活世界”是可以与自己的过去、将来发生“连接”的，自我在这里被发现、被创造，这就是中心。无论是现实世界如特立尼达、印度还是英国、甚或是精神世界如自我、过去、将来，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都是可以连接起来的：问题是相似的，变化支配着世界。在此，我们发现早年奈保尔痛苦的破碎世界被新的发现连接起来了，过去的疼痛成为了发现的愉快，在文学中作家创造了新的自我。 《抵达之谜》是此期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的叙述者是奈保尔式的自传性人物，背景是他七十年代在英国威尔特郡（Wiltshire）度过的十年写作生涯。有人认为，这部作品可以看成是《毕什瓦先生的房子》的重写和完成。叙述者曾经像毕什瓦一样，无根地从一所房子迁到另一所房子，无法得到他需要的独立与安全；他也曾把希望寄托在一项伟大计划中，然而却以失败和精神的痛苦告终。他不情愿地返回曾给过他沉重打击的英国，就像毕什瓦回到他曾努力逃走的杜尔希屋一样。他必须重新开始。威尔特郡的生活，是他恢复创伤、走向成功的过程；最终，他也拥有了自己的房子。一度为自由的挑战迷惑和挫败，受到精神伤害的主人公，终于在这里经历了新生。虽然这部小说和《毕什瓦先生的房子》在内容结构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两者的精神意象已迥然不同。毕什瓦先生对“房子”的追寻，是移民对实实在在的扎根、对寻找安身立命之所的渴望；而《抵达之谜》里叙述者最终拥有的“房子”，已不再是扎根的渴望与象征，它更是生存在这个急迫变化、动荡不安的世界中，重新发现和创造出的自我的栖居之所。耐人寻味的是，叙述者的“房子”，是建立在对原有房屋主人权利的继承上（有的房屋他给予修缮后供自己使用；“修缮”在这里有丰富而深刻的含义，他要通过再设计建起体现自己意志的房子，把过去的建筑转为自己的建筑，其象征意义不言自明）。在这部作品里，作者强调，必须用一种新的眼光来重新观察生活，去认识他实际上看到的一切，而不是他期望看见的一切。他还发现，理解的过程，是一个持续地修正看法的过程；你以为“抵达”了，其实却只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而已。因为所有事物都处在变化中，要达至事实真相，就必须不断修正自己的看法。或许这正是作者要揭示的“抵达之谜”？
《南方的转折》和《印度：百万哗变》继续着作家八十年代以来的变化，即以一种更成熟、更宽容的眼光去思考和写作。他开始欣赏不同的观察方式和生存方式，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去谴责与自己不同的态度。在他的作品里，充满了各种各样人的不同声音，他们可以表达自己的个人意见而不再有作者的品头论足：他似乎更感兴趣的是让各种观点和看法相互交锋，而不是强加一种秩序。《南方的转折》中，奈保尔重审他以前对美国南方的成见，想理解南方对现代进程的抵抗、对其他文化的傲慢（这个骄傲的南方文化是建立在可怕的奴隶制度上的）；想理解黑人如何学会了适应与生存？宗教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在《印度：百万哗变》中，作家探讨1857年印度大起义后，印度民族认同感的出现和增强，以及英帝国在现代印度创立过程中所起的独特作用。奈保尔修正了过去的看法，以前认为是传统带来了衰败，现在却更愿意承认是变化构成了生活；他看到，非殖民化带来的混乱己经转化为后殖民时代的多元现实，印度已经处在复兴之中。在这里，奈保尔对故国文化的认同感似乎在悄悄地生长着，印度在他的视野中慢慢走近了。 以上对奈保尔生平和创作的勾勒，可以看到一个人生经历极其丰富、文化背景非常复杂、思想感情深刻多样的作家。奈保尔是勤奋笔耕的，他的多产不仅是勤奋，因为写作对他更是一种生存方式，写作就是他的归宿处；奈保尔也是长于思考、眼光独到的，因为他的现实境况已经把他塑造成为了思想家，他不思索就如同死亡；同时，奈保尔还是一位在创作中不断变法、创新的探索者，印度传统文学与欧洲现代文学，东方人的文学思维与西方人的创作观念等都反映在他的创作里。在四十多年的创作中，作家已形成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文本样式，而晚年的奈保尔，则创作境界日渐澄明，对世事人生的看法也更趋透彻，仿佛酽茶，是愈品到后来愈有味的。
总之，由于奈保尔创作的丰富性、文化背景的复杂性和其思想的深刻性，要在这样一篇鸟瞰式的文章中，把他说透说尽当然是不可能的。相信这位在中国曾一度令人陌生的作家，藉诺贝尔文学奖的强劲之风，将在我国引起更多研究者的关注与兴趣，并把对他的研究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