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邦维

一、东方文学的界定

　　首先说明一下，这里讲的东方文学，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也就是对东方文学范围的界定。我们说的东方，从地域上讲，大致是指从地中海以东，一直到东亚的日本这么一个广大的地区；西方的语言称作Orient，我们现在更多地用East。东方文学，用英文讲是Eastern Literature。Literature在这里也是泛义的，不仅包括较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也包括文献，同时还包括口传的，非书面的，具有文学性质的作品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材料和问题。虽然后几个方面的研究，我们过去相对做的比较少。从时间上讲，则是从古到今。

　　东方是人类文明最早发源的地区，在古代很长一段时期曾经是人类文明活动的中心。东方文学有最悠久的历史，取得过最辉煌的成就。在近代西方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出现以前，东方，包括东方文学曾经代表了当时人类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只是由于西方工业文明的兴起以及随后西方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张，东方以及东方的大多数国家才落入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文化上受歧视的境地，东方文学才在世界文学之林中不再像过去那样占有显著的地位，在很多时候和很多场合往往被人忽视。但即使这样，即使近代以来东方成为弱势地区以后，东方的文学仍然有它独立的品格和意义。在上一世纪东方国家人民普遍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斗争中，东方文学往往在精神上发挥过巨大的鼓舞作用。

　　不过，时至今日，仍然有一些人轻视东方和东方文学的研究。"重西方轻东方"的问题仍然存在，而且问题相当突出。我们在这里召开以东方和东方文学为题的学术讨论会，目的之一，就是想改变这种不正常的情形。我们希望，在新的世纪里，不管在中国还是世界上其它的国家，东方和东方文学能够得到更多的注意和重视，有更多的学者来参与研究它。

　　还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是东方的一部分，中国学者研究东方文学，往往特别注意整个东方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中国文学本来也可以说是在整个东方文学的范围之内，但在中国，中国文学的研究更专门化，因此常常被视作一个单独的学科。但即便如此，我们研究的东方文学，至少应该包括中国文学中与东方其它国家及地区文学有关的那一部分。东方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不可以绝对地把中国文学分割出去。只是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我们这里讲到的东方文学，主要还是指除中国以外的东方各国的文学。

二、开风气之先：北京大学研究东方文学的传统

　　北京大学是中国历史上成立的第一所现代教育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十来天以前，我们刚刚庆祝了北京大学的建校103周年。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很多最早都是从北大开始。东方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也不例外。这方面可以举出的一个例子是泰戈尔诗歌的翻译。泰戈尔是印度近现代最伟大、最著名的诗人、作家。泰戈尔的作品，从上一个世纪，一直到现在，在中国多次地被翻译成中文，有各种不同类型的译本。这说明泰戈尔和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中国人民广泛的喜爱，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第一位翻译泰戈尔作品的，正是五四时代北大最著名的教授之一，曾经做过北大的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早在1915年，陈独秀就用文言文翻译过泰戈尔有名的诗歌集《吉檀迦利》中的四首短诗，发表当时的《青年杂志》上。《青年杂志》即后来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刊物《新青年》。

　　陈独秀不专门研究文学，他在翻译方面的工作实际上也做得很少。翻译泰戈尔的诗歌，不过是当时他大力提倡新思想、新文学所作的努力和工作中一个小小的片断，但他开风气之先所做的这件事，却值得我们纪念。从二十年代开始，北大还有另外一些教授的研究和教学与东方文学研究有关。这方面可以提到的有1920年到1928年期间北大聘请的从俄国来的梵文教授钢和泰。钢和泰在北大讲授梵文，他开设的课程，主要与印度文学和印度宗教有关。值得一提的是，钢和泰上课和做讲演，经常是由胡适来担任翻译。胡适也是北大最有名的教授之一，同时是当时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人物。胡适为钢和泰做翻译，不仅是因为他对钢和泰学问的推崇，部分也是由于胡适自己的兴趣。胡适的这种兴趣，其中就包括广义的东方文学。胡适最早提出的关于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的原型来自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努曼的意见，至今仍还得到相当多的学者的认可。

　　1929年前后，北大曾经一度设立过东方语文学系，由周作人兼任系主任。不过当时的专业仅有日文，而且持续时间不长。周作人个人后来堕落失节，投降日本人，这要予以谴责。不过，他对日本文学也包括古代东方文学的其它方面的研究仍然公认是有成绩的。与周作人相似的人物则有翻译《万叶集》的钱稻孙。

　　在当时的学术界，研究工作与东方文学尤其是印度文学有关，同时个人也与北大有密切联系的学者，还有陈寅恪。陈寅恪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最有成绩，最值得敬仰的学者之一。他从1902至1925年之间先后数次赴日本、美国、法国和德国留学。他在美国、法国和德国，主要学习东方的一些古代语言，其中包括印度的梵语和巴利语。他在德国、法国和美国的师友，大多是当时最有名的印度学家、汉学家、满学家、突厥学家、藏学家或者被统称为东方学家。1925年，他从德国回国，回国后任教于清华大学。陈寅恪在清华开设的课程，最早的两门，是"佛经翻译文学"和"东方学研究目录"。1928年，他接受了当时称作"北平大学北大学院"，实即北京大学的院长陈大齐的聘请，在北大兼任过一学期的课程，讲的也是"佛经翻译文学"。第二学期，因为身体的缘故，他不能再到北大上课，但北大仍有学生专门到清华去听他的课。陈寅恪在这段时间内发表的论文，许多都与印度的语言文学、文化以及中印文化交流有关，其中最典型的如《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印度故事》、《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这些论文，经过大半个世纪时间的检验，到了今天，真正才称得上是学术的精品。1938年，北大、清华、南开在云南昆明合组成西南联大，陈先生也曾经是联大的教授，为三校的学生讲课。

　　我们今天开会，地方在北大的燕园，燕园在1952年以前曾经是燕京大学的校园。燕大并入了北大，因此今天也算做北大的一部分。三十年代燕京大学的许地山教授，许地山曾留学美国和英国，在研究印度文学方面有过很好的成绩，他在燕大任教期间，发表过《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的点点滴滴》（1927）、《印度文学》（1930）等一批有关印度文学研究的论著。他编纂的《佛藏子目引得》（1933），曾经是研究佛教文学很有用的一部工具书。许地山访问过印度，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他因此用优美的文笔翻译过不少印度文学作品。 这是1946年以前大致的情况。如果我们把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的历史做大的划分，这可以说是第一个阶段。

　　三、从东方语文学到东方文学与东方学

　　就北大的东方文学研究而言，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后期，有一个后来表现出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那就是，1946年在代理校长傅斯年、校长胡适、文学院长汤用彤的主持以及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的推动下，在北大新设了东方语文学系。无论从国内东方文学及东方学研究的整体局面来看，还是从北大自身的学科建设来讲，这在当时都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举措。当时季羡林先生从德国留学归来，陈寅恪和傅斯年把他推荐给胡适校长和汤用彤文学院长。胡和汤便决定聘请季羡林先生作新成立的东方语文学系的教授并担任系主任。由此开始了北大东方文学研究的第二个阶段。

　　新成立的东方语文学系最初分设为三个组。第一组包括蒙文，藏文，满文；第二组包括梵文，巴利文，龟兹文（吐火罗文A ），焉耆文（吐火罗B）；第三组是阿拉伯文。我所知道的，三个组的具体负责人，第一组应该是稍后从英国回来的于道泉先生，第二组是季羡林先生本人，第三组是马坚先生。五十年代以后，东方语文学系一度称为东语系，后来改称东方语言文学系，再改名为东方学系，现在则分为东方语言文化、日本语言文化和阿拉伯语言文化三个系。

　　　到"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即1966年，在北京大学，研究东方文学最主要的机构是东方语言文学系，研究和教学人员也主要集中在这个系。五十年代初期，东方语言文学系曾经有过一段时期的大发展，专业包括十几种东方语言，同时在东方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这些成果这里无法一一列举。我只能从三个方面做一点说明。

　　第一，从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设置的语言种类讲，从最初不算多的几种，有很大的发展。东方语言文学系设置的语言，从西往东，依次排列，有阿拉伯语、波斯语、乌尔都语、印地语、梵语、巴利语、龟兹语（吐火罗文A）、焉耆语（吐火罗文B）、印尼－马来语、缅甸语、泰语、越南语、蒙古语、朝鲜语以及日语。这么多种语言，其中一些，在全中国只有在北京大学才能找到。这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

　　其次，从研究成果来讲，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教师在这一时期不仅编出一批东方语言的教科书，一批东方语言的词典，还翻译出上百种东方国家古代和现代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戏剧等等，同时还出版了一些研究性的著作。

　　意义同样重要的还有，在东方语言文学系，这一时期里培养出一大批东方语言方面的专门人才。他们中的一部分，后来成为中国国内研究东方文学的骨干。

　　总起来说，经过从四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的发展，北大的东方文学研究已有一定的规模，在国内已经具有领先的地位。但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文化和教育事业整个遭受了一场巨大的灾难。文化教育界是"文革"中的重灾区，北大更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1976年，浩劫结束。其后国家改革开放，教育和学术才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东方文学的研究在北大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七十年代末至今，是北大东方文学研究几十年来发展最快，成果最多的时期。这可以说是北大东方文学研究发展的第三阶段。

　　在这一个阶段里，我们仍然要提到季羡林先生。八十年代初，季羡林先生的《罗摩衍那》汉译本问世，应该说就标志着北大东方文学研究生机的全面恢复。从八十年代直到现在，以季羡林先生为首的一批学者，不遗余力地提倡开展对东方文学地研究，并且身体力行。季羡林先生自己先后发表《正确评价和深入研究东方文学》、《必须加强对东方文学的研究》、《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我和外国文学的不解之缘》等一系列文章，为东方文学研究大声疾呼，并努力营造一种良好的学术氛围。1978年，在东方学系里，专门设立了一个东方文学教研室，面向全校开设"东方文学"课程。1987年，东方语言文学系以"系所合一"的形式，成立了东方文化研究所。1992年，东方语言文学系改名为东方学系，研究和教学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这一时期里，在季羡林先生等学者的推动下，在北大还成立了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这些，都大大地促进了东方文学和东方学研究在北大的发展。

　　在这个阶段里，在语种方面，除了前面列举的那些以外，本科生教学科目中又新增了希伯莱语和菲律宾语，研究生教学科目中则增加了赫梯语、亚述语、古叙利亚语、于阗语等数种语言。北大的东方语言语种更多，也更全，其地位在国内仍然是唯一的。

　　研究东方文学或东方学，最重要的基础，是对第一手语言和原文文献或原始材料的掌握。季羡林先生曾就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写过一篇文章《资料工作是影响研究的基础》，强调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北大的东方文学和东方学研究覆盖东方国家或地区古代和现代二十多种相关语言。强调语言的训练，强调第一手资料，在掌握语言的基础上，多方位、多层次地开展研究，从一开始就成为北大东方文学和东方学研究的特点之一。

　　北大东方文学研究的特色，还可以大致归结为"三个结合"。

　　一是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与作家作品的研究相结合。

　　在这方面，季羡林和金克木两位先生首先做出了极好的榜样。他们二位都从梵文的原文翻译过不少印度的古典文学作品。季羡林先生翻译的有《罗摩衍那》、《沙恭达罗》、《优哩婆湿》、《五卷书》，还有其它等等。金克木先生翻译的有《摩诃婆罗多》的《初篇》、《摩诃婆罗多插话选》、《云使》、《伐致呵利三百首》、《印度古诗选》，《印度古代文艺理论文选》等等。他们同时还有许多与东方文学有关的研究著作，季先生的如《罗摩衍那初探》、《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译释》、《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吐火罗文A（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与中国戏剧发展之关系》、《印度文学在中国》等等。金先生的如《梵语文学史》、《比较文化论集》等等，数量很多，真正是无法一一列举。他们的翻译，信、达、雅兼备，真正是东方文学翻译的精品和典范。在他们的带动下，东方学系各个专业的教师也都翻译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而且大多是东方各国古代和近现代的文学名著，例如《罗摩的故事》、《罗摩功行之湖》、《列王纪选》、《果园》、《波斯哲理诗》、《自我的秘密》、《蕾莉与马杰农》、《江格尔》、《旭日冉冉》、《挑战者》、《高层饭店的死角》、《河边小镇的故事》、《一根稻草的革命》、《真主的大地》、《如意树》、《秘密组织道路社》、《割草的女人》、《戈拉》、《眼中沙》、《万国之子》、《人世间》、《足迹》、《无岸的女人》、《爱的诗篇》、《致电祖国》、《最后的宝剑》，近年来还组织翻译出版了《泰戈尔全集》等等，总数在一百部以上，涉及各种文学体裁。相关的研究著作因此也有不少，如《普列姆昌德评传》、《普列姆昌德和他的小说》、《泰戈尔及其作品研究》、《印度两大史诗研究》、《伊克巴尔诗歌艺术研究》、《为爱而歌--科威特女诗人苏阿的·萨巴赫研究》等等。这些工作，大多都是以翻译带动研究，翻译和研究互相促进，从而填补了国内多项学术空白。

　　第二是东方国别文学的研究与东方文学整体研究相结合。

　　对中国以外的东方国别文学研究，是东方文学整体研究的基础。东方各国的文学，还可以根据地区作板块的划分，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北大，这方面的成果有：《阿拉伯文学与世界文学》、《日本文学论集》、《印度文学文化论》、《印度近现代戏剧》、《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印度尼西亚文体学》、《朝鲜文学研究》、《蒙古英雄史诗锡林·嘎拉珠·巴图尔--比较研究与文本汇编》、《蒙古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介南德尔·古马尔的小说艺术研究》、《厨川白村文论研究》、《朝鲜文学论文稿》、《中国文学在朝鲜》等。原东方学系的教师合作编纂的《东方文学辞典》、《东方文学名著题解》，《中外现代文学作品辞典》（亚非拉部分）、《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中有关东方文学部分、《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亚非戏剧）、《东方现代文学史》（亚非部分）等等，也都是这方面的成果。再有北大比较文学所的教师对中日文学之间的关系，日本文学发展源流所做的比较和研究，成绩也十分突出。这种把国别文学研究与东方文学的整体研究结合起来的方法，应该说是较好地发挥北大东方文学研究的优势。把研究的视野扩大，对语种与语种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文学做整体的审视，两个或两个以上专业联合进行同一学科的课题研究或跨地区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取向和方法，目前正越来越多地被接受。

　　第三是把文学史的撰写与文学作品的选编相结合。

　　这既是学术研究成果的展示，也是把研究的成果和影响推广到更广泛的一个范围，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起到指导"大众阅读"的作用。在东方文学史研究方面，金克木先生在六十年代初即就撰写有《梵语文学史》，九十年代有季羡林先生主持完成的《东方文学史》，此外还有《印度印地语文学史》、《印度古代文学史》、《波斯文学史》、《日本文学史话》、《缅甸文学史》、《朝鲜文学史》、《朝鲜文学简史》、《韩国统一文学史论》、《泰国文学史》、《乌尔都语文学史》等多种东方国别文学史。这些文学史著作，既重视对东方文学发展脉络的历史考察，又注意突出对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的分析，还注意到对东方文学思潮、流派和文学现象的分析。在写文学史的同时，也从翻译之中选编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例如《东方文学作品选》、《东方短篇小说选》、《波斯古代诗选》、《中外现代文学作品辞典》、《印度古代诗选》、《普列姆昌德短篇小说选》、《日本现代文学选读》、《东方神话传说》（全八卷）、《朝鲜古典文学作品选集》、《蒙古民间故事选》、《巴基斯坦短篇小说选》、《南亚民间故事选》、《亚非文学作品选读》、《越南现代短篇小说》。这些选编的作品的出版，既为部分研究者提供了素材，也受到一般的爱好东方文学的读者的欢迎。

　　我无法在这里一一列举这一时期内北大，尤其是北大东方学系的教师在东方文学和东方学方面所有的研究成果。三年以前，在庆祝北大百年校庆之际，东方学系曾经编印了一份材料，对1998年以前的研究成果做过一个大致全面的介绍。有兴趣的先生可以参考。

四、新世纪的东方文学研究：设想和展望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在新世纪的第一年，我们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上面讲了，北大的东方文学研究，过去在三个方面做得比较好，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发扬我们学术传统中的这些长处和优点，同时也克服或改变我们至今存在的一些不足。为此我们必须更加努力。

　　1999年，在北大的学科整合，院系调整过程中，校方批准在原东方学系以及东方文化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一个实体性的东方学研究院。2000年，根据国家教育部文科工作精神，又在北大新建一个研究机构，即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中心被教育部批准为全国文科重点研究基地。这是国内研究东方文学唯一的重点基地。两个研究机构，尤其是其中的第二个，即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的建立，为北大在新世纪里东方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更上一层楼的契机，对于中国的东方文学研究的发展应该说也有重要意义。

　　对于东方文学研究中心近期的研究工作，根据教育部的要求，我们最近刚刚做了一个初步的规划，正在需要征求各方面专家的意见。我们提出了十多个大的研究课题。当然，计划可以修改，尤其需要完善。这次学术讨论会，正是我们向国内外朋友学习的大好机会。我们殷切希望得到各位专家的指教，与各方面的专家今后有更多的合作。 对于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的建设，我们总的想法和目标是：在整体上巩固和保持国内较高的水平，继续发展原来在国际学术界已经有较大影响的部分学科和研究课题，例如由季羡林先生作为学术领头人的印度语言文学研究。同时根据学科形势的发展，拓展研究范围和调整研究课题。对个别薄弱学科点，要加强建设，尽快解决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希望，在近五六年内，能够完成一批具备高水平或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同时加强图书资料方面的建设，把基地建设成国内东方学与东方文学研究方面的学术和资料中心，同时积极开展与国内外同行的合作，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

　　在研究选题上，我们将强调有原创性和体现创新的特色。注重提高研究的深度。而不是单纯停留在翻译、介绍和鉴赏的水平上。要开拓新领域，注重多学科结合，具体的例如：文学与宗教，文学与民俗，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美学，文学与哲学，文学作品中语言的研究，叙事模式，叙事学，类型学，文体学，阐释学，文学与艺术，与民族学、民俗学有关的说唱文学，与文学有关的表演艺术，与形象艺术如绘画有关的文学，文学与当代文化思潮的关系，东西方文学的比较，文学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文学理论的深层次研究，作家群的研究。研究的视野希望能突破过去所谓"纯文学"研究的限制。把东方文学的研究与东方文化的研究，与东方社会历史的和现实思潮以及多种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在保持学术品位和水平的同时，更好地体现研究的原创性、前沿性和现实感。

　　回顾过去，我们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成功，但我们丝毫没有理由自满。我们仍然有许多不足。尤其是我们真正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被国际上的同行承认的成果实际上还并不多。因此我们将加倍努力。我们相信，在新的世纪里，在大家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北大的东方文学研究必定能够得到更大的发展。 谢谢大家！

　　（作者系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是作者于2001年5月16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东方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