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22日—23日，深冬的北京已是寒风瑟瑟，但北大静园一院的会议室却暖意融融。由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东方文学经典：翻译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热烈召开。来自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师大、中国人民大学、福建师大、华中师大、广西师大、天津师大、青岛大学、深圳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学者50余人与会，并提交30余篇论文。本次研讨会是国内东方文学学界召开的集中研讨东方文学经典的翻译与研究的一次学术盛会。这次大会以东方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东方文学经典的翻译与研究、东方文学翻译理论的认知和建构、东方文学经典在中国和东方文学经典的教材编写与网络教学为主题，目的在于呼吁东方文学界的学者专家们重视东方文学经典在中国的翻译、研究和教学。

在12月22日上午的开幕式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王邦维教授首先致辞，对前来参加研讨会的全体代表表示欢迎。之后王教授作了题为《经典的翻译：从古代的历史谈今天的体会》的报告。他结合自身的佛经研究背景，回顾了古代佛经翻译的团队合作特色，提出这种“译场”式的翻译合作方式非常值得今人借鉴。同时，他还提到翻译工作的难度，如文体立场和对“经典”的界定等问题，并指出国内目前学术出版中出现的伪书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惕。北京师大何乃英教授作了《关于东方文学经典的一点想法》的发言。何教授从自身的教学和研究经历出发，提出当前尚有一些经典的东方文学作品并未译出，并希望能够同时出版一部作品的多个译本，以便读者筛选和品评。东方文学分会会长、北京师大王向远教授在《论东方古代文学经典的翻译与研究——历史与现状分析，新选题的可能性探讨》的报告中认为，应该将东方文学翻译放到与本国文学同等的位置上，从国别的角度撰写翻译文学史，并深入研究，尤其是注重从语言学的层面进行文本分析，对重要的译本和译者进行专题性研究。在东方文学的教学与东方文学翻译的关系上，他认为要充分认识东方文学教学的必要性，并且要将中文系外国文学的教学与外语系的外国文学教学相区别，从比较文学和翻译文学的角度对译本进行研究；他还指出了东方古典名著的翻译出版较之近代作品的翻译难度更大，读者面相对较窄但生命力持久，不存在版权问题等。最后，王教授发出呼吁，希望有关人士可以组织东方文学界的翻译家与研究者共同策划组织《东方古典名著翻译与研究译丛》的选题。王教授的提议得到与会学者们的热烈呼应。

北大拱玉书、天津师大孟昭毅、北大仲跻昆、中国社科院外文所钟志清和中国人民大学卢铁澎等专家学者做了与东方文学翻译理论的认知和建构密切相关的大会主题发言。他们的发言题目分别为《苏美尔文学中反映的和谐社会与正义》、《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成因考》、《谈阿拉伯文学经典》、《关于奥兹在中国的经典化问题》、《理论译介与经典传播》等。拱玉书教授在发言中提出其在翻译古地亚圆筒铭文时出现的具体问题，是直译还是意译？如何使译文更“雅”？他对此首赞美诗体现的思想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拱教授的发言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回应，有学者指出在对待直译与意译的问题上还应本着保留译本学术价值的原则为基准；而就史诗反映的思想上，有学者也指出存在由于社会动荡而愈加向往和谐社会的可能性；还有学者认为对于是否可以将这一铭文定性为赞美诗尚可争议。天津师大孟昭毅教授认为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社会存在需求、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结构等诸多方面。作为人类童年时代的创造出来的一部充满神话色彩和英雄传说内容的史诗，《摩诃婆罗多》的产生必然有适应其萌生和生存的“土壤和母胎”，不是随便那一种神话，更不是对自然随便的那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就能生成的，其“永久的魅力”恰恰就在于其成因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仲跻昆教授认为阿拉伯文学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世界最主要的文化体系之一。中古时期灿烂辉煌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曾彪炳于世，在世界文化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连贯东西的作用。当代的阿拉伯文学与世界文学同步，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阿拉伯文学经典，在古代可以《古兰经》、《卡里莱和笛木乃》、《一千零一夜》为代表，现当代则以纪伯伦、纳吉布·迈哈福兹为代表。中国社科院外文所钟志清博士结合自己的翻译经验，全面地介绍了目前最有国际影响的以色列作家、希伯来语作家阿摩司·奥兹（Amos Oz-1939——），并对他的许多作品加以深入的文本分析，对奥兹作品在中国的经典化问题的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卢教授的发言围绕当前学术界的热门话题“现代性”和“现代主义”的译介展开，他呼应王邦维教授提出的伪译、误译问题，并进一步指出是我们的翻译系统出了问题。自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翻译系统性就瓦解了；而就东方文学经典的翻译出版问题，他提出应有相关作品的背景介绍等导读性文章来引领读者进入文本情境；对目前备受关注的比较文学研究，他认为国内学者多局限于两国文学的比较上，应当将视野投放到更为广阔的多语种、多文字为资料基础的研究上；最后，卢教授针对东方文学经典的翻译出版提出了可资借鉴的对策：应该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以获得体制性支撑，并与报纸、电视、出版社等传播媒体合作共同推动东方文学经典的翻译与阅读。

    在随后的“东方文学经典翻译与研究”的大会主题发言中，北大的李谋教授、裴晓睿教授、赵玉兰教授、唐仁虎教授以及中国社科院的吕莉博士分别作了《从翻译缅甸著名史籍〈琉璃宫史〉》、《文学翻译中对异文化事像的改造——由汉、泰经典翻译说起》、《关于〈金云翘传〉中译的几点意见》、《试论文学作品的翻译——以〈戈丹〉为个案》、《柿本人麻吕与中国文学》等专题发言。这些学者的发言主要从个人亲身的翻译实践出发，或对现有译本问题进行了语言学层面的细致文本分析，或总结了自己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得到的经验。可以说是从微观的角度对东方文学的经典翻译提出了宝贵的经验，这种深入细致的分析态度正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应该大力提倡的。北大东语系的韦旭昇教授也就韩国文学作了题为《怎样评价〈玉楼梦〉？》的发言。在发言中，他针对目前韩国文化、特别是韩国流行文化在中国备受大众关注的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对得到普遍认同的韩国作品《春香传》的经典地位提出了质疑，认为其在思想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以及写作手法的娴熟程度上都比不上《玉楼梦》。在东方文学相关教学中该如何处理这两部作品的关系时，韦教授指出《春香传》在朝韩两国都已家喻户晓，因此可以将其视为韩国民间/说唱文学的经典，而《玉楼梦》可以作为韩国文人小说的经典。韦教授的报告引起了几位学者的质疑。有学者认为在朝韩两国人民还没有就本民族的经典达成统一意见时，我们不便对此发表看法；另外，就目前朝鲜半岛的文学研究情况来看，国内学者不必亦步亦趋地跟着他们的学者进行研究，而应该体现出我国学者的研究特色；还有学者对可否将一部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列为有强烈民族意识的韩国人民的文学经典产生了质疑。

在23日的发言中，北大的张鸿年教授在题为《〈列王纪〉漫谈》的发言中详细介绍了这部伟大的波斯史诗在国外的研究情况以及其核心思想和地位。2002年《列王纪》（张鸿年译）已在中国全集出版，但国内对这部史诗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张教授主要从这部史诗的结构、用词和故事人物描写等方面分析了它的核心思想“善”，史诗善战胜恶的核心思想也是锁罗亚斯德教的思想。同时，他也指出《列王纪》的创作是建立在《阿维斯塔》的基础之上。而该史诗自从问世起就遭到伊斯兰宗教人士的反对，原因在于史诗对伊朗勇士精神的歌颂。张教授认为史诗反映了波斯诗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大国情怀。就《列王纪》在伊朗以及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来看，张教授认为它是两个时代的沟通桥梁。北大陈明博士以《早期佛经中的偈颂翻译——以安世高、支婁迦讖的译经为例》为题，通过对早期汉译佛经偈颂的翻译的研究和分析，他指出此种偈颂文体早在东汉时就对中国偈颂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影响。天津师大黎跃进教授作了《赫达雅特创作中的民族意识》的发言，他以赫达雅特作品中的民族意识为线索和中心，梳理和分析了作者先后创作的作品《爱国志士》、《哈吉老爷》、《伊斯法罕半天下》以及《盲枭》等，并认为这些作品反映出作者早期爱国，为民族传统而自豪到后期为民族文化衰落而悲伤的情感转变；他指出赫达雅特民族意识具有的特点是从否定的视角表达他的民族意识的，并崇尚和向往前伊斯兰时期民族文化的辉煌以及基于人道主义思想的民族意识。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石海军研究员发表了题为《奈保尔与文学经典》的发言，他指出奈保尔在身份认同上一直徘徊在印度与西方之间，其作品则是在印度与西方文化中寻找平衡点。纵观其前后的创作，透过几组关键词的分析，可以看出奈保尔思想的创作变化过程：从前期的刻意与印度文化保持距离到后期愈来愈接近印度文化。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穆宏燕副研究员就2006年诺贝尔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作品作了《在东西方的夹缝中追寻身份——对奥尔罕•帕慕克作品的初步认识》的发言。她首先回溯了作家所属国土耳其的历史、宗教以及现代化的进程，指出土耳其在定位中处于欧亚之间的尴尬，这为理解帕慕克的作品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背景，而作者在此背景下创作的作品，如《我的名字叫红》、《白色城堡》和《黑书》中就体现出了土耳其在“作别人”而失败后又发现已经作不回自己的困窘心态，及其对此两难处境的深刻反思。发言后，针对有学者问及帕慕克是不是为了回不了伊斯兰而伤感这一问题时，穆女士的回答是：“其实，帕慕克的作品谈不上伤感，他是在享受着西方利益的同时而诅咒西方文化的侵害”。

北京大学陈岗龙博士的发言题目为“文化认同与纳楚克道尔基《我的祖国》经典文本的形成”。在简单介绍纳楚克道尔基的生平、展现一些难得的研究资料之后，陈博士对作者的作品《我的祖国》手稿作了细致扎实的研究，探讨了这一经典文本形成过程中值得读者注意的问题。他认为，《我的祖国》这个经典文本形成的过程，体现了蒙古国民族国家在建构中利用文学资源对文学认同的强化。虽然纳楚克道尔基文学作品的手稿属于他一个人，而他的经典文本的形成却经过了不同时代民族国家多重力量和文化因素的参与。青岛大学侯传文教授的发言针对“读者主体性与东方文学经典重构”的问题。他谈到文学批评是不可重复的创造性活动，主体必定投入个人感情，因此一定要把主体性与东方文学经典重构联系起来。文学批评工作者要用自己的眼光，发现经典作品中尚未发掘的意义。侯教授结合具体作家作品的例子，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说明，并谈及如何避免过度诠释的问题。这一问题引发了在座老师的热烈讨论，各位专家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心得见解。王向远教授从“阐释怎么阐释”的问题，结合当下中文系教育中的问题，提出了应警惕中文“学科堕落”及文学研究“非学术”的不良倾向。广西师大麦永雄教授做了“东方文学、诗学翻译与研究三题”的发言。他通过详细事例的分析，提出东方文学翻译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语言移译的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社会文化论题，涉及具有丰富差异性的跨文化语境和充满权力话语斗争的文化场。文化场构成了新时期中国东方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翻译与研究必须考量的一个重要维度。华中师大李俄宪教授的发言围绕中岛敦的《李陵》展开，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一是日本国内出现的《李陵》主人公的未定论；二是国内的部分学者提出的有关“李陵就是主人公”的肯定论。李教授还提及中岛敦在作品中对中国原典资料利用的细节问题，并对于国内学者的争论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观点。福建师大蔡春华博士从川端康成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辞《日本的美与我》谈起，认为冈仓天心的《茶之书》同样抓住了文化的要点并作为日本文化的代表向世界做出了发言。蔡博士首先向我们介绍了冈仓天心的复杂背景及其创作情况，肯定了《茶之书》的两大贡献，然后重点阐述了他是如何代表日本面向全世界发言的。北京大学的王浩博士通过考察达木丁·苏伦的比较文学之路，深入介绍比较文学与译介学。达木丁·苏伦的比较文学研究轨迹表明，比较文学所从事的并不是一般的跨文化研究，而是跨文化的文学研究，比较文学中的翻译不是一般翻译而仅指文学翻译，达木丁·苏伦对比较文学与译介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次研讨会上，还有一些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的发言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密切关注。如北大东语系博士生曾琼作了题为《试论英语〈吉檀迦利〉对孟加拉语〈吉檀迦利〉的删减、增加与整合》的发言，她从作家用英语对自己母语作品的再创作角度出发，指出这种增删策略背后的深刻用意。北大青年教师史阳以《菲律宾英雄史诗文本的形成与翻译：以〈呼德呼德〉为例》为题，作了风趣幽默的发言。通过多年的田野调查，他发现菲律宾特定地区的人民现在仍在吟唱《呼德呼德》，因此，这是一部活形态的史诗，具有开放性和集合性的系统。在分析了该史诗所具有的特点后，他又回顾了其在文本形成上外国学者所做出的努力和目前的研究成果，并指出了将这一史诗用中文形成文本存在的困难，并强调用民间文学的研究方法去拓展东方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此外，北大东语系博士生王荣珍和福建师大研究生焦春艳也分别作了《阿伦•乔希的〈学徒〉浅评》和《诗画境界、双峰对峙——对东方经典〈雪国〉的重新解读》的发言。

会议期间，北大东语系魏丽明博士通过多媒体手段，为与会学者展现了北大东语系所开设的“东方文学经典导读”网络课程的建设情况。该网络课程提供学生可便捷使用的图文并茂的电子教案和在线观看的教师课程录像，以及包括文字教材和与课程内容相关的研究论文、大量图片、音频、视频，影视资料等资料。该课程可以随时调用各种学习媒体，具有跳转方便的超级链接，可与相关论坛、网页、网站等在线联网。学生只要具备计算机单机和网络，就可以进入一个丰富多彩的学习环境。魏博士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对传统的课程教学和网络课程教学的不同加以比较，并认为借助网络的课程教学不仅提高了学生学习的质量，也提高了课程的教学效果，顺应了东方文学相关课程开放教育的需要。与会学者对该网络课程的尝试给与鼓励，并对网络课程的意义提出各自不同的意见，其中不乏可资借鉴的建设性意见。

在闭幕式上，北大东语系梁立基教授回顾了北大东方文学学科建设的历史，并指出东语系在季羡林先生的带领下走上了侧重专业和微观研究的特色之路，而中文系则更偏重文学理论的宏观性特色。他认为中国东方文学学科建设呈现出继承——借鉴——创新的发展过程。王向远教授和王邦维教授也分别作了简短的总结发言，并对如何促进东方文学经典在中国的翻译、研究和教学提出了多项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提议。

研讨会的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此次研讨会紧凑而有时效，务实而又新颖，对东方文学经典的进一步翻译和研究必定具有深刻的启迪和巨大的推动作用。学者们还达成这样的共识，希望有关方面能够组织东方文学界的专家译者共同策划并最终推出一系列高质量的东方文学经典翻译与研究译丛，从而为东方文学经典的研究、为东方文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打下更为坚实的具有学术生长点的深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