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明玉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

由北京大学古代东方文明研究所主办的“希伯莱语圣经创世记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12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大学民主楼多功能厅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十一位学者进行了与希伯莱语圣经创世记相关的专题发言，并主持了长时间的讨论。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北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河南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院校的三十多位学者和博士研究生积极参加了研讨会的讨论。会议由北京大学古代东方文明研究所陈贻绎主持。会议得到了总部在美国的亚洲高校联合董事会的经费支持。

本次会议除了包括对希伯莱语原文创世记本身的研究外，还涉及古代近东两河流域文明与赫梯文明对希伯莱语圣经创世记的影响，以及希伯莱语圣经创世记对希腊语圣经部分文本的影响。此次会议不同于典型的学术会议。首先，并非所有与会人员都进行发言，而是在两天时间里面安排了八个长篇发言和三个简短发言，这样，每位长篇发言学者有一个小时时间阐述自己的研究和观点，之后仍然留有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几十位学者进行深入的讨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每位发言学者的论题得到充分讨论的同时，可以让与会者充分切磋与该论题相关的思路和方法问题。

八个长篇发言总结如下：

香港中文大学的李炽昌以《从迦南的诅咒(创世记9:20-27) 看近代圣经诠释》为题，分析了今人对创世记一些具体章节所进行的不同阐释，并归类出阅读希伯莱语圣经文本的三个层面：读者能从文本的字面读出什么意思（What is in the text），文本字面背后的背景是什么（What is behind the text），以及后人又赋予了文本什么样的意义（What is in front of the text）。北京大学的陈贻绎在《谈希伯莱语圣经研究方法——创世记的一些例子》中首先接续李炽昌的方法论讨论，回顾了希伯莱语圣经研究，尤其是和创世记相关的方法论的发展历史；随后举例说明了历史语言学和对犹太民族自身文献的利用这两种方法的具体特色。北京大学的拱玉书以《苏美尔人的“历史观”》为题重新解析了苏美尔史诗《恩美尔卡与阿拉塔之王》中的“努迪姆德的诅咒”，指出其更可能是古代两河流域早期居民苏美尔人对历史的一种记录，对比分析了这种记录方式对圣经创世记的影响和启发。之后，香港中文大学的谢品贤以《巴别塔和亚伯拉罕传奇》之间关系的讨论，举例阐释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希伯莱语圣经文化之间的交融。北京大学的李政以《旧约创世纪中的赫人与赫梯王国的赫梯人》为题，探讨了创世记中提到的赫梯人，并分析对比了相关学者就希伯莱语圣经中的赫人和小亚地区赫文化鼎盛时期的赫人究竟是何种关系的研究成果。香港中文大学的黄根春在《新约圣经福音书中创世记的回响》中集中探讨了新约福音书关于创世记的回响，以福音书中耶稣基督关于休妻、安息日和盟约的三个教训为例，说明耶稣基督在教导众人时对创世记中某些词汇或者概念的引述和诠释，同时分析了《约翰福音》序言中所表达的创世概念。香港中文大学的卢龙光以《在罗马书和新约中的创世记》为论题，阐述了《罗马书》和《新约》中对上帝创世故事的记载的联系。香港中文大学的林艳以《中国创世神话和创世记中的创世叙述》为题，对希伯莱语创世记中话语、行为创造以及汉文古籍创世神话中的化身型创造这两种不同的宇宙起源模式进行了跨文本的解读。

三个简短发言的总结如下：

山东大学的谢文郁以《创世故事和创世认识论问题》为题，从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出发分析讨论了《约翰福音》和奥古斯丁对创世论故事的认识论阐发，揭示创世故事的认识论困境及其独特意义。四川大学的田海华以《“他比我更有义”，犹大和他玛的故事（创世记38）》为题，进行了针对此章学术解经方方面面的综述。河南大学的郭晓霞以《该隐的记号与俄瑞斯忒斯的金枝——析西方文学中罪与罚的原型》为题，综述了她的博士论文论题。

会议中讨论占据了近一半的时间，气氛热烈。

本次学术会议举办的初衷是为了让大陆汉语学界的希伯莱语圣经研究在方法和视野上与国际一流学府进行接轨的尝试。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至今，大陆学界对希伯莱语圣经和希腊语圣经进行研究的风气日盛，具有各种背景的学者进入这个学科的日渐增多。但是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汉语学界对圣经的研究在整体架构和方法上并不健全。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国际上在此领域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现有成果了解不多，所涉及的方法了解不多。

二、哲学研究和文学研究背景的两类学者目前是大陆汉语学界对圣经研究的主力军，在研究方向上比较偏重文学方法阐释和哲学讨论，这些研究尽管十分重要，但是只是对希伯莱语圣经进行研究的众多分支中的一两个分支；并且这两种研究目前汉语学界也基本处于编译海外学界著作的阶段，尚未达到针对原始文献进行研究的层面。

三、许多汉语学界的“学术会议”并不区分和信仰相关的布道性演说和学术论文，而前者是适合在教堂和其他宗教信仰场合的行为，后者才是应该发生在学术机构和大学中的；一些来自香港和海外的汉语学者由于在这一方面出于各种原因而混淆，导致国内学界盲目跟风，使得希伯莱语圣经研究的许多论文只是摘取文本中的只言片语，进行在方法上不加控制的借题发挥；这类趋势对于这个学科的正常学术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四、在基于对古代近东背景了解的基础上，将希伯莱语圣经放到古代近东大的语境中进行研究的人员十分缺少，尽管这一研究思路是目前西方学界的主流，成果颇丰；此点也恰恰是北京大学古代东方文明研究所的一方面的实力所在。

五、在对于希伯莱语圣经文本原文的了解上，中国的学者尚任重而道远；此点又是北京大学古代东方文明研究所的另一方面的实力所在；上述两方面的综合实力，也是香港中文大学和会议的资助方积极推动这次会议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根本原因。

此次会议从许多层面都是第一次，如上文提到的会议组织形式；另外就是会议所聚集的相关汉语学界的学者数量和质量。在会议中进行长篇发言的学者，都对古代近东的一门或多门语言掌握娴熟，并且在使用西文主流学界文献上（如英语、德语、法语、希伯莱语等）驾轻就熟。对古代和现代这两类语言的掌握也是进行整体近东研究以及希伯莱语圣经专项学术研究的必备条件，是和国际接轨的重要一步。

会议的参与者都认为这样的会议有必要今后每两年举办一次，由北京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交替组织。下次的会议初步计划于200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