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于2001年5月15日在北大静园一院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共八人，计有：王邦维（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张玉安（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严绍璗（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王一川（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董晓萍（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黄宝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孙昌武（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郁龙余（深圳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委员葛兆光（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因故请假。
会议开始之前，中心主任王邦维代表中心向到会的学术委员会委员颁发聘书。聘书为期三年。
王邦维对委员们接受中心的聘任以及来参加会议首先表示感谢，并简要地介绍了中心过去一年申报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的过程和中心目前的情况，然后大家就中心起草的《东方文学研究基地十五规划》进行讨论；同时对中心整体发展和学术研究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王邦维在发言中讲，中心的建立是好事。有了几间房子，经费也有了一些。但如何使中心能够存在并且和发展下去，并不容易。他认为，对中心来讲，学术研究是关键。就国内外国文学的研究现状来看，东方文学的研究的状况并不乐观，教育部给了中心这块招牌，这对全国的东方文学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支持。有了这块牌子，联系的范围就不限于北大，可以联络国内外的学术人才。中心特别欢迎国外自带经费的学者来做研究。中心还想多购买一些外文书籍，加强与国外的联系，利用国外的学术资源。规划的讨论稿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过去五年国内东方文学研究的概述总结，一是对未来五年的发展规划。该规划是中心的一些同志在很短的时间内搞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急就章。就规划的内容来看，所提出的研究课题涉及的学科面很大、范围很宽。但就研究而言，如果真正要有深度，范围小一些为好。我们总的指导思想是：在国家教育部规定的范围内，尊重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律去做好工作。
孙昌武在发言中提出三点看法：第一，他对这个东方文学中心期望很高。教育部成立这个基地是作了一件好事，但具体操作上还会有一些问题。中心应当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中心。全国仅此一家。应当是有高水平的、有代表性。就学术的国际性而言，北大文科各系有可能在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比如，季先生所搞的吐火罗语研究就是国际水平。中心应该发扬北大的特长，做出一些国际国内领先的成果。第二，成立基地，多方合作，调动全国力量，这个设想很好。但操作过程中会有一些麻烦。不过，这条路子值得探索。不能仅仅只依靠几个人。要以课题结合全国力量，不要搞表面文章。北大的东方文学虽然门类齐全，但要门门深入，困难很多。有效的办法是动员其他高校的相关研究人员。也就是说，先要对全国现有的东方文学研究人才作一番调查统计，逐步与他们建立联系。要调查、要联系。可以立项调查，将现有的东方文学研究队伍的人才情况搞清楚，从中挑选出有学识、有能力的人才，来进行合作，全国的力量凝聚，基地就好办了。第三，要出文章，出高质量的学术论著。但实施起来有问题。研究的题目太大，不好把握。要很好地设计几个题目，既要适应现在的情况，更应当有长期的准备。从资料到理论，要有新的发现。要鼓励人去研究那些有潜力的题目。北大有此条件，可以作。比如翻译史。日本学界在汉译佛经史方面所作的研究比较好。我国这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我自己是研究佛教文学的，但不懂梵文巴利文这些原典语言，研究中时时感到有困难。不同的《维摩诘经》汉译本，有较大的出入。鸠摩罗什的译本有哪些不同，诸译本中有差异的那些段落，哪些是原文就有的，哪些是译者所加的，这些问题都值得好好琢磨。佛经的翻译对中古汉语的影响，包括对词汇的、特别是对句式的影响，都是好题目，必须有人去搞。我们不搞，外国学者就会占领这些学术领域。日本的辛岛静志是季羡林先生的博士生，他在佛教汉语方面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已经很有影响。所以基地要设计好几个题目。
孙昌武并举北大比较文学所刘建辉的一本书为例。书的内容涉及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的交流，题目很具体，叫做《上海魔都——日本知识人の近代体验》，这部书最近在日本得到相当高的评价。它不是泛泛的，而是具体的、有深度的题目。他认为中心也应该作这一类型的题目。
黄宝生对规划的讨论稿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他讲：教育部成立这个中心不错。目前学界情况还不太实在，有此机会应使之实体化。现在的形势与以前相比有了变化，经济发展繁荣了，可人才、研究又不景气。外文所东方文学室最兴盛时，有20多人。现在老的退休，而新人没有，原来的东欧文学室只好取消了。现在，搞外文、外贸的人多，搞文学的人很少。既然国家在支持，中心应该充分利用国家给的这一机会。规划稿子大体不错，看了挺受鼓舞的，但还有多处要修订。就其中的总结部分来看，有几处不太妥当。第一，将东方文学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先不说这种分阶段的做法是否正确，能不能与中国现当代史的分期合一？“1949年为发展阶段”这句话就明显不对，根据行文，应该为“1949年以后至文革结束时为发展阶段”。第二，关于“东方文学研究模式”的措辞，也值得商榷。所谓“陈旧的社会批评观念”，这句话未免绝对了一些。第三，对国别地区文学的分类，有一项为“东南亚文学”，列举了印度文学研究的概况。印度文学应该算在“南亚文学”内，而不是“东南亚文学”，可能是笔误。应该改为“南亚与东南亚文学”。还有“西亚文学”与“非洲文学”项，可以合起来谈。所以说，分地区的概括一定要认真。对重点研究课题的设计，他的看法是，这些课题太大，这样大的题目不好搞。要研究这些课题，性质不同于编写教材。要定出一些切实的题目。比如，“东方史诗的研究” 题目就太大。他说他现在主持翻译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花十年功夫，才有一些看法。“东方史诗概论”与“东西方史诗理论”都没有基础，研究史诗要有根基。不要以这样的大题目招标。再有“古代东方赞美诗的研究”，印度的四部《吠陀》可以说就是赞美诗，此处没有包括在内，只列了楔形文字赞美诗。不如改题目，缩小范围，改为“古代西亚赞美诗研究”，才名副其实。总之，他希望能出扎实的成果，研究要能站得住脚。现在有好的条件，应该充分利用。东方文论确实可以研究，大有潜力可挖。印度、日本等国的文论需要第一手材料。现在无人下功夫搞，但很有搞头。
严绍璗发表他的看法，认为规划中有些题目是80年代的题目，经过多年的研究，现在的认识已经深化了，有一点已经很清楚，东西方无法作大比较。要作大比较，只会大而不当。他认为，有这个基地，很不错。北大文学学科类只此一家，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欧美文学都还没批。他对这个基地充满希望，认为它有活的机制，能搞项目，出人才。最好能以项目带人，通过项目培养出人才。基地做项目应该与一般的项目有不同。坊间有一本关于中外文学比较的大书，三、四十位作者相互间没有理解、没有交流，做出来的东西没有影响，没有价值。这种工作方式与选题方式，对学术的促进作用不大。没有共通的学术交流与基础，水平无法提高。再如现在出的好些书，其中对日本文学作品的思想评价观点很陈旧，要修改。他介绍他自己的经验，他到日本的一些学术机构作过多次交流，了解日本学界组织项目的优点。日本采用课题组也就是读书班的形式。他们先从文本资料读起，求得对文本资料的趋同理解，再上升为研究。他们注重对一个项目的基础资料的通解、通读。在这个边读边研的过程中出人才，因为可以相互启迪，不断出成果。当然，他们有充足的经费支持，全国性的读书班，来往路费从项目中出。他们的课题组也有外国人参加。日本文学馆今年聘请他去主持一个课题组，题目是“日本古代文学的发生学”，涉及日本古代文学文本的解读、翻译，以及文本形成的很多问题。教育部对基地也有具体的要求，要面向全国，要是开放型的。可以考虑办一些小型的、小规模的、务实的研讨会，能否办到这一点，就看中心的运作。定课题的方式要灵活，但课题的确立要有一个原则，即不要“跟风”。确定的题目要有基础性、实证性、并带有某种综合性的特点。要从文本的研究开始，从文本的实证开始，要小题大做。基地可以作短线项目，但重点要放在长线上。文科要有精品意识。但精品要从学术史上来认定，很流行、很轰动的东西不一定就是精品。北大985规划提出三点：精品工程、金牌意识、亮点工作。早些日子，中文系开会，讲“提倡扎实读书”。裘锡圭先生在讲话中提出了一个基本思想：二十一世纪人文学科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代。老先生都在呼吁要扎实读书。对课题的设置，归纳起来就是要有基础性、实证性、综合性。现在大家都在追求成果的数量，这与搞成果量化有关。人文学科不能量化。他建议基地搞课题组，每个月讨论一次，可以组织京津地区的学者。经费可大可小，不要以钱的方式来调动学术的积极性。对此孙昌武补充说，真正的学问不是单靠钱就能做成的。
郁龙余发表的看法有六点：第一、基地的成立是东方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起点。应该下大决心搞好它。第二、基地以后的工作希望在点和面上都做一些。所谓“面”就是高校教学用的《东方文学史》。教科书对地方高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争取写出一部平实、优秀的《东方文学史》教材，现在的相关教材也有一些。好的《东方文学史》教材对培养后备力量很重要。现在提倡多媒体教学，也要有相应的准备。“面”上的工作适当就行，“点”上的研究要有原创性，要有深度。第三、《东方文学作品选》能否重新搞一下，搞一个修订本，占有这个市场，其效益将会是多方面的。第四、要把课题做好，宁要小题大做，不要大题小做。要发动多方面的力量。要培养人，出真正的成果。第五、建议从某个层次上，设立一个项目，将全国现有的东方文学研究人员的状况调查清楚。第六、基地要继续发扬语言的基础优势，这一优势不能丢。掌握好双语种，作研究就有了锐利的武器。要注重学科的交叉，要拓宽学术视野，丰富治学方法，多搞交叉。要强调打好中国文化基础的底子。季先生、金先生对中国文化都非常精深。要有国际意识，多对外交流，争取东西贯通。搞研究不要跟风，要继承季先生以实证为主的治学之道。这是乾嘉学派的风气，多看原材料，有几分资料，就说几分话。他感觉规划中的一些题目，好像是丛书的题目。
董晓萍在发言中谈到要抓住机遇，基地要成为学术研究的支柱和中坚。基地的成立，说明学术力量在重组。规划稿在课题的广度与深度的平衡上还要讨论。既要有自己的特色，又要学老先生们的特点，要博而精，能跨（专业）。课题的设计对国家、社会的需求要有考虑。在课题方面，印度文学、民间文学都可以做。中韩、中日民间文学的交流，题目小些，可能好做一些。作为基地的管理者，要用好几方面的资源。一是社会资源，把老先生们的成果传下来，将季先生、钟（敬文）先生、启（功）先生的学术资源要整理好。同时，要整合新一代研究者的工作。二是地区资源，大家都在大学里面，要从大学研究室走向地方，多进行技术资源的交流。比如，做东方戏剧研究，在民间还保存有供表演的本子，要同他们共享资源。研究民间文学，要从下层文化入手，解读文本。三是技术资源，现在上面让报课题，各个基地要多做“民间交流”，多合作。四是经济资源，教育部给了基地部分经费，再争取其它的经费。在课题组的工作程序上，可以采取三阶段的办法，即前期分工，参加课题的各地人员在原单位作研究；中期交流，课题作到一定程度，让他们来基地作一、两次讨论；后期进站，课题快完成时，以“高访”、博士后、博士生等其它形式，让他们来基地完成课题。因为“高访”、博士后、博士生，主管部门另有经费下拨，这样既可以把学生带好，又可以把经济问题解决好。基地之间可以课题组合，比如民间文学与史诗研究实际是可以交叉的。在合作方法上，长线与短线项目要并行。这可以有三点：第一，共同对先生们的成果做研究和总结，可以称作“回访性研究”。第二，图书、多媒体资料共享。第三，课程交流，学生们可以互相听课，记学分。还可以开设网络课程。在基地的课题规划设置方面，她认为应该做到三点。第一，有世界性的话题，可以进行国际学术对话。第二，有本地的入口，有自己的特色，又能进行多学科的透视。第三，从三级课题上手，千万别从一级课题上手。目前有不少可以合作的具体课题，比如说唱文学，包括史诗的吟唱；史诗在现代的流传；宗教文学；佛教对物质文化的影响及其在文学中的反馈；这些题目都有交叉性，都可以作。
王一川最后发言，他赞成大家的意见，并建议：第一、有的题目适当缩小规模。比如“汉文学在亚洲各国的影响”，所涉及的语种太多，可以限制在三个语种之内，题目可改为“汉文学在东亚/东南亚的影响”。还有“印度文学在亚洲”，不如改为“印度文学在东亚/东南亚”，或者范围再小一点。第二、要突出特色。基地未来的发展，要有拳头产品。要做非常想做的题目，不要勉为其难。可以向外开放课程，以我为主体，适当接受外来的研究人员。第三、适当增加一点理论问题的研究，希望提出原创性的理论。能不能作一些有关现代中、日、韩的文艺理论比较方面的题目，可以探讨这三个国家的文论对西方文艺理论接受的不同形态，等等。同时东方文学还有一个“活”的方面，档案整理与田野调查，扎实，有用，也可以考虑。
最后，中心主任王邦维表示，将认真考虑大家的每一条意见，把好的意见和建议尽可能地体现在中心今后的研究和管理工作中去，把基地尽量办好。希望大家继续关心和支持中心的工作。王邦维代表中心再次向与会的各位委员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