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推动中国东方学研究在新世纪的发展，促进中外东方学界的交流和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和互补。2001年5月16-18日，由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东方文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2001年北京大学东方学国际研讨会”隆重召开。本次大会的主题是“东方文学与文化——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并设有10个子议题。1）东方学的回顾与展望；2）东方文学、艺术与宗教；3）古代东方文学；4）东方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5）汉文学和文化在亚洲地区的传播；6）印度文学和文化在亚洲地区的传播；7）伊斯兰文学和文化在亚洲地区的传播；8）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交流与影响；9）东方文化与现代化；10）东方文学理论批评。180多名专家和学者出席了这次研讨会，其中来自国外的有22位，分别来自美国、以色列、埃及、印度、伊朗、日本、韩国、蒙古和泰国等9个国家。学者们的学术领域涵盖日本学、朝鲜学、蒙古学、印度学、东南亚研究、阿拉伯学、伊朗学、希伯莱学、埃及学、亚述学和赫梯学等。
在开幕式上，大会名誉主席季羡林教授即席发表了讲话。他说，目前，世界上的主宰依然是西方国家，西方对东方的了解很少，仍然存在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心态。因此，东方学研究者不仅要实施“拿来主义”，还要施行“送去主义”，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东方。季先生还语重心长地告诫年轻学者，要尽可能熟练地掌握英语，了解东方，相互学习，这样才能让世界更全面、真实地了解东方和中国。季先生的讲话在与会年轻学者们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大会举行了两次学术报告会。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王邦维教授、韩国学者金宇照教授（Kim Woojo）、美国学者古鲁葛（A.W.P.Guruge）教授、印度学者甘古丽（Reena Ganguly）教授、北大严绍璗教授、北大梁立基教授、埃及学者穆哈辛·侯赛因先生（Husayn）、北大姜景奎副教授等分别在报告会上发言。
王邦维教授的主题演讲是“东方文学研究在北大：回顾与展望”，他总结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东方文学研究在北大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变化历程，并指出，在季羡林、金克木两位学术大师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下，北大的东方文学研究不仅在国内和国际上确立了学术地位，而且导致一种学术传统的逐渐成型。其主要内涵就是：有雄厚的语言学基础、博洽精深的学识、中外皆修的“彻底性”学风、有深邃的“国际性”学术眼光、博大的学术心襟。而如何将这一学术传统继承并发扬光大，则是北大的东方学研究能否更上一层楼的关键。他还进一步归纳出北大的东方文学研究“三结合”的特点。即：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与作家作品的研究相结合、东方国别文学的研究与东方文学整体研究相结合、文学史的撰写与文学作品的选编相结合。展望将来，他提出要把东方文学的研究与东方文化的研究，与东方社会历史的和现实思潮以及多种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在保持学术品位和水平的同时，更好地体现研究的原创性、前沿性和现实感。
金宇照教授（Kim Woojo）作了“印度学研究在韩国”的报告。她首先概述了韩国的印度学研究简史，介绍了目前韩国设立了印度学课程与学位的大学、相关的学术机构、研究中心以及学术协会。然后重点介绍了韩国对印度哲学、语言、文学、人类学、历史、政治、经济、艺术等方面的研究现状。她最后指出，“发展双边经济合作”等四种因素会促进印度学研究在韩国的深化。
古鲁葛（A.W.P.Guruge）教授的演讲题目是“从《四十二章经》到人间佛教：印度文献对中国文明之影响”。《四十二章经》通常被认为是印度文献传入中国最早的一个实例，其结构和内容就是一部韵散相间的文选形式，来自于印度佛教文献常见的形式。最初至中国传法的僧人就是以这种简明的警句形式，来适应当时的需要。建立在有限文本资源基础上的中国佛教宗派，其发展情况也需要进一步讨论，佛经翻译者们的作用也有待琢磨。他认为，近代中国的“人间佛教”的文献背景，来自广泛的印度佛教文献，既有巴利文三藏，也有大乘经典。这说明印度文献对中国佛教乃至中华文明都有深远的影响。
甘古丽（Reena Ganguly）教授作了“中印现代文学发展的比较研究”的演说。随着中印摆脱西方的殖民统治，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印现代文学进入发展时期。两国现代文学对受到西方的极大影响，比如文学中的价值观、文学作品的结构形式等等。两国现代文学特别是小说，有着许多相似点。比如，封建家庭的压迫、个体的社会痛苦、女性的解放等共同的主题。两国文学中所反映的民族主义、政治斗争、社会变革等等。虽然双方有许多相似点，但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双方之间存在相互的影响。其平行发展乃是源于两个国家有着相同的历史经验。
北大严绍璗教授发表了题为“‘文化语境’与‘变异体’以及文学的发生学——关于文学文本的文化解读、日本古代文学发生学的构想”的演说。他在对日本古代文学文本进行文化解读的基础上，运用文学的发生学理论，讨论这些文本形成时的“文化语境”，以及诸文本所产生的“变异体”，从而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多重源头，作了深入的阐释。
梁立基教授就“面临‘全球化’挑战的东方文学”进行了解说。他首先分析了世界四大文化体系在历史上的兴衰与互动，并指出二战之后，民族独立运动给东方文学带来的发展机遇。他认为，让东方文学走向世界，为世界文学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新课题。他以曾经受过世界四大文化直接影响的东南亚文学为例，探讨了东方文学今后的发展趋势，以及如何将“拿来主义”与“送去主义”相结合的途径与方式。
穆哈辛·侯赛因先生（Husayn）的演讲是“语言是文化交流的工具”。他认为语言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是“比较方法”，他对比了汉语和阿拉伯语的历史变化，以及二者吸收外来词、新构词法、语义变化、语言规范化的基本标准、主要句型等方面的异同。他指出，这一比较研究不仅对中国、阿拉伯的学生学习对方的语言有所帮助，而且对双方的文化交流也起到促进作用。
姜景奎副教授的题目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及其影响”。他分析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土壤，并指出自1980年印度人民党成立之后，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阵线的形成，印度教民族意识、国家意识与文化意识，变得更为强烈和“霸道”。这一意识在宗教上，表现为轻视其它教派，并企图凌驾其它宗教之上；在外交上，表现为在南亚地区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在军事上，表现为大力扩军备战与强行跨进“核门槛”。他认为，这种极端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既危害地区与世界和平，对无益于印度自身的经济发展。
由于与会代表众多，大会安排了四个小组，各自举行了四次专题讨论会。各小组分别为“文学·艺术·宗教”，“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其他东方国家文化）”、“文化交流（东西方文化·伊斯兰文化·古代东方文明）”、“综合（语言·翻译·民族·其他）”。
第一小组发表的论文主要有：“Chinese Tales and the Tale of Genj”（ToyokoYoshida）、“‘儒童’与‘儒童菩萨’”（白化文）、“从神话看印度文学的人性与神性”（边国恩）、“呈·达木丁苏伦与蒙古比较文学”（陈岗龙）、“印地语当代作家阿格叶耶短篇小说创作研究”（郭童）、“清代中日书籍贸易的研究”（胡孝德）、“论佛教与缅甸现代化进程”（姜永仁）、“佛教文学的源与流”（李谋）、“《雪国》与川端式的美”（李强）、“萨满教与英雄史诗的产生”（仁钦道尔吉）、“漱石文学观与日本古典美学”（谭艳红）、“印度的苏非派”（唐孟生）、“介南德尔和心理分析小说”（魏丽明）、“社会文化批评、自我追求以及利己主义”（于荣胜）、“耆那教或然论研究”（张保胜）等。
第二小组发表的论文主要有：“Chinese Journalistic Literature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nese Studies in India”（Debdas）、“The Vaistinavite Movement and its Impact on North-East India”（K.C.Deka）、“Wall Paintings in Temples in Korea”（Tokhi Kang）、“20世纪印度的中国学”（邓兵）、“中泰文化交流的特点及其前景”（傅增有）、“传统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化心理”（戈富平）、“古代印度教和佛教的施舍观念及其异同”（葛维钧）、“从中国戏剧形态的演化看中印两国间的文化交流”（王燕）、“印度佛教的付法藏故事及其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王邦维）、“印度文化在亚洲的传播”（张德福）、“龙门石窟新发现的阿育王造像及其文化意义的探讨”（张乃翥等）、“印度巴利文影响下的傣文与佛经文学”（吴永年）等。
第三小组发表的论文主要有：“近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学”（陈融）、“东西方文化的异同与对西方文化的吸取”（陈峰君）、“A Mono-phonetic Lexical List”（拱玉书）、“阿拉伯现代文学作为民族主义思潮的有效载体”（林丰民）、“20世纪伊斯兰世界文化思潮浅议”（刘曙雄）、“历史、文化因素与泰国威权政治的产生”（任一雄）、“印度古代美意识的矛盾性”（卢铁澎）、“中波古典情诗中的喻托”（穆宏燕）、“中国文物与日本茶道”（滕军）、“《史集·中国史》——中国与波斯古代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献”（王一丹）等。
第四小组发表的论文主要有：“文化克隆”（Faroog Guwaida）、“‘Po’：A Word Used for Maming the Thai State Leader”（Pornpen Hantrakool）、“波你尼语法体系引起的启示”（段晴）、“《宋高僧传》中与佛经翻译有关的几段资料”（高鸿）、“东方古代文学中的民族意识”（黎跃进）、“印度尼西亚饮食文化的传承与惯制”（梁敏和）、“元禄町人的主情主义伦理”（刘金才）、“《一千零一日》的影响与接受”（孟昭毅）、“泰戈尔在印度小说史上的地位”（唐仁虎）、“《韦旭升文集》和‘立足中国’问题”（韦旭升）、“东方神话——东方文化源头论”（魏善浩）、“印尼华人马来语文学诞生的历史机遇和条件”（张玉安）、“东方文化的魅力和东亚文化的精髓”（赵杰）、“悉昙学叙论”（周广荣）等。
与会学者们的论文涉及东方的文学、艺术、文化交流、民族、宗教、语言、翻译、古代文献考释、民俗等多方面的学术问题。分组会上，学者们各抒己见，互相切磋，互相交流，并对感兴趣的重点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和深入的探讨。在会议进行期间，17日下午，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举办了“庆祝季羡林教授90华诞暨从事东方学研究66周年大会”。
此次大会是北大东方文学研究中心2000年12月被评为国家文科重点研究基地以来，召开的首次国际学术研讨会。通过这次研讨会，我国的学者进一步加深各国学者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对进一步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以及对我国乃至世界东方学的发展也将有比较深远的影响。